1965年春天，孙志远部长在三机部651会议期间提到，十所下一个型号任务可能是测绘伊尔－18。为了尽快开展测绘仿制的前期准备，徐舜寿回到所里后，便安排一批同志立即进京，广泛收集运输机，特别是民用客机方面的情报资料，包括民用飞机的设计规范。赵学训回忆：
“1965年初夏，我正在北京大学参加风洞试验，突然接到长途电话，叫我连夜赶回沈阳见徐总。徐总指示我们，为了给上级当参谋，并为我所下一阶段的任务做准备，必须立即广泛收集运输机，特别是民用客机方面的情报资料，尤其要注意收集苏联民用飞机安-24，伊尔-18的设计资料。于是，我和其他同志又赶回北京，奔走在几个情报单位之间收集资料，进行调拨。
5月下旬，徐总在京西宾馆开会，讨论‘三五’期间我国航空工业发展规划。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和郑玉麟副总师到宾馆去看望他。在送我们回来的路上，徐总说，我们这个所队伍太年轻，需要一个全过程的锻炼，当前首先要买一架运输机来测绘仿制。徐总由设计歼教1到搞‘东风l07’，又回头摸透米格-21的曲折道路来说明他的观点。在谈到飞机设计中的战略决策，总体和局部的关系时，徐总吟诵了一首苏东坡的七言绝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他那深思熟虑的谈吐，富有哲理的旁征博引深深地吸引着我，就像是把一幅幅飞机设计的宏伟蓝图展现在我的面前。
不久，在徐总的带领下，我所全体入关西迁。一年之后，我国从苏联引进的安-24飞机飞抵阎良，全所在徐总的带领下，投入了紧张的运7飞机的测绘设计工作。”
此时，国家已经批准三机部引进苏制图-124和安-24B客机各两架，在空34师试飞。经过徐舜寿等专家的分析论证，认为根据当前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状况，运输机还得遵循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道路，循序渐进。仿制机种以安－24为好，因为它是一架涡轮螺旋桨飞机，较为先进，且经济实用。此外，该机采用了胶接点焊，整体壁板等新工艺，技术起点高，有利于促进我国运输机设计较快发展。
三机部采纳了这个意见，把测绘仿制安－24作为“三五”期间发展运输机的起点。1966年4月7日，三机部以（66）三生字534号文向十所、172厂正式下达了测绘试制国产运7飞机的任务，要求按照测绘仿制之路来组织设计。同时要求：
“在拟订方案时，要考虑在不影响气动力的前提下，将外形做一定的改变，总要与原来的安－24有些不同。还可考虑增加一些载油量，以增大航程……”
安-24样机也于同期飞抵阎良。十所和172厂领导在一起研究了厂所下一步如何组织实施，决定要摸着石头过河，走厂所结合的道路。
1966年3月，厂所联合成立了运7仿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徐舜寿担任了领导小组副组长①。
1966年4月，徐舜寿亲自起草了“关于测绘仿制安-24飞机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向部汇报了厂所联合工作的进展、测绘工作方案和原则、进度、组织工作，并计划该机在1969年底完成定型。
本着早出成果，迅速占领中型运输机阵地的原则，徐舜寿在报告中提出：
“第一批飞机以客机测绘为主，先改一点外形线条，不改气动布局；同时，由六院十所副所长高鹏带技术人员去空运、空降部队做调查访问，根据空军的战术技术要求做进一步分析论证后，尽可能加以更改，使之适用于军运（即在测绘仿制客机的同时，积极着手改型军用运输机的准备工作）。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设想第一批飞机以测绘仿制为主，在不影响气动布局的前提下，小改外形，如门窗轮廓、机头、背鳍的外形线条等，内部布置只对驾驶舱和旅客舱布置进行少量更改，并采用运6、直5的乘客座椅。这种飞机在拆掉座椅后，也可做一般军运。将来，在向空军调查军用运输机要求加以论证，提出方案，经批准后再大改，使之成为专门的军用运输机。为了取得经验，我们设想可在外形测量和制订总方案的同时，拆取水平安定面和主起落架两个部件，作为测绘仿制试点……”
1966年4月，样机到位。在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厂所干部和技术人员迅速开展了测绘飞机，组织空、地勤人员座谈会，讨论测绘工作的总体方案和原则等一系列工作。分散在哈尔滨、青岛等地实习的同志们接到指令，迅速返回阎良，参加到运7飞机现场测绘设计中。
1966年1月，哈尔滨122厂抽调132名设计人员和工人，加入到十所的行列，增强了十所的技术力量。
吴克明回忆：
“在购安-24支线客机的同时，他极力主张派楼国耀（注：苏联茹科夫斯基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生，1961年回国）、蒋水根（3315发动机主管）等人随空34师李本顺接机团队出国考察。准备测绘生产。并指示，在测绘的同时，还要与安-24飞机有所不同。曾一度在平尾上加端板、改腹鳍等。1966年样机到后，在172厂1号厂房，测绘人员现场办公。一天徐总在技术科的同志陪同下来到测绘现场。询问了许多问题，讲话很风趣，他非常生动而又深刻简述了他经历过的实践：
仿制是糊涂的，测绘是写生的，摸透是真懂的。
在场人员并非一下都能理解，简单解释，的确如此。仿制就是按提供的图纸、技术条件、工艺文件生产制造，对设计来说，不知其然；测绘就是依样画葫芦，如同美术中的静物实景写生，但有了自己的图画了，测绘分解后，也得到一些‘解剖’认识；摸透则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的一系列问题，这才是真正明白设计含义。当时测绘现场几乎没有50年代的老同志，大都是1962年以后进所的年轻人。他强调：飞机上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一个小铆钉也不能少。你们先老老实实描绘下来，然后改一个‘画法’，既要写生，也要摸透，对自行设计，这些都是‘基本功’。
在日常工作中，徐总观察现象很细致，看问题很深刻，描绘很生动。看上去为人很严肃，但说话很风趣。”
徐舜寿经常对技术骨干讲，飞机设计重在综合。一个成功的飞机都是综合得比较好的，若要更改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第一步要以测绘仿制旅客机为主，更改要慎重，要通过多方面分析对比，重要的还要先进行试验，考虑要周全。
1966年7月23日，十所和172厂联合上报了研制总方案；1966年10月10日，叶剑英副主席批示“拟同意，请总理审示”。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作出批复“同意。外形应有所不同。”
1966年10月13日，三机部依据总理的指示，以（66）三院字1297号文同意研制总方案；10月27日，国务院国防工办以（66）办三字276号文正式下达了运7测绘设计试制任务，并命名为运输机7型——“Y-7”。
徐舜寿曾对技术骨干讲：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解决了主要矛盾，问题就解决了70%，再解决次要矛盾，任务就可完成95%。工程上的问题解决到95%就可以了，余下的5%可以通过加大余度（安全系数）来解决。他讲，余下的5%属于精雕细刻，可以让学者、教授、研究人员去解决，这也是工程技术人员和航空科学研究人员的差异之一。当时已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些同志以部队需要军用运输机为理由，提出了将安-24飞机改为军用运输机的方案，实际上是否定了先上客机的方案。当时的局势已经比较混乱，表面上是按照旅客机来测绘，实际上是在推行贯彻改军用飞机的思路。
徐舜寿曾明确反对不经过讨论和事先研究就拍脑袋做决定的做法，认为这是“游击作风”。基于早期工作曾经出现过浮夸风，徐舜寿对技术工作中的这种浮夸作风是反对的，他始终坚持要贯彻科学严谨的作风，竭力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在军机方案尚未获准的情况下，十所按伞兵型运输机的要求开始测绘设计，在原准机的机身腹部开了一个向下打开的大舱门，并于1969年3月发完了全部5万张A4的图纸。大舱门破坏了机身受力结构，强度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由于缺乏计算手段和设计试验经验，这个方案报到上级机关后，被否定了。
1969年11月，在向空军司令汇报方案时，上级领导又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完全按照原型机测绘仿制。按毛主席指示的，学写字要先学“正楷”。按照这一要求，运7又开始按安-24飞机的原样进行测绘发图。直至1982年，运7客机型飞机才获准定型。
运7飞机从伞兵型、空降机、混合型、货机型回归到“学正楷”，走了一个大弯路，前后损失了6年多宝贵时间，报废了三套几万张A4的图纸和1000多套工艺装备。在经历了迂回曲折之后，重新回到起点。实践证明，徐舜寿提出的运7测绘仿制方案是正确的。
高忠社回忆：
“运7测绘一开始，徐舜寿这个方案就被那个时候掌权的领导否定了。
中央下的文件是要按照旅客机来测绘，徐舜寿当时在思考这个方案该怎么来测绘，但是有领导强调这个飞机要为部队服务。运输机违背了上级中央的精神，当时的局势比较乱，提出来要备战备荒，要随时准备打仗。所以表面上是按照旅客机来测绘，但实际上是按军用飞机来干的，所以最后改成伞兵型、机降型之类的，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方。
当时，周总理说，研究测绘，但要有所不同。当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要是跟苏联的飞机一摸一样的，人家就会提出来抗议的，所以总理提出来要按照旅客机测绘，但要有所不同。当时徐舜寿就提出要把机身加长一点，大概加长了180多毫米，另一个就是把原来圆形的窗户改成椭圆形的，还有就是尾翼的外形也做了一些修整，按这个方案测绘就会跟原机有所不同了。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徐舜寿基本上就靠边站了，实际上就把他的方案否定了。名义上按照客机测绘，实际则是按军用来干，花了6年时间搞的四五个方案，画了好几万A4的图纸全报废了。当时这个大舱门设计出来以后，没法算强度。因为伞兵要伞降，所以必须要开个大舱门，机身上开个大舱门以后，强度怎么算呢？当时陈一坚很清楚，他是强度组的，我是机身组的，这个必须要算出来，算不出来我怎么设计呀，强度到底够不够。我初步估算了一下，但我们不是搞强度的，最后需要他们来审，但没人算，算不出来，所以后来报到上面也把这个方案给否定了，图纸都画了，前面的功夫也就全浪费了。后来又改成伞兵型、机降型，机降着陆是林彪提出来的，他当时提出来两个大搞，大搞运输机和大搞直升机，当时有的领导是跟得很紧的。
如果按照徐舜寿当时的这个思想，顺利的话，运7测绘也要不了16年。当时走了一个大圈，搞了5个型号，1979年左右才定型，搞了四五个方案，机降型、伞兵型、运输机型，根本就是瞎整。弄来弄去根本弄不成，最后又下了一个文件，原样画，不要动它。毛泽东说学写字要先学写正楷，走路还不会，不要一开始就学跑，后来除了座舱加长了以外，其他都是跟原来一摸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
运7飞机是为满足20世纪中期我国国内航空支线运输需求，按照前苏联安-24B23批05架飞机实物测绘设计试制的一种中短程旅客机。该机于1966年开始测绘设计，1982年设计定型，1984年交付民航使用。
注释：
①关于运7测绘仿制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和人选，在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有两种表述。
一、1966年3月14日，172厂、十所“关于测绘仿制安-24运输机的联合请示报告”：
测绘仿制工作的组织安排
1.在厂、所党委领导下，成立测绘仿制领导小组，以李溪溥、徐舜寿为正、副组长。另在现场成立联合办公室，由陆颂善、王洪章具体组织工作。
……
二、1966年5月3日，十所“关于测绘仿制安-24飞机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在组织工作上，我们在三月间曾在工作队党委领导下进行了讨论，明确厂、所在组织合并之前，先合工作，先合思想，联合成立运7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一领导日常工作。现在我们确定领导小组由172厂李溪溥、陆颂善、刘纪元，十所李纯彦、徐舜寿、王洪章、童乔生等7人组成。以李纯彦同志为组长，李溪溥、徐舜寿为副组长。并确定办公室由王洪章同志为主任，童乔生和172厂刘纪元为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