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在强度和轰8小组坐下来”
1967年3月27日，徐舜寿向六院曹丹辉副院长汇报了他在一所9个多月的经历和军管小组通知他回十所的事。在那次汇报中，他讲了三点：前面两点主要谈他在一所的情况和十所对他的看法；第三点，他主要谈了自己回十所后的想法。
“这次回十所主要想多做些具体技术工作。我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工作到今年3月共10年半，但出差、出国、住医院疗养、搞运动就有5年半，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只有5年，其中大半时间是在开会，真正搞技术的时间太少了。这种情况将来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回去就改变。要多做具体技术工作，当然对技术道路方针的问题也要提意见，但更主要的是自己拉计算尺、看报告、画图。”
他谈到自己一直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几次要求不当副所长。
“我常对同志们说，我过去名义上是总设计师，但做不了技术工作，是在向技术官僚的路上走。这次运动过后一定要改变！”
经请示获六院批准，徐舜寿于1967年4月1日晚回到阎良。当时他想得比较简单，认为自己主要是回去工作的。
“回来之初，我认为我1960年以前问题，组织已有结论，1961年以后，一所的问题可在一所搞清解决。1964年后在十所主要是科研道路的问题，可在将来批判解决，所以回来后想多做些具体技术工作来弥补过去对工作造成的损失，我对于自己的错误，在所内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怎么搞，我是没有认真对待和考虑的。”
（《文革残稿》1967年5月25日）
回到十所的第一个月，徐舜寿并没有引起“造反派”太多的注意。当时，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被狂热的人们暂时忘记了。1967年4月10日，在向几个群众组织报到以后，他写了一封表明自己意愿的信。
“回所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除了积极参加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在生产任务方面，也对运7、轰5甲和轰8任务做了一般了解（816任务因是“单线”，所以按惯例我可以去了解），关于我今后工作，我知道你们正在考虑安排，在你们未做决定前，我个人意见希望能除了让我参加一些有关方案方针的讨论会以外，主要还是在载荷计算、运7疲劳、轰8方案比较等方面多做一些具体计算设计工作。今天起我打算在强度和轰8小组坐下来，参加工作，如果你们有不同意见，请立即通知我。”
（《文革残稿》1967年4月10日）
那一段时间，他讲过：“我到十所已将近三年了，而真正做工作的时间不过几个月，技术工作做得更少。从过去十多年的工作来看，我的政治水平和技术水平都不适于做领导工作，很想回来后只做具体技术工作。再也不想光动嘴不动手地浮在上面了！”
当时，十所有一部分科研室主任还没有被冲击，他们还在尽力地维持着正常的科研生产工作，在政治运动的喧闹声中埋头研究运7测绘仿制。徐舜寿偶尔也会被调到研究室搞些装订报告之类的零碎事。
钟定逵回忆：
“……批斗以后有点缓和，把他从牛棚里放了出来。当时房间很紧张，别的地方不能坐，就坐到了主任办公室，我当时是强度室的副主任。
运7飞机是根据1960年的民航规范设计的，苏联的民航规范不给我们，美国的什么规范、适航等更没有了。载荷有数据，你不能盲目地去用它，得证实，这个数据需要计算出来才行。但我们用1953年拿到的苏联1947年的规范算，怎么算，这个数据也太大了。
记得当时我在组织讨论运7载荷。他呢，被安排到我们强度室装订强度报告。听着我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他装订的时候手就停了。我记得他说，让我发个言可以吗？当时我心想，既然是技术副所长，技术上可以，又不是发表政治观点，对不对？我就请他说，他说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这件事情说明了一点，就是那个时候，他那么一个处境，他知道会引起麻烦的，他还是想运用他的知识来搞飞机设计。他的一生总是想到要搞自行设计的飞机……”
猝不及防的形势变化
4月20日，一个战斗队第一次贴出关于他的大字报，提到他当过国民党空军少校。4月25日，第一次批判会上提出要他交代历史问题等。5月16日中午，三个群众组织来到他家，要找清华年刊上的缺页。
运动的发展开始脱离了他原来想象的轨道。
清华年刊是1937年徐舜寿毕业时学校发的。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已被抄走。这次，是要他交出其中的缺页。5月16日，徐舜寿在给“燎原红色造反兵团，红似火战斗队”的交代材料上坦然地写道：
“那一本清华1939年年刊上，剪坏的是一些广告页（解放前，各大学惯例由毕业班学生出一本年刊，相当于同学录性质，经费靠广告收入，出版后毕业生每人发一本），这是我在解放前就剪掉了的，现在无法交上。”
（《文革残稿》1967年5月16日）
在徐舜寿文革残稿的合订本中，此件始于00195页。此件后的00201、00202页为该件的草稿，字迹凌乱，内容基本相同。其中00202页为半页纸。
这张大字报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得对他的斗争升级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反分子”、“国民党特务”……不由分说地扣在了徐舜寿头上。
十所的人们永远记住了：
“跃进四号楼一楼西头，那间几易其主、至今已不复存在的小屋，那段铭心刻骨的带血记忆至今仍封存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当时文革中的两大派都在斗徐舜寿。把徐舜寿关进这间被当做“牛棚”的屋子里。
每天劳动时，躯体日渐衰弱的他备受屈辱，必须把造反派做的牌子用一根细绳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一块二尺长、一尺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的是邪恶的诽谤和恶意的侮辱。
白天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拉猪粪、扫地、搬砖、钉那似乎永远也钉不完的铁丝网。晚上，则是无休止的批斗、殴打，不准他睡觉。不少人看到他被打得伤痕累累、耳朵出血。
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大会上，他被迫深深地弯腰，把头低到几乎挨着面前的地面，这是那个年代所谓的‘喷气式’。他的腰椎做过手术且钉有钢板，不能自主达到‘造反派’们的‘革命标准’，于是两个人按下他的头、拉起他的臂，让他的两臂直直地向后、向上，又几乎与地面垂直。
他患有肺气肿，文革前，每年都需要疗养。但那个时候，他被迫天天早晨跑步。这是一种恶意的惩罚，在他跑不动的时候，会受到铁丝、皮带的抽打，有时甚至会给他拴上汽车用防滑链……”
“小鹰500”飞机的总设计师龚国政回忆：
“当时，国内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许多知名人士相继被迫害致死，周总理下达指示要保护这些学术权威。当时618所所长、一级工程师、我国自动控制专家昝凌被迫害致死后，我曾找军宣队队长××，要求保护徐舜寿，××说徐是二级工程师，不在保护之列。这就造成了悲剧，让我们失去了一代宗师徐舜寿。”
龚国政在这里提到了昝凌。
昝凌，原名昝宝生，年长徐舜寿5岁。1932年，以优异成绩升入南开大学数学系。1936年转入北京清华大学数学系。1937年进中央大学机特班，与徐舜寿是同学。1945年夏，昝凌被派往英国学习航空技术。1949年，昝凌和20多位中高级技术人员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掩护下，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在上海迎来了解放。在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昝凌任特设仪表电气组组长，又与徐舜寿共事。
1951年6月，昝凌与徐舜寿再次走到一起，同在航空工业局工作。他于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昝凌向航空工业局分党组递交了《关于发展航空仪表研究设计工作的建议》。局分党组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成立航空仪表设计室，并指定他负责筹备。1957年3月，航空仪表设计室在北京正式成立。昝凌任室主任兼总设计师。1960年3月，经一机部批准，航空仪表设计室扩编为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昝凌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昝凌待人和气，谈吐幽默，平易近人，生活俭朴。即使是国家一级工程师，也没有得到“保护”。饱受精神与肉体的严重摧残，于1967年9月10日猝然去世，终年55岁。他与徐舜寿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也有着相似的生命终结。
1967年5月31日，徐舜寿在向“燎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造反总部”、“111战斗队”和“雄鹰兵团”等交代时，谈到自己回所以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他的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1.……有了那封给四个组织的很错误的信…… 2.在工人兵团等斗争了我，又要我在他们面前翻箱倒柜时，我还是有对抗心理的，心里很想不通，所以有些东西他们没有看到我就不交，直到第三天想通了，才主动交，在这一转变过程中，111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徐舜寿跑不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觉得这两件事是我回所以后的最严重的错误……”
（《文革残稿》1967年5月31日）
给四个组织的信，应该是1967年4月22日的这一封，信中写道：
“最近所内有几张大字报，要求一所公布送来我的材料，现将我的意见报告你们：
一、整理这个材料的‘专案组’，是一所原党委和工作队在去年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时组成的……
二、这份所谓核实材料是去年8、9、10月间整理的，没有通过群众讨论，也未经一所党委通过……我特别要提出的是：这份材料并未和我核实过，我对其内容、观点毫无所知。
三、我建议，为了正确对待我的问题，最好先把材料向我核实，让我对你们四个组织的领导说明情况后，再对材料进行处理，在此以前如你们要公布，我保留申诉的权利。”
（《文革残稿》1967年4月22日）
这张大字报表现出的不妥协的态度使得对他的斗争再次升级。不仅“触及灵魂”，而且开始触及皮肉。
希望解脱
5月中旬以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大字报上多次提到，说他挑动群众斗群众。徐舜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科研道路、发展飞机设计事业的思路、培养技术干部的方法等等，他已不可能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见解和原则了。他看到，这些问题不再是学术或者业务问题，而是上升到了他所不能理解的政治高度。他只能按照最高指示、报纸社论来对自己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
即使这样，对“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一个并非十恶不赦的罪名，他抗争了。1967年6月21日，他在交代中写道：
“我一直以为我在一所的问题要在一所了结后回十所，所以不可能去想挑动十所群众斗群众来让我自己过关，而且我也很知道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我在去年在沈阳见过不少，所以也不会去想挑动群众斗群众，来转移目标，为自己捞什么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