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小时候读书不用功，叔叔项梁请来先生教他识字、写字。他偏偏不学，却跑出学校去学击剑。于是项梁又教他学击剑，谁知项羽也不专心，项梁非常生气，为项羽的顽皮而伤尽了脑筋。但他却并没有强迫命令，也没有撒手不管，只是耐心细致地去观察他的性格特点，去寻找他的志趣爱好。终于发现项羽对兵法、战术感兴趣。于是顺着他的心意，亲自教他兵法、战术。果然，项羽对带兵打仗十分感兴趣，一点就通，最终成为一代霸王。
教子感悟：
每个孩子的气质、个性、兴趣、能力都有所不同，因此要求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训练要因人而异，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做到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这样，教育才能顺利进行，才能成功，才能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家长完全由主观意愿出发，盲目的对孩子实施教育、训练。比如，不管孩子的气质类型如何，稍不注意就大发雷霆，吹胡子瞪眼，甚至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这样胆小的孩子就会在家长的威逼、严惩下，变得胆子更小，甚至被逼得说瞎话。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性格品质好坏不论，只要欣赏，就大加鼓励、赞赏；要是不喜欢的，即使是好的品质也不支持、鼓励。有的家长不管孩子的兴趣、爱好如何，粗暴的强制孩子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强迫孩子学习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也有的家长不从孩子实际能力水平出发，简单地与别的孩子或是家长小时候攀比，认为只要别家孩子能学会的，自己的孩子也能学会，或认为自己小时候学习没有费这么大力气，那么自己的孩子也应学得轻松。他们强制孩子学习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学不会就讽刺、挖苦、谩骂、殴打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了因材施教的原则，肯定要失败的。
因材施教，首先就是要认准、把握“材”字。所谓“材”，就是看他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要了解他究竟适合做什么。是适合做领导，还是适合做学者；是适合搞科学研究，还是适合做文艺创作等。家长可以从孩子平时的言谈举止去观察孩子在性格、气质、志趣、能力等方面有哪些特点，也可以通过与孩子的谈话交流去了解孩子自己的志趣、理想和抱负。认准了是什么“材”，家长就可以根据材的不同性质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从而对孩子进行最好的教育。家长在对孩子因材施教的过程中也要有耐心，不能因为暂时的失败就放弃孩子，要不断寻找最适合孩子的教育及学习方法。
同时，因材施教并不是完全否定家长对子女学习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对孩子的学习兴趣放任自流。对于孩子一些并不恰当的行为和兴趣，要及时予以指导纠正。对于那些在兴趣、能力方面尚无明显特点的孩子，家长视情况为他们创造一定的环境，有意识地启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13．言传身教──梁启超教子
自号“饮冰室主人”的梁启超，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编为《饮冰室文集》。而身为父亲的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全方位精心教子，引导9个子女“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使他们人人学有所长，个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后来他们中有三位是中科院院士，也有社会活动家、爱国军官和新四军老战士，真可谓是梁氏一家“满门俊秀”！
在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梁启超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身教。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人活精神”，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孩子们小时，他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儿女：“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的。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严以律己：“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1年，该选学具体的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并向大哥思成叙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在指导孩子如何做学问的问题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读书时，各科成绩优秀，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当孩子们在学业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引导他们解开疙瘩，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教导他们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们“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3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梁启超不仅注重用自身的言教和身教教育孩子，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五子思礼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1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其实是“天道酬勤”，埋头耕耘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梁启超付出极大心血精心教子，换来的是9个子女个个成才的硕果。其中，长子梁思成成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成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而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成了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对生长在“满门俊秀”家庭的子女而言，父亲梁启超，的确是“父爱如山”啊！
教子感悟：
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父母企图按照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判断去改造子女，像制造产品一样重新创造自我，也就是说，是改造子女而不是引导子女。其实，子女是独立的自我，个性、才情自有其特色，不可能是父母的再现，包办代替是南辕北辙，绝对不可能行得通。最重要的应该是为他们提供发挥自我、展示才华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受良好教育的条件。当然，教育可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它们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但相对来讲，学校教育具有根本意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只能是辅助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提供条件，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子女提供受良好教育的条件。
比起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条件来，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也很重要。如果说，充足的条件是物质的，那么，人生理念则属精神的，二者缺一不可。虽然不能强迫子女接受甚至必须按照父母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去生活，但毕竟父母有多年的生活积累，不乏经验乃至教训，将这些人生的感悟去告诉子女，影响子女，自然是子女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理念决定人生的态度，甚至会左右命运的归宿。所以，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抓住有利时机，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梁启超所谈的人生理念涉及做人、心性修养，如何面对社会和面对自己等许多方面，而且感悟深刻，不仅对其子女有用，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精神财富。将这些论述大体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