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航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名人与航空的关系更是密切，乘飞机出行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然而，世界上能够亲手驾机升空飞行的人并不多，能够驾机飞行的名人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时期以来，凭着职业的敏感与兴趣，我们收集了一些国际名人驾机飞行的素材，并将部分编写成篇登在某些杂志上。尽管这些故事发生在100多年间的不同时期，背景与情节也各不相同，然而，当把它们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这些名人驾机飞行的传奇背后有很多相通的东西。
当热血男儿将驾机飞行、升空作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生俱来的怯懦则退避一旁；一次次勇敢地驾机飞上蓝天，意志经过磨砺变得更加坚强；拥有了这份坚强意志，敢藐视人世间一切困难险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军肆虐欧洲大陆并大举进攻英国，悲观情绪弥漫在英伦上空的危急关头，丘吉尔大声疾呼：“让我们投身于国家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叙利亚人哈菲兹·阿萨德、以色列人埃泽尔·魏茨曼、美国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埃及人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历经千难万险，甚至死里逃生，最后，脱颖而出，由一名普通飞行员一步步成长为国家元首。他们的那份超人的毅力从哪里而来？答案非常清楚，来自于长期驾机飞行的历练。
驾驶飞机在空中自由翱翔，不仅令普通人心驰神往，政要、名流也不例外。约旦前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作为一国之君，既无须以驾机飞行为业，也无须通过它证明什么。然而，他却一辈子酷爱驾机飞行，几次还险些为此丧命。当他身患绝症，平生最后一次驾机飞回祖国走下舷梯，眼含热泪深情地回望所深爱的飞机并缓缓挥手与之告别之时，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全世界的人通过媒体看到这一幕，对他那“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超凡执著也无不为之动容。
随着时代的进步，航空活动逐渐普及，驾机飞行的价值也趋向多元。有些时候，它也成为了达成某种不可言传的目的和手段。例如，当时已经是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的普京，第一次驾机飞行也许是不经意而为之。然而，它却客观上宣扬甚至炫耀了自己，并给他的从政以有力的帮助。随后，世界上就有人纷纷效仿。与普京同时期的泰国总理他信、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印度总统卡拉姆和帕蒂尔、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等，争先恐后地上演了一幕幕“驾机飞行秀”。
更有甚者，职业飞行员出身的立陶宛人罗兰达斯·帕克萨斯，在参加总统竞选第一轮处于明显劣势之际，决定举行个人专场特技飞行表演拉选票。最后，他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艺，在那个崇尚飞行的国度赢得了国民的高度信任，第二轮竞选中反败为胜，成功当选。
站在不同的平台上观看飞行，视角不同，能看到不同的精彩；从不同的层次上感受飞行，高度不同，能受到不同的启迪。驾机在蓝天上飞翔，上下左右翻飞腾跃，那份酣畅淋漓的惬意，不身临其境是无从领略的。同样，驾机飞行所承受的那份风险及其给人的启示，不身临其境也是无从经历与感受的。
人类在成功发明飞机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与之俱来的空难。在世界航空史上，早期能够数得上的飞行大家和驾机飞行的名人，几乎都有发生飞行事故的记录。有的很幸运，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残骸堆里爬出来，生动地向后人讲述当年的惊险与奇迹；有的则很不幸，鲜活旺盛的生命在瞬间戛然而止，定格成血淋淋的记忆与沉重的叹息。也许正是因为驾机飞行是一个高风险的行当，所以，一代又一代人在牺牲中不懈探索化解风险之道。今天，大量事实和数据已经让人们充分相信：飞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100多年间，驾机飞行由风险最大演变成风险最小，个中辛酸苦辣且不说，由此形成的一整套风险管控策略却是真真切切、行之有效的。如果将其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并推而广之，也能对其他的风险管理普遍产生积极作用。
这些，也是那些名人酷爱并感激驾机飞行的一个重要理由。英国人埃德加·弗兰克·科德，完成从皇家空军飞行员、空战英雄到“关系数据库之父”的华丽转身，站在国际计算机界的最高奖——图灵奖的领奖台上的时候，不由地感慨：“驾机飞行培养了我很多能力，例如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原理看待事物，或者用本能来判断问题。”“迪拜奇迹”的总导演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卢·马克图姆，成功挽救国家经济大厦于将倾，之后，不无感慨地把一切与自己驾机飞行的经历联系起来：“我在飞行生涯中，学会了在混沌的状态下控制风险，以及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并实现目标的本领。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我一直沿用从飞行中学到的这套本领，屡用屡胜，受益终身。”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普通人出于责任驾机升空，一飞不可收而成为名人；有些名人因为兴趣驾机飞行，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进而又提高了知名度。然而，不论什么缘由，每位国际名人驾机飞行的传奇经历都颇耐人寻味。
作 者
2012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