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胥长江老师在班上进行过读一本书活动，选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们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每天晚自习，她让一位同学讲一段书中的故事，然后讲心得与体会。使我了解到保尔·柯察金怎样对待监狱、战争、工作、友谊、爱情、疾病、挫折，以及怎样对待革命与个人、公与私、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保尔·柯察金战胜病魔、战胜敌人、战胜自己，永不掉队的英勇气概。知道了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什么都不惧怕。人生就应该这样，像保尔一样度过……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保尔的勇气给了我勇气，保尔的追求成了我的追求，激励着我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去克服困难、战胜病魔、发奋图强。
人生目标的选择定位，能否在青年时期就立定志向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奋斗，对人一生事业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在我的中学学习中，增长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思想境界和政治认识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深受聂荣臻、《红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部名著的影响，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第一次得到了升华。
江津一中一向以管理严格而出名，犹如一所军校。一个不大的房间内分上下铺住有十来个学生，每天早上都必须按时统一起床，然后是做早操、早自习，早自习之后是短暂的早餐。早餐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就是稀饭就咸菜，好一点的话会有些花生米。
然后便是一天的上课学习，上午四节，下午两节，下午课结束后有两小时的劳卫制锻炼，主要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质而开展的一系列诸如跑步、跳远、篮球之类的体育活动和劳动。学校对学生的体育锻炼相当重视，除了劳卫制锻炼，每周还设有两节体育课，一节军训课。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晚10点全校准时关灯睡觉，每天如此。
一天的学习生活显得紧凑而规律，简单却充实。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江津一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我初中的第一任体育老师李厚存还曾获得过民国时期全国田径比赛标枪第四名。学校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正是李老师一手开创和筹办的。在我进校的那一年正式举办了第一届校田径运动会，这可是学校的一大盛事，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热闹的运动会。开幕式之前，全校师生列队在校鼓号队敲锣打鼓的声响中绕江津城游行一圈，之后在学校的后操场举行开幕式。整个运动会持续两天，学校像过节一样，好不热闹，就连食堂也加餐了。我和大家时而在操场上尽情地欢呼着、奔跑着，时而为同学加油喝彩。
为了节约经费，运动会的奖状是学校美术老师严松父先生自己画的，那一张张18开的宣纸上是他妙笔画上的美丽图案，最后由校领导亲自填上获奖同学的姓名、比赛项目和名次，颁奖给体育健儿们。在比赛中还专门出了简报，有报道赛事的稿子，还有形象逼真的绘画。此后，田径运动会每年都举行，也越办越热闹，越来越别开生面。
学校特别重视对学生劳动技能的培养。组织了各种义务劳动。从学校本部到山上新校区的路便是同学们用自己的双手铺好的。由于路面是黏性很强的泥土，每逢下雨，整条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犹如浆糊一般，师生行走其上非常艰难。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学校倡议同学们义务铺路，到502厂的锅炉房搬煤炭渣铺路。每天早上学生们便端起满满一盆煤炭灰加入到铺路的队伍中。经过同学们反复地铺煤渣，终于改善了路面状况。到我们毕业时，路面都比原来高出近一尺。
新校区的围墙也是大家用鹅卵石一个一个地堆砌而成，平操场、平地也是义务劳动的内容之一。甚至，吃的米也是由同学们自己到城里的仓库用脸盆端到食堂的；食堂烧的煤是同学们周末到笔架峰煤矿挑回来的；吃的水也是大家从长江挑到学校的大水池的。水挑回来后，往大水池里加入一定量的明矾净化，便成了整个学校师生的饮用水。在学校的后山上，每个班都种有各种蔬菜，平时自己打理，定期交到食堂。遇到旱灾时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去帮助农民进行灌溉等救灾工作。
大量的劳动锻炼不仅培养了学生们的劳动热情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而且也增强了学生们的体质。几年这样坚持锻炼，我原本体弱多病的身体居然有了明显的改善，不仅很少生病，而且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直到现在，我的身子骨都依然有着军人体魄。
下午锻炼完后便是晚饭时间。晚饭和午饭都差不多，八人一桌，主食是米饭，晚饭有时是稀饭，菜是一荤两素，由每桌的桌长分菜。一开始，饭是放在大蒸笼里，由学生自己去添。这样就出了乱子，每次食堂一开门，学生们便如狼似虎地跑去抢饭，而低年级和弱小的同学就吃亏了，长得还不到饭桶高，只有等高年级的学长们一阵风卷残云之后再去，剩下的饭已不多，常常不够分配。
一次，一位低年级的同学因为去抢饭被一个学长推倒在地上，那时我上初一，亲眼目睹这个情况，竟毫不畏惧长得人高马大的师兄，狠狠地数落了他一番。这位师兄自知理亏，被我说得脸红语塞，最后还主动帮那个小同学盛满米饭。后来，学校食堂发现这样的抢饭容易出现问题，就把米饭分到了每一桌，由每一桌再自行分配，这样一来，食堂的混乱局面也就解决了。
抱着强烈的求知欲与学习热情，我很快适应了江津一中严格的管理与要求，并且喜欢上了这里的读书环境和氛围。刚念初一的我有幸被推选去参加校学生会的改选，虽然最后并没被选上，但对于一个刚进中学学习的新生来说，能得到推选已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在班上，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学习成绩保持优良。学校考察学生的成绩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大部分，而平时成绩占到了60％。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就只能留级，而超过两门功课不及格者就直接留级。这就要求学生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次的考试，每一天的学习都不能马虎。就是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同学们学习得分外努力。逐渐养成了认真听课，认真看书复习，认真作业，认真进行阶段总结的学习习惯，收到了好的效果。
除了学习，我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凭着这样全面的表现，入校不久我就加入了少先队，1954年5月4日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靳铭钦、叶园满。
初中第一任班主任是胥长江老师，虽然只当了初一一年的班主任便调走了，但她那大姐姐般的关爱让年幼离家的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胥老师20多岁，身材娇小，长相秀气，嘴角那一对梨窝总让人感觉特别温柔。她对同学们充满了爱心，从没有见她发过脾气，即使有个别犯错误的也是特别宽容，就连批评人也是轻声细语的。对于这样一个大姐姐般的老师，全班同学都非常喜欢。胥老师教的是历史，她就像魔术师一样，能把那些枯燥的历史事件变成一个个充满趣味的小故事，一一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们都被深深吸引了。作为班主任，她还会在早读的时候，给同学们朗读苏联译文的《一年级生》，扩大同学们的阅读视野，提高同学们的阅读兴趣。同时，她对同学们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大半夜了，还会到学生寝室走走看看，帮踢被子的同学盖盖被子。
记得有一次，半夜，胥老师也是像往常一样到我们的寝室巡查，她叫醒我，我才发现自己尿床了，当时我非常难为情。胥老师让我把尿湿的裤子换下来，还摸摸我的头，告诉我说：“尿床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如果你怕同学知道了会笑话你，我会给你保密的。”在胥老师的帮助下，我悄无声息地处理了尿床的事，就安心睡觉了。第二天，我从胥老师手里拿到了已经洗干净的裤子。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与体贴，在学校得到了如同在家中一样的关心与爱护。
我的另一位班主任是周旭初老师。他是体育老师，长得高大健壮，就是脾气有点暴躁，说话都像是吼出来的一样。他教学严厉，同学们都怕他，几乎没有人敢在他的课上捣乱。记得有一次，一位胆大的同学竟然在用来滚翻的垫子上“耍把戏”，把周老师给惹毛了，那个同学不但被大骂一顿，还被给了停课一周的处分。对于周老师的严厉，我也是有切身体会的。初二下学期，体育课有一项是跳木马。那木马大概有一米二高，那时我个头小，身高才一米五多，要想一跃而过简直比登天还难。在教学上简直就连一粒沙子都容不下的周老师是绝对不会让我蒙混过关的。怎么办呢？只有苦练，但一次次地练习，一次次地失败，让我感到特别无助。这时候，周老师走到了我身边，他指着木马让我跳给他看。失败的一幕又再一次上演了，我没有跨过木马，反而被木马绊倒了，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但那时我有一股倔劲，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也不想让周老师给看扁了，忍着疼痛，爬起来，准备继续练习。周老师拦住了我，给我揉了揉被摔的地方，把跳木马的要领重新给我讲解了一遍，还亲自做了示范。并告诫我不要有心理障碍，跳的时候不要想着木马太高，自己一定跳不过，一定要想着自己能做到，我一定可以跳过。有了周老师耐心的指导，我就这样反复地摔倒、爬起来、再跳，最终战胜了木马，顺利地跳过去了。旁边的周老师竟然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还给我鼓起了掌。从此，我对帮助自己在学习中战胜第一个挫折的周老师的印象大大改观。严厉只是周老师的面纱，面纱下面其实是一颗望学生成才、学有所成的赤诚之心。这件事情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胜挫折的意志是最难能可贵的。
除了老师的帮助，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有几个高中大哥哥、大姐姐的耳濡目染。出生于革命之家的王泽玉，是吴市小学开创者王家照先生的小儿子。王老先生是川东地区最老的一批地下党员之一，对共产党有着坚定的信仰，并为之奋斗了终身。他的三个儿子都是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初识王泽玉，是在吴市小学时。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喜欢同已经在江津一中的王泽玉交往，喜欢听他滔滔不绝地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故事，喜欢看他打篮球，喜欢到他家去借书，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因为王泽玉比我大好几岁，在家排行第三，所以我就干脆喊他三哥，这样显得亲热。到我考上江津一中时，王泽玉已经在上高二了，但是年级的差距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往来。我就像跟屁虫似的黏着三哥，尤其是周末，几乎整天是和他在一起的。
三哥那时候已经暗中交了女朋友，叫开徽，而开徽又有一个闺中密友叫作均涪的，这两个大姐姐都非常愿意跟我一起玩，去哪儿玩都喜欢叫上我这个小弟弟。这样就造成了每次三哥和开徽的约会，都变成了四人约会。以至于后来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高二的三哥和两个大姐姐。我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在学习上都是非常优秀的，教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学习方法。
其实，在与他们交往中最让我受益的是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每次和他们出去玩耍，他们总是爱讲一些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从他们无比钦慕的口气中，我能深深体会到英雄对他们的影响是无穷的，同时也感染到自己。他们每每畅谈理想时都豪情万丈，经常也让我热血沸腾。
在我的成长中，他们三个几乎是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他们对新中国的信仰，他们刻苦学习、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雄心壮志，他们乐于助人的行为，这些优秀的品质都无一不感染着我。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树立了影响终生的价值取向。之前刻苦学习，只是单纯地为改善母亲、外婆艰辛的生活，逐渐向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信仰迈进。虽然这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像，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学习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酸甜苦辣，即使几十年过后回想起来，有的仍会令人捧腹，有的总是如此难忘。当时学校没有广播站，同学们都是通过读报小组每天利用中午集体吃饭的时间向大家读报来获取外界消息的。我上初一时就是读报小组成员之一，我每周会轮到一次读报。有一次，我读报的时候把“鬼鬼祟祟”这几个字念成了“鬼鬼崇崇”，引来底下同学一阵哄笑。还有的时候，我会调皮地学老校长朱近之讲话的语气来活跃下气氛。
老校长是个老知识分子，一开口便是满嘴的“之乎者也”，而且再加上慢悠悠的语速，经常听得大伙一头雾水。每次我学起校长来总是有模有样，这一招总会让食堂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的胃口都比平时好上许多。一次，我正站在一条高凳子上学校长读报，不巧刚被视察的校长撞个正着，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校长没有板起脸来批评，却是笑呵呵地对我说：“小伙子，学得不错嘛，这年头没几个人会说孔夫子的话了哦。”这以后我对校长更是敬爱有加，只是再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调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