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末秋初，我站在波音民用飞机集团管理控制中心——公司的“战争之屋”前头，面对着波音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总裁、首席财务官、商用飞机部门的负责人、747项目负责人以及近20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我独自一人深陷困境之中，而在场没有一人能成为我的后盾，也无人选择支持我。
好吧，我想，准备壮起胆来说出他们不想听到的话：“今天和其他的日子都一样，把我炒掉正好！”
这绝对是我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有史以来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天。当屋子陷入一片沉寂时，我开始琢磨起使我们陷入这个局面的各种事件来。
比起手头所持有的各种资源，我们这个项目组所承担任务的强度远远超过了预期。我们的工作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我们却远远落后于项目的时间表，很多图纸发放的时间甚至滞后于项目时间表数月之久。项目组中人人都大量地超时工作，以便完成747项目的各项要求，而且这些要求还在不停地增加。
加之外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造成的影响，我们就更加举步维艰了。全球经济不景气，航空公司的飞机订单逐渐萎缩，导致波音公司亟需资金来源以继续747飞机的研发和其他项目的进行。为了抵御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波音公司大量贷款，其借贷的额度是史无前例的，直至今日，当时与波音公司打过交道的银行还心有余悸。当时有些银行对此非常紧张，并告之已经没有可拆借给我们的钱了。
就在这时，一张巨额的账单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看起来就像我们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在一次会议上，波音首席财务官亨利·海恩斯——通常情况下他的表情是很平静的，发表了一项声明。“萨特，”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工程师每天都要花掉500万美元？”当离开会议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已经逼近了悬崖边上。
如果你的首席财务官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事实，你不可能会有温暖的感觉。海恩斯撇下这句话就走了，没有人回答，当然，他也没想过要得到回答。“我们一直比预期做得更好。”看着他大步走开的时候，我如是想到，“如果我们每天花掉600万美元的话，也许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能为波音公司省更多的钱！”
当时公司所面临的财务问题已十分严重，比尔·艾伦命令泰克斯·布利翁和玛尔·斯坦普大刀阔斧地削减公司的各种开支。位于埃弗雷特的部门技术副总裁、我的顶头上司乔治·斯奈德，向我传达了斯坦普希望借以完全满足艾伦要求的主意：我要从项目组中裁掉1000名工程师。
当时，向我汇报的工作人员有4500人，其中2700人是纯技术人员，其余的则包括了管理人员、普通文员和技术支持人员等。我们当时的工作强度已经达到了极限，每个人都拼了命地赶着交出747飞机的图纸。同时进行的还有大量的研制试验，这些试验的目的旨在确认哪些设计需要进行更改，这无疑又增加了工作强度。项目组里的人都在拼命地工作，而我需要他们每一个人。
我向斯奈德解释了这一切，但是他执意保留原决议并命令我向上级管理人员提出裁掉1000名工程人员的计划。在我的要求下，他和我一起定下了裁员的规则。“项目时间表能延长多少？”我问他。“一点儿也不行。”他答复我。“那么我们能加更长时间的班吗？”他勉强承认我们还能，但这种让步是毫无意义的。我手下的人已经加班加到极限了。
“那好吧，”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说，“我会让技术部的负责人评估根据这些规则我们能裁掉多少人。”
斯奈德让我们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这项痛苦的工作。但是当我接到一通紧急电话时，我们所剩的时间就仅有一周半了。比尔·艾伦当时正准备离开西雅图几周的时间，他希望在走之前拿到我们的报告。我被告知收集一切我能收集的信息，并于当天下午向位于连顿市的管理控制中心汇报在裁掉千名工程人员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
当时是上午10点钟，而我仍在埃弗雷特。我不认为我手下的人当时已完成了很多分析工作。他们当时正忙于飞机的设计工作，而关于裁员的分析报告并不是他们应该优先处理的。但我还是将他们召集到了我的办公室，向我介绍他们所完成的工作。
当将他们初步的意见汇总以后，我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建议裁掉项目组里的任何人，他们统统都还需要增加人手。我向他们施压，希望他们能做出些许让步，但是人人都拒不同意，并纷纷向我解释图纸的进度已经滞后于计划多少，而手上还有多少工作需要完成。我离开埃弗雷特的时候，认定如果我们要完成747项目，就不能裁掉任何一个人。见鬼，我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更少的！
长期以来使我颇为困扰的汇报制度现在终于让我尝到了恶果。有些时候，我怀疑乔治·斯奈德并未充分转达我的要求，告知他的顶头上司——747项目负责人玛尔·斯坦普所有事情。乔治的管理哲学就是不要扰乱现有的局面或是使上司感到失望。他也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给他一点儿时间，情形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我和玛尔·斯坦普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事实上，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他全面负责747项目和我们位于埃弗雷特的新厂区，其中包括我所在的负责747飞机设计的这一个大部门在内，但他似乎并不关心我和我的人马都在干些什么。结果，在747项目进行的整个期间，我和斯坦普几乎见不到彼此。
在进入波音公司之前斯坦普任职于通用汽车公司，年纪轻轻便已成为管理天才，擅长权术，与当地社团的联系也很紧密。刚进入波音公司不久，他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得非常镇定。在那些他感兴趣的领域，通常总会有事情发生。这在位于埃弗雷特的波音747工厂的建设工程中显得尤为突出，尽管这项荣誉大部分应归功于747项目设备总监贝恩·兰博。
玛尔·斯坦普让我向乔治·斯奈德而不是他直接汇报，这个要求原本对项目是大有裨益的。至于斯坦普认为应该让我裁掉近千名工程师的主意，我想他不过是真心地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斯奈德，基于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理由，并不认为应该告诉他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
就这样，我一步步走到了不得不亲自给波音高层带来一个恼人的意外的地步，对于斯奈德和斯坦普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公开的羞辱。在思想还没转过来的时候，被下级告知一个坏消息可不是管理者喜欢的事情，所以对于我马上要向比尔·艾伦以及公司汇报的内容，我必须给它来一点巧妙的处理。
那时已是上午11点了，我试图将斯奈德和斯坦普两人都请到一起来，但是他们当时都在连顿市参加高层会议而难以脱身。我退而求其次，问他们能否一个一个地从会议中抽身出来见我，但都被他们回绝了。
从埃弗雷特到连顿市，开车最快也要将近一小时。正午刚过，我就从停车场上把车开出来，疯了似地朝连顿市开去，到那儿的时候，快到下午一点了。气喘吁吁地进入会议室，这时我才知道斯坦普和斯奈德都还在吃午饭。我于是出发去找他们，试图提前告知我将在会议上介绍的内容。
他们并不在行政人员餐厅内用餐，于是我快步从走廊上穿过，希望能撞见他们两个，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斯奈德。“嗨，乔治，”在匆忙间我向他说道，“我最好还是告诉你我即将介绍的裁员人数，因为你不会喜欢你即将听到的……”
“就快一点了，”斯奈德很快就打断了我的话，“没有时间了，直接进入会议室并做你的发言好了。”
我走入那间“战争之屋”，希望在那儿能见到斯坦普，但是当时他和其他人正在谈话，大约20~30个高层人士已经进入会议室就坐，其中就有公司的财务副总裁亨利·海恩斯。斯坦普和斯奈德一起坐在远离中心位置的另一头，仿佛希望引起的关注越少越好。
董事会主席比尔·艾伦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会议室，在落座的时候他就告知我们他很快就要出门赶飞机。坐在他旁边的是即将接替他任波音董事会主席的威尔逊。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人泰克斯·布利翁也和他们一起在前排中间就坐。“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比尔轻松地说道，“但我还是很想听听你要说的东西，乔伊。你能否概括地向我们介绍一下747项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