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空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补焊方法来缓解备件不足的问题。但按苏联规范，超高强度钢是不允许补焊的。为了对此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回答，武汉空军的龙汇生同志和顾明达同志商议，并在1974年初南宁断裂力学会上初步达成意向，共同研究这一问题。顾回所后与我商量，后来我们找了王仁智同志商量。当时我手头有一份F-111枢轴损伤容限评估的资料，我们研究后，觉得虽然起落架属单通道传力结构，不能完全满足损伤容限评估的条件，但其敞开性很好，容易监控裂纹扩展，技术措施得当还是可以保证安全的。如果在焊缝及其热影响区采取喷丸强化和表面完整性处理，还可以进一步延长起落架奉命。我们三人意见完全一致，并且认为某些涉及构件寿命问题，已超出我所研究范围，需要找高校或设计部门参与，但首要问题还是部里能否同意列题。为此我们到部里找到飞机局顾伟豪同志汇报，立即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认为采取结构、材料、使用结合的方式非常好，进行损伤容限评估也是国内创举。表示列题问题不大，各种协调工作由他负责。不久，顾伟豪同志回答说：北航、西工大飞机系都愿意参与此项工作，并与他们商定半月后将各方提出的初步方案到部里汇报，并指定课题负责人由顾明达和我担任，使用方待与武汉空军协商后再定。顾与我商量后觉得所内专业很多，需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同志担任顾问，当时我们认为颜总最合适。当晚，我们至颜总家汇报情况，并请他参与指导研究工作，颜总十分畅快地答应我们的邀请。其后又亲自参与方案研究、人员组成。在所科技处的大力支持下，很快组成了一个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课题组开展工作，初步实现在一个课题组内由材料、工艺、测试配套的，有机结合的研究组。工作中，颜总反复强调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式应该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材料、工艺、测试相结合，做到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充分发挥我所多专业的综合优势。
不久，在顾伟豪同志的主持下，在三机部由北航、西工大、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共同讨论了课题大纲及分工与进度。由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去与武汉空军商讨双方合作事项。颜总亲自出马，与顾明达和我及王仁智等同志到武汉空军讨论方案。武汉空军工程部王部长主持讨论，确定在武汉空军原补焊工艺的基础上，由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进一步完善工艺，并对焊缝断裂参数进行测定，同时研究裂纹的检测方法。北航、西工大进行应力强度因子计算，估算寿命，确定检查周期。武汉空军担任试验件的补焊方法，并派技师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实施。补焊起落架的台架试验，由武汉空军联系空一所安排。后因空一所任务繁重不能安排，武汉空军改为调两架飞机直接做起降试飞，武汉空军工程部指定龙汇生同志为军方课题负责人。至此，一个完整的工作大纲形成，实施方案确定。具体计划各单位自定，但必须相互通气，做好衔接。开展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为进一步摸清情况，我与北航何庆芝、张行、杨秉宪等同志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部分同志再次至武汉空军所属单位及修理厂调研。我们去了丹阳、鲁山等地。同年，我又和顾明达、陈美芬同志至华东空军调研。
通过颜总的邀请，葛庭燧学部委员（院士）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对疲劳断裂机制为题进行讲学，并商讨合作研究工作。他提出两个重点：（1）可否在裂纹扩展曲线上也找到某些像σ-ε曲线一样的各种临界点，供设计使用。（2）注意裂纹扩展过程中弹塑性区的交互作用，裂纹尖端的钝化与对裂纹扩张的抑制作用。在颜总主持下商讨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合作的内容，即通过金属内耗作用来研究裂纹形成扩展的机理。其后不久，葛调到合肥应用物理所担任所长，行政领导任务很重，但一直没有忘记双方约定。大约1982年夏天，他邀我到合肥应用物理所参观，并谈双方的合作。我和郭洪全看到了合肥应用物理所初建时期的情况。后来他来北京，我陪他到部里找到顾伟豪，他表示顾愿为工业部门解决实际问题。1989年，我在青岛与应用物理所孔庆平同志相遇，他说葛老对与我们的合作非常重视，但因互通信息较少，未能发挥效能，但通过几次接触，双方都互有启发。
颜总一贯主张在科研领域，不要自我封闭。要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集思广益。在葛老的启发下，课题组重视了塑性区的研究，课题组成员西工大郑长青教授，在用光弹性测定塑性区开始，进一步发展在细观力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为该领域内国际上几个知名学者之一。
2.重视断口分析，强调这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桥梁
断口形貌忠实地记录了断裂的历程，通过断口分析反过来可以追溯断裂产生的历史。因此断口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和国内几个研究所在这方面做过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但系统地对a-N曲线，从起始裂纹至临界裂纹，对裂纹起始、均匀扩展、失稳扩展，至最终断裂的各个阶段的特征，直接在断口上从低倍到高倍，系统的研究还是首次。这首先要归功于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引进了国内首台扫描电镜，和该院孙福玉同志的全力配合。
在断裂与钢的组织结构的研究方面，在利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高压透射电镜上，在该院刘永洪、李勇同志大力配合下，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制片困难，高度微观，难于确指是否为裂纹穿越途径，而断口匹配的镶片，也因磨削影响难以得到清晰图片，其结果不是十分理想，但这也是一种首创性的探索。
这些工作都是在颜总亲自指导下进行的。每次获得的照片，我都和颜总一起分析、讨论。
这些结果，也为后来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的陈鹦同志进行谱载条件下的断口反推奠定了基础。断口反推在歼6、歼7、强5等机种的定寿上得到了实际应用。
3.要重视军方提出的问题
在课题研究中，颜总再三强调要向军方的同志学习，重视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研究出来的成果要方便现场使用，当时武汉空军方面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
（1）喷丸强化如果将漏检的残留裂纹覆盖，会不会起到反效果。为此，王仁智同志专门给武汉空军同志作了学术报告，同时也对焊缝及热影响区表面裂纹清理做了认真处理。
（2）郑文仪同志研究裂纹检测方法。颜总提出，希望她拿出简便易行、适合外场的方法。她从适用渗透液选择，到目测、放大镜、内窥镜到磁探方法一一做了研究对比，并到现场演示和培训人员，得到武汉空军的好评。
（3）武汉空军要求为了对付内孔裂纹，研究一种进行内孔喷丸强化的板带。为此，郑瑞琪同志用了几个月研制出来，并用于武汉空军修理工作中。武汉空军十分满意。
（4）成果丰硕，意义重大。
①经过补焊+强化的起落架，通过损伤容限评估，寿命可达1200个起降，将检查周期定为200起降，4次检查周期裂纹漏检概率为万分之几，有足够的安全概率，检查周期可由50起降改为200起降。由此外场工作量大为减轻。
顾伟豪与何金柱同志回忆说，此后，武汉空军把报废在仓库中的200多副起落架重新修复使用，解决了燃眉之急。
②顾伟豪同志认为，这一课题是我国航空工业应用损伤容限评估寿命的首次实践，为后续歼6、歼7、强5等机型定寿，提供了经验，为军机与民机的损伤容限设计做了技术准备。后来课题组相关成员大多继续参与上述机种的工作。
课题被评为航空科技进步二等奖，空军记二等功。
③课题组的实践证明，在解决重大问题时，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结合，互相渗透，相得益彰。要做到这点，必须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开放的态度，功利主义是有害于科学发展的腐蚀剂。科研的发展需要像颜总这样的专家，同样需要甘于默默奉献的管理人员如顾伟豪同志。
颜总的为人和品格
1.学术问题一定要自由讨论
“文化大革命”后中央指示要恢复学会活动，首次活动由周培源同志亲自主持由航空等四学会同时在天津开学术会议。航空学会材料和结构是同一分组。
会上，上海冶金所副研究员黄玉朴同志宣读了一篇用热力学上“熵”推动裂纹产生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不仅与传统力学相悖，而且从热力学观点看也是非常不完善的。只有同时满足动力学条件，事件的发生才具有充分兼必要条件。加上缺乏必要的试验数据，因此，这篇文章在会上引起热烈讨论。有怀疑的、反对的，甚至冷嘲热讽的。加上黄口才欠佳，会上显得十分尴尬。
其实断裂问题从热力学上研究，世界上也是一个学派，以空位聚集的理论来阐述裂纹产生的也大有人在，中国也不乏其人。
颜总会后对我说“不同学术观点可以自由发表，采取友好讨论比较好”，并让我向黄先生转达如需要进一步试验，可以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来做。不久，黄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来，颜总让顾明达同志和我接待他，并为他无偿提供疲劳试验。某些更深层次试验，当时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也不具备条件。以后因黄先生辞世，此一问题也因此中断，但核工业部兰州某所仍有同志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并取得进展。
颜总平等待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第一次认识他是1968年末。当时，我正在26室金相室和沈绳德同志做GC-19与H-11（美钢牌号）金相对比。颜总与王峙南同志下来检查工作，颜总亲自观察显微镜，在马氏体的认知上我们意见有些不同。他坐下来，和气地与我们讨论起来。后来，我们就两种钢的组织均匀性差别请教他。他说，除冶炼外，还要注意变形问题。后来，我在欧洲和美国看到他们十分注意开坯变形工艺和坯料表面的完整性。颜总是一位知名学者能与下属讨论问题，可以无拘无束地让人发表不同意见，实属难能可贵。后来我们接触多了，才知道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并非“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临时效应。他要做什么事总是用征询的口吻说话。平时找他请教的人，不管事前是否约定，只要来了就是客人，热情接待。有时普通技术人员与领导产生矛盾找到颜总，他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由此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但他能理解并无任何责怪之意。总之，我觉得颜总是那种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
2.淡泊名利，活得很有尊严
记得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扩大院外学部委员，各部委都有名额，需要部门推荐。当时矫世同所长让我整理颜总材料，不久部里由科技局王若松处长（后任飞机局副局长）召集会议，由曹传钧教授、胡沛泉教授和我，分别介绍沈元、季文美、颜总三位同志。三位都是知名学者，都在学术上有过辉煌贡献，也都担任着重要领导。而颜总的特点就在于担任领导的同时，继续在科研上有所贡献，我的介绍突出了这一点。会上王若松同志也肯定了这点。会后，胡沛泉（我在西工大的老师）一起吃饭。他认为，我在会上对颜总的介绍很好，院士就是要考虑这种特点，否则就难以保持学术的权威性。回所后，我将这些情况向颜总做了汇报，最后，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中国能人很多”，又去埋头处理他的事了。
据我所知，按当今之说法，他完全有条件通过“关系”谋取这一荣誉。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淡然处之。
不争权又是颜总为人的另一个特点。“文化大革命”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副所长、总工程师之职，委以重任。“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困难很多，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但颜总信心很足，积极性很高，但其后时间不很长，情况渐变。领导科技处的工作，本来就是颜总职责范围的事，我到他那里工作任务之一是参加科技处领导层的例会，使他能了解科技处的工作，并转达他的意见。大约一年之后，颜总告诉我今后不必再去参加科技处的例会了。我意识到科技处已不再是颜总领导的范围了。后来，发展室也撤销了。发展室的职能之一是总师办公室。更使我意识到颜总的领导权被缩水了。不久，所里一位主要领导人找我做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主要是治所的想法。我也很理解这位领导的想法，委婉地提醒他决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关键在航空工业部，同时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颜总从委以重任到主要领导权的缩水全过程我都看到了，但他在这种得失之间似乎都无所谓，看待很平常。他也不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他是一个很单纯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型人物。他的领导不是通过权力来体现，更多地是通过知识的引导来体现。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也受到了许多屈辱。对他有不尊行为的人，他都以宽容的态度待之。他的大半生中经历了尊贵荣辱的体验。他尊贵不骄佞，荣不显奢，辱能自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