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3月， 在南昌召开的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 油江副局长传达了赵部长上述指示，阐述航空工业必须自主掌握无线电生产技术， 才能适应新飞机发展要求。大会制订了航空无线电生产和教育培训规划。1959 年生产计划是： 122 厂仿制СПИ-1 远航仪， 112 厂仿制СИВ-52红外瞄准具， 320厂仿制PB-17无线电高度表， 135厂仿制ABC-53电子计算机等。在仪表厂安排了电子元器件的仿制任务。无线电人员教育培训规划是： 1959年在北京、西安、沈阳航校和上海、西安技校， 1960年在株洲、成都航校和沈阳、南昌技校， 都分别设置无线电专业， 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和工人； 112厂、122厂和320厂的无线电车间， 计划到1962年各发展到1500人左右， 逐步发展成无线电分厂； 计划到1962年， 四局的无线电技术力量发展到10500人。
会后四局正式下达计划， 筹措资金， 安排物资器材供应， 提出国外订货等。各厂积极开展无线电产品的生产准备工作。在当时全国解放思想、大干快上的形势下， 快马加鞭， 日夜兼程地干， 进展迅速。油江副局长还亲自下厂视察、鼓劲。1960年底， 远航仪和无线电高度表均装出了样机， 准备装飞机试飞。不料风云突变， 1961 年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后，这些无线电新品与“东风”战斗机都宣告下马。大办无线电不幸夭折在襁褓中。
二上二下航电化
1963年新三机部成立， 孙志远部长经调查研究后， 理出了航空工业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 其中航电薄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965年刘鼎副部长主持电子技术座谈会后， 由朱自新、廖琮懋、夏武祥、夏振华、杨慕贞组成调查小组， 到三机部、四机部、七机部有关工厂进行调研后， 提出了航电化方案， 经部党组审定， 包括以下3个方面。
（ 1 ） 航电产品方面， 着眼于补充歼7配套短线， 确定112厂和550厂合作试制СРД-5 MK测距雷达， 132 厂和161 厂试制 СОД -57 M 引导回答器， 122 厂和155 厂试制英式AD-360无线电罗盘， 320厂和118厂试制PB-YM无线电高度表， 135厂研制歼9火控计算机， 320厂配合上海光机所研制强5用的激光测距计， 六院五所抓总研制歼9火控系统及雷达、瞄准具等。
（2） 航空仪表、电器的电子化方面， 着眼于将机械式仪表、电机电器设备发展为电子产品， 采用新式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集成电路等， 设计放大器、电子化静止式变流机、升压机、油量表和自动驾驶仪等。
（3） 航空专用测试设备方面， 着眼于应用电子计算机研制风洞测试、发动机试车台测试和飞机飞行试验所需的各种自动化测试系统等。
任务下达后， 各有关厂所院校纷纷组织力量， 开展航电新品的研制工作， 刘鼎副部长十分关心电子化工作， 经常要廖琮懋汇报电子产品试制进展情况， 还叫廖陪他专程到保定550厂视察雷达测距计的试制工作。
1966年试制的英式AD-360无线电罗盘装歼7飞机试飞， 性能优于苏联APK-5罗盘。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下， 航电产品受到冲击， 纷纷被迫下马， 新生的航电化夭折在摇篮里。
三上三下工厂翻来覆去
1970年3月， 经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准， 将四机部的10个航电工厂和五机部的7个航空光学、武器工厂移交三机部管理， 使航空工业的电子、火控、武器系统配套力量基本形成，三机部对这些工厂又分别进行了扩建， 充实了生产力。从此， 可按照飞机的要求进行电子、火控、武器系统与飞机其他系统之间的设计、生产技术协调， 解决矛盾， 提高效率。但好景不长， 1972年12 月， 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决定电子工业实行统一领导， 将三机部、五机部、六机部的电子工厂又划归四机部， 连我们自己组建的雷达厂和电子对抗研究所也送给了四机部，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三机部航电生产第三次黯然下马。
航电科研茁壮成长
三上三下的折腾， 虽然严重影响了航电生产发展， 却没能阻挡住航空人前进的步伐， 而是另辟蹊径， 在航电科研上披荆斩棘， 开拓前行， 茁壮成长。
1970年， 国防部六院 （航空研究院， 后并入航空工业部） 组建了航电、雷达、火控3个研究所， 它们没有像飞机行业那样， 走从修理到仿制， 再到自行研制的道路， 而是从摸透米格-21的电子、火控成品， 或分析外国飞机的航电产品残骸着手， 经过消化吸收， 自己摸索着进行电子产品的设计研制工作， 锻炼培养成长了一支优秀的技术队伍。
1979年吕东部长率航空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归来后， 认识到搞飞机不搞电子火控是不行的， 当他向邓小平副主席汇报出国情况和加速航空工业的发展时， 邓副主席指示：“机载设备、飞机上的电子、雷达、火控你们自己搞， 这个方针对， 过去三机部拨出去的工厂， 现在拨回来。”但是这个正确指示未能落实。
1982年根据莫文祥部长指示， 廖琮懋陪同国防科工委邹家华副主任到洛阳空空导弹所（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视察， 择机汇报我部自己搞航电生产的设想， 邹副主任表示支持， 同意将四机部的航电工厂拨归三机部， 后因部内外的各种阻力， 也未能实现。
1982年经部党组批准成立了火控电子导弹局， 从组织上加强了航电的领导。1983 年，在383会议上， 莫部长听取了科技委武器专业组专家关于加强电子火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后， 同意加强科学试验测试手段的建设、电子新品开发和预研先行项目等工作。乘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 航电初步走上了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道路， 研究所在产品设计定型后， 要搞小批试生产， 稳定后再转厂， 即可迅速成批生产。经过艰苦奋斗， 到1990年， 已研制生产出一大批航电、火控新产品， 其中获国家、部、省、市级重大成果奖的达135项， 许多产品装上了国产飞机， 满足了需要， 增强了作战能力。如03 C 瞄准具， JL-7 脉冲多普勒雷达， 204火控雷达及平视显示火控系统等， 航电科研产品茁壮成长了。
近20 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在中航工业历届领导班子的领导下， 航电系统各公司崛起林立， 厂和所一家亲， 科研和生产能紧密结合， 形成强大的生产力， 成功研制生产的航电新品硕果累累， 初步满足了国产军民用飞机的需要。今日的航电系统蓬勃发展之势着实喜人， 做成并实现了我们老一代航空人没有做成的事。由于历史的局限，在高端航电产品方面， 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同志仍须努力， 不断开拓创新， 升级换代，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胜前人， 九旬老翁有厚望焉。
航空技术列入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的始末
王玉春
1995年10月的一天， 中航总召开党员干部大会， 传达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讲到航空技术已被中央列为高新技术领域时， 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一信息给全体党员干部以极大的震憾和鼓舞。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世界处于冷战时期， 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 关于航空技术和导弹技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业内有两种不同意见倾向： 许多专家认为， 导弹可以替代军用飞机， 因为导弹打得远， 数小时乃至几分钟内便可解决敌我胜败问题， 而军用飞机只是一种常规武器， 航空技术也只能是常规武器中的常规技术； 另有一些专家则认为， 航空技术与导弹技术是相通的， 现代作战飞机的研制是非常复杂的， 其技术性、适航性、可靠性的要求都比较高， 导弹的使用是一次性的， 不能替代反复使用的有严格寿命要求的飞机的研制。飞机与导弹同样重要， 应同时发展。
当时， 尽管两种意见在悄悄地进行着争论， 但是由于导弹技术确属高技术， 且发展较快， 于是第一种意见就自然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加之新中国成立后， 经济比较落后， 西方发达国家又在实行经济封锁和技术禁运， 逼得中国人民只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重点发展航天技术， 而航空技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 航空工业部与航天工业部合并为航空航天工业部， 便把“航空”与“航天”4个字紧密联系起来。虽然两部分仍保持各自的经费渠道， 但总算集合在一起了。那么， 航天技术既然是高技术， 航空技术自然与航天技术一样也成为高技术了。到了90年代， 当“航空”与“航天”分开各自成立总公司时， 情况发生了逆转。这反映在中央红头文件上， 航空是否高技术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状态。
1995年下半年，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征求意见稿）》中， 我们注意到稿中提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 与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与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关于“航空航天技术”的提法不同， 航空技术并没有列入。为此， 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高镇宁提议， 由挂靠在中航总的中国航空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向中央提出将航空技术再次列入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建议。于是， 在张彦仲副理事长领导下， 由我 （时任中国航空学会专职副秘书长） 带领所属业务处的同志负责联络和具体落实工作。当即组织中航总科技委原秘书长梁赞勋研究员和总公司经济研究中心退休干部王祖华、吕佩研究员进行调研和起草工作。当年9 月22 日以王大珩、师昌绪、马宾、高镇宁、庄逢甘、张彦仲、顾诵芬7位知名学者、专家的身份向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写信， 阐明航空技术确属高技术的理由。
专家们认为， 没有先进的航空总体综合技术是研制不出高性能航空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科学技术指标报告》都把航空工业列入到高技术产业领域内； 20世纪40年代以来， 军民用航空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发生了质的变化， 足以说明航空技术是不断创新的高技术； 海湾战争充分证实了空中力量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越发证明航空技术是战略性高技术； 航空工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 推动了我国冶金、橡胶、石化、轻工、电子、机械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现实情况看， 我国航空技术与国外航空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如再不把航空技术抓上去， 我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将存在严重的危机， 在军事上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国内民机市场也将被国外占领。建议在修改《征求意见稿》时， 恢复航空技术的地位， 将航空技术重新列为重点高新技术领域。
除写信之外， 高镇宁同志还将事情原委向原航空工业部部长， 后任国家经委主任的吕东同志做了报告， 吕东同志完全同意， 在病中给朱镕基副总理写信， 反映专家们的强烈愿望，呼吁促成此事。
同时， 在党的五中全会期间， 参加全会的中航总总经理、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朱育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航总副总经理、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张彦仲， 利用开会和茶余饭后的一切机会积极宣传， 主动争取各部门的支持， 特别是部队领导同志的支持， 一起向中央表达航空界对发展航空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要求。
经过内外结合， 三管齐下， 共同努力， 终见成效， 中央采纳了专家们的建议和航空界广大职工的意见， 将航空高技术列进了《中共中央建议》， 并进而于1996年3月17日获得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在我国2010年远景目标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重点开展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等方面的高新技术， 在一些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航空高技术地位的重新确立， 其意义重大， 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极大地激发了航空技术工作者和广大职工献身航空事业的积极性。1995年底被《中国航空报》评为十大航空科技新闻之首， 大家无不兴奋， 继续鼓掌欢呼。
为抓住机遇， 宣传航空高技术的意义和作用， 落实航空高技术计划， 中国航空学会于1996年1月4~5日召开了《发展航空高技术及其产业座谈会》， 重点研究航空高技术的属性和特征， 宣传航空高技术的地位。1996年9月17~19日， 中国航空学会联合其他兄弟学会， 在中国科协指导下组织召开了《发展航空高技术及其产业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在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参观成飞公司之后， 看到飞机上处处都有高技术， 每一个部件都很先进， 十分高兴。专家们又从政治上、技术上和经济上分析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和研制军民用飞机的重要性。鉴于军用航空技术研究已有经费渠道， 而民用预研的关键技术尚未安排， 于是， 王大珩、马宾、顾诵芬、梁守槃、季文美、林虎、高镇同、张启先、刘大响9位专家、教授、院士和部门原领导同志联名上书李鹏总理和国家科学技术领导小组， 要求将民用航空高技术列入S-863计划。此信通过中国科协上报温家宝副总理， 受到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温家宝、宋健同志做了重要批示， 肯定了民用航空高技术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