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开始“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5.16”通知）。5月下旬，603所展开了声讨“三家村”的大批判活动。6月下旬，转入内部——停产搞运动，所里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个别领导和职工的大字报。随着运动的迅猛发展，全所很快陷入无政府状态。11月，所内出现群众组织，先后成立了“燎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红色造反司令部”和“516红色造反兵团”。
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967年2月，603所造反派夺权，各级领导靠边站，党组织瘫痪，派性斗争加剧。4月，西安市警备区驻603所警卫连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所里。5月，空军军管组进驻603所，实行军事管制。9月，西安发生大规模武斗。
1968年2月，经国防科委军管组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3研究所“革命委员会”。根据毛泽东主席1968年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革命委员会”组成“清队”领导小组。9月，由西安仪表厂组成的工宣队进所，直接抓“清队”，举办各种学习班，大搞清查、深挖，致使科研生产中断。
全所被立案审查并做过处理的有几十人，其中有的定为反革命分子，有的被指控为“特务集团成员”，有些被扣以各种政治问题的帽子而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开除、劝退出党。还有的由于忍受不了残酷的人身折磨被迫含冤自杀。他们中有1945年参加新四军的所技术处副处长、党支部书记童乔生。
蒙受不白之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里出现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个派性组织。徐舜寿是重点攻击对象，在遭受了残酷迫害和无休止的折磨后，不幸于1968年1月6日逝世，终年51岁。之后我就取代了他，变成了重点审查对象，遭到隔离和软禁，很多帽子也都落在了我的头上——反动权威、特务、“牛鬼蛇神”等各种各样无中生有的罪名。
我被软禁了一段时间，有家不能回，就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三顿饭由人送来，除了让看毛主席语录外，其余什么都不让干。我的同学、亲戚全都被调查过（他们后来告诉我的），但造反派仍然找不到我的任何反动言行。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在别人全家生活费只有十几元钱的时候，我仍然是工资照发。
后来也不知道被什么人揭发，说运7口盖的强度明明不够，但我说强度够，并签字发图。强度不够就敢发图？这在当时就是典型的破坏生产的反革命！我被当做是美国埋伏下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第二天就要宣布逮捕。
在这之前一两天，省公安厅派了两个人过来了解情况。他们让我从我的祖父、父亲、我的出身一直说到现在。后来就问我有没有强度这件事。我承认是我做出的决定，并仔细说了我的考虑：在有退路的情况下允许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有国外飞机为证，在科学上没有一点儿问题。此外，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做强度修改，只会把飞机的重量加重，根本没有必要。
谈了整整一下午，直到天快黑了他们才走。“解放”以后才知道，那两个考察我的人还确实是秉公办事，他们认为，不能毫无根据地说人家是破坏，人家有理论、有计算方法、有确凿的分析，还有退路，这种科学上的决策不可能使飞机出问题。他们回去之后据实作了汇报，最终就没有批捕。我被“解放”后，别人才告诉我：“你差一点儿就进监狱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舜寿和童乔生都含冤去世，所内找不到一个“大头儿”，文化大革命小组本来准备拿我当“大头儿”处理，结果省公安厅没批，这件事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我当时的压力也特别大！连胡子都不让刮，要出来批斗的时候才拿个刮胡刀刮两下。在那个年代，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两派斗争使得同志都被当成敌人来对待了。不是敌人也把人硬推到敌人的行列里去，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官场斗争及人际斗争的真实再现！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混战，人与人之间没有信誉可言，丧失了社会的公正准则和人的道德标准，只要恨某个人，就会想尽办法加害甚至把他整死，就像徐舜寿，被人用不可理喻的、非人性的办法来对待。好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
王士珍：
“文化大革命”那些年简直乱套了，好人坏人也分不清。徐舜寿没死的时候，外面的大字报老是不点名地说老陈是“黑爪牙”，徐舜寿一死，就点名了。“造反派”老叫我揭发他。我只有一个想法，是好人还是坏人，总有一天会搞清楚。
我总感觉老陈比我精神压力大，我体力好，家里的事从来不让他烦心。他被隔离不让回家，孩子们在上学，我还要上班，看看别人家都有父母亲或兄弟姐妹过来帮忙，真想有个人能帮我一把。可我们两家都在那么远的南方，老人年纪大了。想到自己农村还有个奶妈，我就写信向她求助，说我愿意做她的女儿养她到老。老人家故土难离，也不愿意来。
那些年累得我心里真不好受，感觉自己像一盏快要耗尽的油灯一样。开始孩子们还小，好不容易把他们养大了，又一个个下乡，受父亲牵连，去的都是最苦最穷的地方，窝头都吃不饱，每次回家我都尽量给孩子们改善伙食，走的时候还要带点咸菜。大女儿和儿子都在乡下受苦，小女儿在家像流浪儿一样脖子上挂着钥匙，没人照顾。我整天还要参加学习、批斗，谁见了我们都不理。但每次批斗我的时候，我不但不低头，还站得挺直和他们争辩，我不是反革命，我是爱党的，我不服！
结果最后连气带累的，我吐血住进了医院，真是尝到了“肺都要气炸了”的滋味。住院后同病房那个人半夜死了，吓得我再也不敢在里面住，回家没几天，又被叫去参加“学习”。那时候如果我脆弱、悲观一点可能早就倒下了，不但照顾不了老陈，还要拖他的后腿。
委屈是委屈，但我一定要活下去，不能轻生，好多人当时因为想不通都自杀了。老陈在“牛棚”里挨整的事情从来不跟我说，怕我难受。一回到家来，我就格外关照他，安慰他。他去理发的时候，我还叫儿子在他后面悄悄地跟着，以防别人来整他。
老陈的父亲在大学是一级教授，也受到冲击，他写信告诫我们全家一定要听党的话，相信党、跟党走。后来我慢慢看开了，不是我一家、一个人受到迫害。当时，172厂工段长以上的人都被当成“特务”。运动嘛，总有过去的时候。中央那么多领导、开国元勋都受到迫害，最后结局那么惨。我们本来就是小老百姓，受这点苦没什么了不起。整我们的人也是运动需要。我们始终坚信，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没有党，这个国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党还是想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搞运动整了那么多人是党组织里出了坏人。我和老陈在这方面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
陈冰：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爸还是研究室的主任，他对同事特别关心。我印象中一到礼拜天，叔叔、阿姨都喜欢到我家吃饭，很多人包饺子、做饭都是在我家跟我妈学的。爸和他的同事关系都特别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爸爸受审查了，我跟我弟弟马上就不和那些经常来我们家的叔叔阿姨说话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爸爸“解放”以后他们还跟爸说，你们家孩子特别懂事。就是不愿意牵连别人，很自尊。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从父母身上感受到的，还有我父亲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傲骨，不向邪恶低头，但也绝对不影响别人。爸爸受伤害的时候反击能力比较差，因为他从小周围的人都非常善良，他也不愿意把人想得很坏。遇到什么事，我爸妈都是用很豁达的胸怀去包容别人。比方说，原来到我们家吃饭的那些叔叔，后来到我们家抄家、斗我爸。说实在的，我们当时看着他们在家里乱翻，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们都是很熟的人，想不通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
“文化大革命”中印象最深的是妈妈生病。当时我爸爸还在牛棚，有一天妈妈正在给我们包饺子，突然就大口大口吐起血来，我赶紧去邻居家求叔叔阿姨把我妈送到医院。我弟弟就跑去牛棚找我爸。爸当时正在打扫卫生，弟弟悄悄溜到他身边告诉他妈妈吐血了。我爸赶紧就去请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邻居还真不错，帮我妈止血，后来我爸把妈妈送进了医院，自己还得回去继续“改造”。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家，当时我12岁，弟弟9岁，妹妹只有两三岁。
但是爸爸“解放”后一恢复工作，对整过他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工作中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但他们不好意思再到我家来了。从这些事上看得出我父亲很豁达开朗。“文化大革命”挨整的时候，爸爸每次从牛棚回来，还给我们讲故事，《一只绣花鞋》就是从他那儿听到的。他每次挨斗回来总要表现出一种很乐观的态度，尽可能给我们创造一种家的温馨，让我们受到的伤害减到最小。
我会脱离苦海
省公安厅找我谈过话之后，造反派就没再软禁我，而是让我劳动改造。首先是种地，我们一起的有三四个人，负责给试飞院机场跑道旁边的100亩麦地浇水、拉粪、除草、割麦子。当时所里还有六七十只羊没人放，他们就把这几十只羊交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