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我告别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来到了刚刚组建的、设在112厂的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注］，也由此，结识了对我一生影响深远的恩师徐舜寿。
第一飞机设计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新中国的航空技术力量，一边学习苏联的产品设计资料和有关的基本规范，掌握设计的计算程序和方法；一边在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熟悉产品的工艺过程。在此基础上，开始部件或整机产品的实习设计，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
第一飞机设计室的成立，在新中国航空工业系统产生了极大影响。有志于飞机设计事业的技术人员慕名而来，纷纷提出要加入到这个飞机设计的队伍中来。同时，为了把设计室的基础打好，负责此事的徐舜寿、叶正大和黄志千抓紧开展人员调配和机构设置等工作。经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批准，他们从各飞机制造厂设计科选拔了一批人才。
我记得那天，叶正大来到122厂。他看了一下我们设计科几个人的档案，又听了厂里的介绍，就相中我了，要调我到第一飞机设计室。
他到我家里找我谈话。问我：“国家有这个需要，你又是清华学飞机设计的，工作这几年表现也挺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第一飞机设计室，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我一听，感觉振奋极了，立刻回答：“当然有兴趣！我就是学飞机设计的，也是奔着设计飞机这条路来的！”
就这样我们一拍即合。回去没几天，叶正大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很简单，基本意思是“欢迎你参加第一飞机设计室的工作，设计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飞机”。尽管我那时刚成家不久，但为了实现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背起铺盖卷，到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报到了。
为避免由于安排家属等事务性工作影响设计室的组建和设计启动，第一设计室领导都把家属留在了原地，我们这些从外厂调来的人员也一律不准带家属，大家都住在单身宿舍，在集体食堂吃饭。到1957年8月底，全室总共108人，其中技术人员92人，平均年龄只有22岁。
第一设计室行政归112厂管，业务直属航空工业局（四局）。这里汇聚了新中国第一批飞机设计的专业人才，真可谓群英荟萃，藏龙卧虎。每个人内心都蕴含着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史的第一页将由我们来撰写，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这是一支代表着当时中国飞机设计最高水平的年轻队伍，他们朝气蓬勃，对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充满憧憬。在四局领导的支持下，第一设计室成了当时中国飞机设计最具权威的“黄埔军校”。
一到沈阳，我便立即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歼教1飞机的设计之中。
王士珍：
刚开始我就很欣赏他对技术那股钻劲儿，不然怎么会一直支持他？他下班就回家，有空就看书学习。他做的事让我从心里尊重、敬佩他。
大约又过了一年，我从哈尔滨和别人对调到沈阳。一坚因为工作忙没来哈尔滨接我。我自己抱着孩子，背着被子，手里还提着单位给我做的木箱子（里面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去坐火车。那我心里也高兴，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生完第一个孩子后，为了不影响他工作，我什么事都自己干，累得体重只剩下70多斤。
注释：
1956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国务院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对十二年自然科学发展远景进行了综合规划。
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1956年8月，四局决定在沈阳112厂成立飞机设计室。局党组任命局生产处第一技术科科长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迈出第一步——设计歼教1
歼教1飞机的设计，可以算作我飞机设计生涯的真正起步。
设计室成立之初，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应该设计什么样的飞机？
经过多方酝酿、反复研究，确定飞机设计室首先要设计一种喷气式教练机。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员、“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毛泽东1950年题词）的需要，而且新中国的设计队伍也需要一个“教练”的过程。最后，经上级批准，设计目标确定为亚声速喷气教练机——歼教1。
徐舜寿在美国也搞过一些飞机设计，他见多识广，比我们这些人思路清晰得多，而我们这些基层出来的，就是接触飞机多，碰到具体问题实践多，这样一结合，就可以在他们的指引下动手干了。
然而，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在性能、技术难度和配套关系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初级教练机。这对当时还不曾走过飞机设计全过程、完全不熟悉喷气式飞机结构的设计者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央军委对此极为关注，贺龙、陈毅元帅还亲赴沈阳，出席了歼教1飞机的设计研究会议。毕竟，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
那时候徐舜寿有个论点，就是搞飞机设计的人员大概有两拨人。一拨是主攻总体气动强度，搞计算为主，要求理论水平比较扎实。这些人坐小桌子，拿计算尺（那时候手摇计算器也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就是用计算尺）。一拨是以搞设计为主，如结构、系统、电子、试验等，这些人是坐大桌子的，有图板。以设计为主的人要手快，计算为主的人要求多钻研一些计算、理论基础的东西。设计人员应该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要求，不能笼统地提要求，这是其一。其二是要求所有设计人员的脑子里要有尽可能多的成熟飞机的形象和细节，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就是徐舜寿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这个理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它比较形象地表达出一种通用的道理。对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如果傻呵呵的，你给我一个什么，我就埋头苦干什么的话，那样效率一定很低，思路不开阔，站得也不够高。最后的成长肯定很慢，设计的东西质量也不会高。
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从事设计工作与修理飞机、仿制飞机是两回事儿。首先是缺乏设计资料，只有很不完整的苏联很落后的设计规范。我们靠的是什么，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靠我们这样一批年轻人不懈追求真理的热情和努力。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三四个组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密密麻麻的，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完了。总共才108个人，他们也管得过来，而且接触比较多，讨论也比较多。当时参加这一型号飞机研制的108人都憋足了一口气，非要造出自己的飞机不可，所以人们管我们叫“梁山108好汉”。在112厂一排简陋的小平房里，全体设计人员昼夜苦干50天，于1958年3月末完成了生产图样。
在歼教1的设计中，我是机身组设计员，负责气密座舱后面那个主框的设计。当时只知道总体需要、结构需要，分配给你重量多少，强度告诉你，整个传递路线怎么样，并没有人给你更具体的指导，主要靠自己琢磨一些有限的苏联资料。数据就是风洞试验后给出的载荷。我们完全是从原始吹风开始，从总体开始，歼教1的设计全是中国人自己干的。
我在设计当中因计算方法和标材选择比较恰当，结构布置传力路线合理，使结构重量显著下降，确保了飞机的性能。
设计完成后，歼教1飞机很快就投产了。1958年7月26日，歼教1飞机成功首飞［注］。从开始设计到首飞成功，歼教1飞机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在国内外实属罕见！经过歼教1的设计和试制，我们这支白手起家的年轻设计队伍，终于经受住了考验。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把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架飞机送上了蓝天。那个时候，只有三个国家有能力设计这个水平、这种量级的飞机。而我们在这场竞赛里面又取得了第一——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将它送上了蓝天。
离开学校仅六年时间，我便实现了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一梦想，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注释：
1958年7月26日，歼教1飞机由空军飞行员于振武驾驶首飞成功；8月4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到沈阳参加报捷庆祝大会，观看了飞行表演，并对歼教1的设计与制造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歼教1的成功，积累了一架新机研制全过程的资料和宝贵经验，探索了中国独立设计飞机的道路，为日后自行研制新机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探索培养了许多中国的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如歼8总设计师顾诵芬；副总设计师、气动弹性专家管德；强5飞机总设计师陆孝彭；歼7改进型总设计师屠基达以及“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等。
支援南昌——试制初教6
1957年12月，根据空军和四局联合发出的关于试制初教6型飞机［注①］的指示，第一设计室开始了初教6飞机的初步设计。我积极参与了该机的设计工作。1958年3月，初教6飞机完成了各系统的打样设计和吹风试验，制作出了1∶1的木质样机。
当时，全国范围的大跃进浪潮已经汹涌澎湃。
鉴于飞机设计室和工厂正处于歼教1飞机试制的高潮，而且还要搞超声速的“东风”107飞机，两个型号不能都挤在112厂，四局决定，初教6飞机的详细设计和试制工作转到南昌320厂，并安排初教6主管设计师屠基达带领20多名设计人员去南昌320厂，与320厂设计室共同进行初教6飞机的设计发图工作。我亦有幸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我们一行于1958年6月初到达320厂，徐舜寿亲自送我们过去。我们分别插到了320厂设计科的各个专业中去，使设计队伍一下就扩大到90多人，其中大多数设计员是和我一样20多岁的年轻人。
大家团结一致，加班加点，仅用一个月时间，便设计出全套设计图样。我主要负责机身设计，一个人发完了整个机身的总图。在320厂那段时间，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设计室晚上从来没有熄过灯，房门从来没有上过锁。
记得南昌当时正好是三伏天，最热的时候，晚上躺着都汗流不止，半夜要起来冲好几次凉才能睡觉。我们在那边坚持发完了初教6的图样并打样，直至完成了初教6设计的移交工作。
1962年1月，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根据1961年12月国家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正式批准初教6飞机定型，投入批生产，装备部队［注②］。到2007年底，初教6飞机已生产3000多架，同时销往国外几百架。该机1979年荣获国家级质量金质奖章。
注释：
①1957年夏，歼教1打样刚刚结束，徐舜寿就向设计室提出下一个型号干什么的问题。他向四局提交了《请示飞机设计室第二设计任务方向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三个方案：初教机；初级靶机；中型喷气运输机。1957年12月，空军和四局联合批准了初教6型飞机的试制。
②初教6飞机是我国自行设计试制成功并批生产装备部队的第一型飞机。该机为单发动机、全金属前三点式起落架、串列双座、螺旋桨式初级教练机。它在中国航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已经从修理、仿制发展到自行设计飞机并形成装备的新阶段。
艰难积累——研制强5、“东风”107
在320厂完成交接后，我从南昌回到沈阳，参加强5飞机的设计。
1958年3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四局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迫切需要一种比较先进的强击机。根据空军提出的要求，第一飞机设计室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收集材料，派人到部队调查，随后提出了以米格-19为基础，改为两侧进气的超声速飞机的初步设想，当时称为“东风”106，后正式命名为强5飞机［注①］。
同年8月，经上级决定，强5飞机研制任务也交由南昌320厂负责。但徐舜寿始终对强5飞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的支援。
在研制和使用过程中，强5出现了不少技术问题。徐舜寿便安排我于1963年底前往南昌协助解决问题。之后又派顾诵芬、管德去解答320厂研制中出现的气动方面的问题。后经320厂改进设计，并经过艰苦曲折的历程，强5飞机终于试飞成功［注②］。
与此同时，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第一飞机设计室也有了一套具体的、庞大的新机设计的“大跃进”计划，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设计超声速喷气式歼击机［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