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处，南至乌宗岛廓里札特村之东，自此往南，依同治三年旧界(第七条。按原约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此约未能争回。其帖克斯上流两岸之地，则经此约争回，即自伊犁河至廓里札特村界内之地也)。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派员重定其界，系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第八条)。其费尔干与喀什噶尔之界，则照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第九条)。偿俄人代守伊犁及俄商民恤款900万卢布(第六条。合英金143.1664万磅2先令，见专条。崇厚原约系500万卢布)。原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设领事。此约仅设肃州、吐鲁番两处，余五处订明系商务兴旺议设(第十条。领事设肃州，或嘉峪关未定。约文皆作肃州而注曰即嘉峪关。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约文订明各海口及十八省东三省内地不得援以为例。俄领事在蒙古天山南北路往来及寄信，均可由台站行走。约中亦订明)。蒙古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路各城，则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行议定税则(第十二条)。设领事处及张家口准造铺房、行栈(张家口无领事，而准造铺房行栈，他处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第十三条)。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照天津办理(第十四条)。黑龙江、乌苏里江行船之约，再行申明(第十八条。原约只提俄国，改约中俄并提)。将来陆路商务兴旺须另定税则时，按照值百抽五之例，未定税则前，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下等茶之出口税酌减(由总署会同俄使于一年内商定。第十六条)。另定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以十年为满，但须于满期前六个月照会方得修改，否则照行十年。沿海通商照各国总例办理(第十五条)。
通商章程最要者，第一条两国边界百里内准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第二条俄人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贸易，只能由附单指明之卡伦过界，应有本国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古文或回文执照。第三条运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未销之货，准其运往天津、肃州或内地。第五条俄货运至肃州者完税，照天津办理，自肃州运入内地者，照天津运入内地办理。第十条，自肃州运土货回国，亦照自天津运土货回国办理。又第三条订明由恰克图、尼布楚运货往天津，由俄边运货经科布多、归化城往天津。第十条订明由天津运土货回国，均应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
此约第七条所言之界，光绪八年由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三条。据原约廓里札特村以南，应顺同治三年旧界，而此约将塔约改变，于是温都布拉克水及其所自出之格登山咸割隶俄。格登山者，乾隆二十五年奏定为伊犁镇山，立有高宗御制碑文者也。自格登山以西南，旧以达喇图河为界，此次亦改以苏木拜河为界，别珍岛山口以北，约文虽未言顺旧界，而未制定新界，则应循旧界可知。乃旧以阿勒坦特布什山为界，此次改为喀尔达板为界，而塔尔巴哈台属巴尔鲁克山外平地，遂不能尽为我有。至九年塔城之约，又割平地之半入俄焉。
第八条所言之界，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科布多帮办大臣额福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五条。同治三年勘分界约，西北自大阿勒台山至斋桑淖尔之北，又转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此约自大阿勒泰(即彼约之大阿勒台)即折西南而斋桑泊全入于俄矣(勘界后有记约，亦名阿勒喀别克河口约)。
第九条所言之界，自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山口起至伊犁东喀尔达板止。光绪八年，长顺所勘，其北段自那林哈勒噶至别牒里山豁为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所勘立，有光绪八年喀什噶尔西边界约四条。钱恂谓北段中木种尔特至柏斯塔格之间，未能以分水脊为界，致阿克苏河上源割入俄境。自别牒里山豁以南，至乌自别里山豁一段，亦沙克都林札布所勘，于光绪十年，立有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六条。先是阿古柏曾许俄人定界至玛里他巴山为止，曾纪泽议约时，俄人以此为请，纪泽力拒之，谓崇厚原约所无之地，断不能增。乌自别里在玛里他巴之南200余里，则较诸纪泽所未许者，反益拓而南矣。
七、八、九三条所言之界，勘定时皆失地于条约之外。其萨乌鲁与别珍岛之间，条约未言，自应循同治三年旧界，乃俄人又强援第九条迫我会勘，于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与彼定塔尔巴哈台界约七条，而巴尔鲁克山以外平地，遂半割入俄焉。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而其舰队游弋辽海，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堂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及事定，锦堂请改新疆为行省，从之，至十一年而布置乃粗定。
十六、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清代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前已言之。中国地大而政主放任，层累级次又多，变法革政甚难。中衰之后，往往不易振起，况又遇旷古未有之局邪？！
仁宗即位之后，王杰、董诰、朱珪、戴衢亨相继秉政。杰、诰皆乾隆时与和珅并相，差能持正者，珪与衢亨，尤称名臣，然亦特老成练达者流，不足以济非常之变也。中岁后信任曹振镛，琐细不知大体。而道光一朝政治，实出其手，中枢遂益颠倒矣。
仁宗以嘉庆二十五年崩，次子旻宁立(本名绵宁)，是为宣宗。宣宗在清代诸帝中，最称深于汉文，或曰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迹尚能留心，自不敢欺慢矣。此说未知确否。要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为任小数，拘末节，则事实也。宣宗中叶后，相穆彰阿。五口通商之役，一意主和，论者多目为权奸。然清朝实无权臣。如穆彰阿者，亦不过坐视宣宗之颠倒而不能匡正者耳。宣宗未尝不思振作，然无康、雍之聪明，而思学其举措政令，朝更夕改，举棋不定，此其所以败也。
宣宗在位三十年死，子奕储立，是为文宗。咸丰元年，即革穆彰阿职，并罢耆英(时英舰驶至津沽，称欲吊唁。文宗谋诸穆彰阿及耆英，二人请许之。文宗不听而英舰亦自去。文宗谓外人未尝不可折，而疑二人之主张，其势以自重而自文也，遂革穆彰阿职，降耆英为员外郎)，起用林则徐，雪达洪阿、姚莹，治奕经、牛鉴、余步云之罪，又下诏求直言，倭仁、曾国藩等应诏有所陈列，然太平军及捻党之势已强，英法交涉又棘，末年遂益倦怠，自号且乐主人，致为载垣等所蛊云。
载垣者，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者，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之后；肃顺则端华母弟也。文宗既怠于政，三人导以游戏，而阴窃政权，机务多所参决，军机拱手而已。文宗之狩热河也，英法兵既退，朝臣争请还跸，三人阴阻之。咸丰十一年，文宗死于热河，后钮钴禄氏(孝贞)无子，懿贵妃那拉氏（孝钦后)生子载淳即位，是为穆宗，方6岁，遗诏以载垣、端华、肃顺及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而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慈安)，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亲王辅政。载垣等令军机处驳之(谓清无母后训政之例，为家法所不许)，恭亲王奕欣至热河，太后欲召见，杜翰阻之，然奕欣仍得独对，遂定返跸之议。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罪，杀之，执肃顺于途亦杀之。襄赞政务大臣皆革职，两宫同垂帘，以奕欣为议政大臣。
清自道光以前，猜忌汉人之心，实未尝泯，各省总督多用满人，而大征伐之将兵者无论已。咸丰时大难当前，满人实不可用，军机大臣文庆首创重用汉人之议。肃顺等虽专恣，亦能力守斯旨。胡林翼之督两湖，曾国藩之督两江，皆肃顺所荐举，左宗棠在湘抚骆秉章幕任用颇专，为人所劾，几至不测，亦肃顺保全之。故肃顺等虽败，于清室之中兴，实未尝无功也。孝钦、奕欣虽倾肃顺等，于此旨亦守之不变。奕欣当国，于汉人之为枢臣者，如沈桂芬、李棠阶等，皆能推心委任。故湘淮诸将，用克奋其全力于外也。
孝贞性庸懦，故虽以母后垂帘，实权皆入孝钦之手。内乱定后，稍以骄侈。同治十一年，穆宗将大婚，孝贞欲立尚书崇绮女阿鲁特氏，孝钦欲立侍郎凤秀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命穆宗自择。穆宗如孝贞旨，孝钦怒，禁不使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时同治十三年，亲政甫一年耳。孝钦欲为太后以专大权，而醇亲王奕譞之福晋，孝钦女弟也，实生德宗载湉，遂立焉。方4岁，两宫再垂帘。穆宗后旋饮药死。时懿旨言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为言，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御史潘敦让请表彰穆宗皇后，革职。穆宗及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承继大行皇帝之子。奉懿旨，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
孝钦虽有才而性非恭俭。同治时已宠太监安德海(七年使如山东，为巡抚丁宝桢所诛)，然时内乱未大定，尚未敢十分纵恣也。德宗时，荒淫益甚。光绪七年，孝贞死，孝钦益无所忌，复宠太监李莲英，罢奕欣，而命军机有事与醇亲王商办。光绪十七年，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在孝钦之手，遂为戊戌政变之原云。
以上为清中叶后朝局，与外人相接后内政亦稍有变革，别详于后。
十七、各国立约交涉
中国以条约许外国通商，实以五口通商之约为始，而其丧失利权，则以咸丰戊午、庚申之约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约，各国纷纷援例，而闭关之局，遂不复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约，续订各国，辗转引用，而利权益不可问矣。今叙述此两约以后，各国与中国立约之大要如下。英法等国侵略中国之举，别为专章详之。
五口通商而后，法美之外，订约者当以瑞典为最早。瑞典之来粤互市，远在雍正九年。道光二十七年，遣使赴粤，请援英例，在五口通商。耆英与之订约，凡三十三款。其第二款，规定出入口税，俱照现定税册，不得多于各国(此语第五款中又提及)。一切规费，全行革除。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瑞挪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瑞挪国人，应一体均沾。第三款许五口通商，第四款许设领事，第十六款裁洋行，准与中国商民任便贸易。二十四、五两款，规定领事裁判权，此约与英《天津条约》极相类，与美《天津条约》则更有全款相同者。盖道光二十二年，耆英曾在虎门定《善后条约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二十六年，又在虎门定续约五款。瑞约及英、法、俄、美《天津条约》，实同以此二约为据，观英约第一款，谓广东善后旧约，并入新约中可知也，虎门两约，今无华文本，观于瑞约，而知《天津条约》之丧失利权，有由来矣。瑞约十七款云，瑞挪国人，在五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地基，听瑞挪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瑞挪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远游，尤不得赴市镇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颇可考见租界之所由来。又二十三款云，瑞挪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则是时烟尚有禁，领判权之庇护，并不及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之人。此条若亦以虎门两约为本，咸丰《天津条约》，何不一并声明？疑当时洋药，业经纷纷抽厘，实利其税而自愿弛其禁矣。二十一款云，瑞挪国以后或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观此条规定，不过如此，亦可知后来争执驻使之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