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94年到1805年，席勒和歌德深交的十年，也是他们各自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二人在《文艺年鉴》上发表了许多精美的诗歌，他们互通往来的信件多是对文学创作的讨论，席勒也写了很多的哲理诗和叙事谣曲。1797年，席勒创作了大量为群众所喜欢的叙事谣曲，如《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伊毕库斯的鹤》《人质》《斗龙记》等，因此这一年被称为“叙事谣曲年”。二人的鼎力合作，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期。
这个时期，席勒的戏剧创作是他最大的文艺成就。以三十年战争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瓦伦斯泰》创作耗时七年，直到1799年才完成，这部戏剧控诉了邦国专制制度、控诉诸侯的残暴，表达德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声。这一部戏剧的成功演出，促使席勒做出一生的决定——把终生献给舞台。此后，席勒翻译并改写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剧本，比如：1801年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和《奥尔良的姑娘》、名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的《墨西拿的新娘》《威廉·退尔》等。这些剧本唤起了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意识，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奏曲。其中，《威廉·退尔》在中国、德国的魏玛和莱比锡都有演出过，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因为这些不菲的成就，席勒甚至被封为贵族，但是他的生活依然贫困。他晚年还得了肺病，1804年创作的新剧本因为肺病只完成了两幕。1805年5月9日，这位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战士病逝于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文学创作对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人们后来把他的遗体迁葬在魏玛陵园。
席勒的一生以研究历史为主，他所做的研究是想以史为鉴，把历史、现实、未来联系起来，通过理性思维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从对席勒的研究来看，他的历史观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不仅具有外在的形态，还有内在的人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能够以人为本，社会将会变成和谐的整体。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超越于那些外在人本主义的，他希望以道德治理国家，实现和谐社会。我们由此称他的理念为新人文主义，这种理念超出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他的历史作品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有在宏观层面即通过通史或者世界史进行研究的，也有研究古希腊及罗马体制改革的，但成就最为显着的，则是通过德意志宗教改革和民族独立来研究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堪称席勒的代表作。
席勒是个爱国主义者，从本书来看，他所讲的“德意志”，从政治意义上讲并不是“德国意志王国”，也不是“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德意志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怀着浓浓的爱国情，他迫切希望德意志能够实现民族的统一，以强国之姿屹立于欧洲大陆。但现实往往十分残酷，眼前的德意志，由于政治上的分裂，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内部战争连绵不断、外国势力猖狂横行、前进道路举步维艰。他所期待的德意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苦恼，也使他更加赞成促进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行为。三十年的战争，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而平民百姓却毫无疑问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无可选择地忍受着战争的残酷，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本书中，席勒还试图探讨德意志为什么会“招致外国军队进入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
对于皇权和统治势力的专横，席勒毫不吝惜自己的批判，而对于国外势力对德意志内政的横加干涉，他更是深恶痛绝。他十分同情广大平民的遭遇，支持他们反抗皇权、反抗外国势力，用武装起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席勒是一位比较激进的新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意志的前途和出路，席勒相信人民才是影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和呼声终将熄灭战争的烈火和硝烟。但受历史的局限，他的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初步的浅显的地步，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甚至幻想统治者能够放下争执，远离战争，做人民“正义的朋友”。
在本书中，席勒对斐迪南二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瓦伦斯泰倾注了较重的笔墨。在他看来，这三位大人物虽然在当时叱咤风云，但都不是能拯救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在席勒看来，皇帝斐迪南二世虽然有做一名明君的天赋，但他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囿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决定施政的行为，并没有为德意志整个民族谋得什么福祉，逐渐“从一名正义的朋友变成一名人类的压迫者，和平的敌人和民族的祸根”。因此，当他59岁离世时，这对德意志而言确实是一件幸事。对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席勒前后的态度有一些变化。阿道夫率大军侵入德意志兰土地时，是打着拯救德意志新教事业的旗号的。此举一出，立刻博得了德意志新教等级、城市市民和广大居民的好感，再加上他治军有方、身先士卒，重创了皇帝的阵营，用辉煌的战绩为德意志带来了安宁，席勒对他的好感就更加明显了，称之为“英才”“雄鹰”，甚至一度将他尊称为德意志兰的保护神。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与瓦伦斯泰的“皇家大军”激战时阵亡。当大家惋惜痛惜阿道夫的阵亡时，席勒保持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清醒和冷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阿道夫并不是一名德意志人，作为瑞典的国王，他侵入德意志的真正目的不外乎是防止德意志的崛起，觊觎德意志的宝贵资源，希望用武力实现对德意志的控制。因此，阿道夫的阵亡对瑞典而言是不幸的，但对德意志而言，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席勒对瓦伦斯泰的态度，则更加复杂。瓦伦斯泰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波希米亚贵族而已。瓦伦斯泰善于政治投机与冒险，他利用德意志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队伍。为了达到他自立为王的目的，他不择手段，不惜将外国军队引入德意志。他投靠在皇帝的阵营，通过多次的战争，为皇帝阵营挽回了颓势，战胜了北方入侵的丹麦军队，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努力赶走外国军队、追求国内和平的举动，虽然符合德意志人民的愿望，但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夺权篡位。这样心机重重具有狼子野心的人物，明显不符合席勒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定位。所以，在席勒的名剧《瓦伦斯泰》中，并没有把他塑造为一名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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