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砰！砰！”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在指挥部的楼上举枪对空连放3枪，正式发出起义的信号。这震撼南昌、也震撼中国和世界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城的夜空。霎时间，整个南昌城枪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片沸腾！
朱德跃出指挥所，率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中尚未毕业的第三营“学兵”，参加了起义，担任预备队任务，对进贤门方面实施监视，并监视小花园敌军的一个团。
枪声仍然响着，但已经渐渐稀疏了。曙光映照着南昌，江西大旅社楼顶旗杆上的红旗格外醒目、鲜艳。到清晨6时，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肃清，起义取得了成功。
赵福生混在俘虏群里，被本部官兵认出来了。押到贺龙面前，赵福生满面灰尘，不敢正眼看二十军官兵一眼。贺龙说：“赵福生，我贺龙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军长……”赵福生呐呐。贺龙说：“这个地方的敌人由于得了你的通风报信，提前作了准备。本来一趟不费事的缴枪，变成了场激烈的战斗，我们伤亡了好多兄弟。你知罪不？”
赵福生头更低了：“我……我看到他们都是云南人……”贺龙一声怒喝：“云南人也有阶级！”随之，贺龙挥挥手，卫队把赵福生押到路边，毙了。
南昌城里的枪声变成了人们的欢呼声，市民们潮水般地涌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南昌起义取得伟大胜利，欢迎成千上万的威武雄壮的起义军。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30年后，朱德在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时，曾以喜悦的心情写道：“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3.死里逃生
南昌起义成功后，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立即按中央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全国。
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兼代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其中，韦杵任第九军军长，朱德任副军长。
不料，韦杵因病赴武汉治疗，不在军内。起义军撤离南昌前，又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朱德根据前委指示，一面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一面整编参加起义的军官教育团，并吸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第九军教育团。
到广东去有两条路：一条是经平城、吉安、赣州然后沿人烟稠密地向南进；一条是走临川、瑞金经闽西入广东境内。起义军选择了后者。但不管走哪一条道，都有一种关系与朱德有联系，那就是吉安守军指挥官王均，临川守军指挥官杨如轩都是朱德在滇军时的老相识。为此，1927年8月3日清早，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他带着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踏上南下的征途。
这些几个小时前才整合到一起的部队，现在整齐地站在军长的面前。参谋长冉国平不久前还是军官团的教官，现在站在全纵队的前头，向全军发出了“出发前进”的口令。
从南昌城出来，朱德按照总指挥部的指示下了一道命令：“减少个人行装，多带武器弹药。”轻装后，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穿着灰色军装、踩着千层底布鞋的朱德，背着一顶结实的竹斗笠，腰别一支小手枪，行进在这支队伍里。尽管天气炎热，他的衣服却穿得严严实实。他的大青马早已被送去驮伤员和武器了。
临川，旧称抚州，是起义军南下时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驻临川的北伐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路过那里时，考虑到同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又“慑于革命声威，同时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8月6日，朱德率起义军先遣队到达临川，全城各界群众集结在大道两旁欢迎起义军，还为部队准备了凉篷和茶水。
起义军在临川经过将近一周的休整，于12日告别临川，挥戈南进，经过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钱大钧部两个师加两个团共9000人，已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准备拦击起义军。他的两个前哨团驻在瑞金以北30里的王田市。桂军黄绍竑部10个团也正赶来增援。面对这样的局势，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二十军的第三师拨归负责先遣任务的朱德指挥。
8月25日，朱德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作为前卫营南下，在王田同钱大钧部两个团开始激战，坚持到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赶到，在第二天清晨将钱大钧部的这两个团击溃，乘胜进占瑞金。紧接着，又是一场会昌恶战。时任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团长的侯镜如后来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进，敌驻我扰。”
会昌战斗结束后，前委讨论继续南下的路线问题。起义军原定计划是取道寻邬直下东江。这时，寻邬至东江一线已有对方重兵把守，而福建却是对方兵力空虚之地，进军阻力较小。加上在王田、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增加了许多伤员，取道寻邬，都是山路，运输困难，而经长汀南下，可以用船只运输伤员。于是，变更了原来的计划，改走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南下东江地区。
起义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后，在9月5日开进长汀，对夺取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时，前委内部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和**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他们认为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得，如果主力先取潮汕再回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军之可能。再一种意见“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由于后一种意见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多数同志也渴望早日攻占潮汕，能得到休息，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所以，会上通过了后一种意见。这就形成了三河坝分兵的决策，使原来兵力已日益不足的起义军力量更加分散了。
于是，由周恩来、贺龙、**、刘伯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三河坝在广东大埔县的南面，是一个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镇子。10月初，钱大钧带领经过补充的3个师约两万人向三河坝扑来，他们用20多条小船，在半夜里偷渡。朱德早已将部队布置在滩头阵地上严阵以待，当敌船行至江心时一齐开火，将敌船大部击沉。第二天，起义军又给再次偷渡的敌军迎头痛击。第三天拂晓，江面上浓雾弥漫，敌军以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分多路强渡，终于夺去一部分滩头，形成对起义军两面夹击，双方又激战了一天。
入夜，朱德考虑到掩护主力的任务完成，遂率部趁雾色无声无息地撤出战斗，南下去会合起义军主力。临出发时，官兵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背着枪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进至饶平县时，与从潮汕撤退下的起义军余部约200人相遇，才知主力部队已失败。
主力失败的消息石破天惊，从三河坝撤出的部队一下如同炸了锅一般。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此时，朱德所率的第九军教育团及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已成为一支孤军，弹尽粮绝，四面受敌，与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又失去方向，处境极端险恶。
朱德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部队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全体军官会议，研究下一步该怎么走。
朱德介绍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经过热烈讨论，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朱德提出的“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去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湘赣边界找“落脚点”，开展游击战。
朱德率领这支部队离开茂芝后，一路急行军，经麒麟岭，过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再沿闽粤边界北上。10月16日到福建武平时，部队还有2500余人。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刻派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起义军击退了追敌，但本身又受到很大伤亡和散失，只剩下1500多人，立刻向西北转进。
当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这次战斗，朱德给官兵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和“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只剩下1000余人，师、团级政治干部只剩下陈毅一人——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在继续传染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沉着镇定地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全体人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在天心圩整顿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以后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10月底，朱德率部到达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之战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个间隙，又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
当时，这支由不同兵源组成的部队，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都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站在队伍前面，朱德望着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官兵，心情十分沉重。但是，他知道剩下来的七八百官兵都是淘汰泥砂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宝贵的革命火种。这次整编，取消了“军、师、团”建制，从实际出发，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共组成6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员，这是从朱德的号“玉阶”二字演化而来的。同时，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这次整顿和整编是全面的。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在整顿党团组织中，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
11月初，部队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当时，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一次进行了整训。
上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
经过了“赣南三整”，部队的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仍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特别是给养和弹药无法解决。当时，已近隆冬，起义军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削弱。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就成了摆在朱德面前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起义军在江西崇义县上堡整训时，朱德从报上意外地看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他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