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经济学有什么关键词，那么机会成本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经济学家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对机会成本的警觉。因为只有考虑机会成本，才更有利于做出明智的决策。但是，大多数缺乏经济思维的人，往往关注于会计成本而忽略了机会成本；这不仅不利于人们明智地决策，甚至会让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某些现象充满不解。
中国的劳动力廉价吗
劳动力丰富且廉价，长期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制造产业的竞争优势所在。中国的劳动力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劳动力数量庞大，每个劳动力在其岗位上的机会成本（他进入其他岗位所获得的收益）很低的缘故。若我们站在国内，横向比较各国的劳动力价格，则中国的劳动力的确相当廉价。
但是，倘若我们站在一个跨国公司决策者的角度，我们还会认为中国劳动力廉价吗？我们是否会因为中国劳动力的绝对价格低廉而把制造业务布局在中国？很显然，单凭绝对价格低廉并不足以支持我们把制造业务布局在中国。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放在别的国家。一个恰当的考虑是，我们要看看每一元钱投放到中国和投放到其他国家谁的机会成本更低。单位货币投入的机会成本如何度量？很简单，那就是单位货币在其他用途上的产出，或者说是其他用途上“工人的产出价值/工人的工资”。举个简单的假想例子，假设：雇用一个德国工人的工资是1000元/月，雇用一个中国工人的工资是500元/月；但德国工人的月产出价值是3000元，中国工人的月产出价值是1000元（因为德国工人的人力资本更高）。容易计算，一元钱投放到德国得到的人工回报率3000/1000=3，其机会成本正是投放到中国的人工回报率1000/500=2；反过来，投放到中国的单位货币产出机会成本，就恰好是德国的人工回报率3。究竟是谁的劳动力更廉价呢？从绝对价格或者记录在公司账簿上的会计成本来看，我们会发现，雇用同等数量的工人，在中国确实成本更低廉；但从（相对价格的）机会成本角度，即同样的货币支出能够产生的收益（或者单位货币产出）来看，则中国的劳动力反而不廉价。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拉齐尔（E.Lazear）写道：“尽管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但是由于工人劳动生产率也很高，所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反而比墨西哥、日本、韩国和中国都要低。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只有468美元，但中国劳动力成本却是最高的，因为那里的劳动生产率也低。”
明白上述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为我国沿海开放地区所面临的低端制造业陷阱提供一个答案。因为只有在低端的制造业，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和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才没有较显著的差别，考虑相对价格之后，布局在中国对跨国公司来说机会成本是最低的；但在高端制造业，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与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劳动质量存在巨大差别，考虑相对价格之后，布局在中国对跨国公司来说机会成本将相当高昂。这一认识的现实意义在于，我国沿海地区试图推进产业升级，有必要将培育和积累人力资本纳入政策考虑。
生活中的决策
下面再举三例，来说明考虑机会成本（而不是会计成本）的重要性。第一个例子，假设你购买了一张电影票花去了50元。这部电影给你带来的愉快享受可以用货币度量，为80元。正当你匆匆赶到电影院门口时，却发现电影票弄丢了。你现在应怎么办？是选择回家，还是选择重新购买一张票进去看电影？（假设看电影的时间机会成本为0，因为你不看电影也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段时间）。
第二个例子，假设你到某地上大学。大学期间学费现值总计5万元、生活费现值5万元，再考虑读书的辛苦，心理效用损失12万元。预期大学毕业后工资收入的现值为100万元；但若你不上大学，便可在该大学附近找到一份工作，所得工资收入现值为80万元。你是否会上大学呢？
第三个例子，你所在的城市有一场明星足球赛，门票的票面价格为500元。你参加了主办方举行的门票抽奖活动，抽中者有权以票面价格购买门票一张。现在请回答如下两个问题：（a）如果你抽得一张门票，但在比赛前有人愿意出价1000元购买你这张门票，你是否会出售？（b）如果你没抽得门票，则在赛前你愿意花1000元去购买一张门票吗？
第一个例子的答案是：你应该去看电影。因为已丢失的50元电影票是沉没成本，无论你选择看与不看，这50元都损失了，因此它应与是否看电影的决策无关。一旦不考虑失去的50元电影票，再花的50元票价和80元享受价值之间如何选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倘若你看了电影，而且你还有一名会计为你管理财务，她会在会计账簿上记下你看电影的直接成本是100（=50+50）元，若以这个成本来看，你花100元钱去看值80元的电影是不值得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二个例子的答案是：你应该上大学。也许有读者计算之后认为不该上大学，因为他们会认为大学教育收益100万元扣除学费5万元、再扣除生活费5万元，再扣除心理损失12万元，净所得只有78万元，比不上直接工作所得80万元。这里，我们发现，你的会计会把读大学的生活费5万元也计入你上大学的成本，但实际上即使不上大学这笔费用也要发生的（因而它是与上大学无关的成本）。抛开生活费之后，你会发现上大学的净所得实际上是83万元，超过了直接工作的80万元。
第三个例子，不知你的回答如何，我在一次课堂上问过38名学生，他们中有30名对问题（a）的回答是否定的，有33名对问题（b）的回答是否定的。即，绝大多数人，在抽中门票后并不愿意以1000元出售掉，在没抽中门票后也不愿意以1000元去购买。但这两种选择行为在“理性”上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门票不值1000元你就该卖掉它，而若它确实值1000元则没抽得门票时你就应该花1000元去购买它。（这里需要注意，对门票价值的评估与已支付的票面价格500元没有关系。一件物品，不管你为它已经支付多少，若别人出价高于你对该物品的价值估计，你就应该出售它；若别人出价低于你对该物品的价值估计，你就不应出售它。已付出的货币是沉没成本，不应纳入当前决策考虑之中。中国有句俗语：“瓦甑坠地，反顾何为？”说的也是沉没成本不应纳入将来的决策考虑：既然瓦做的大锅已经掉在地上打碎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回头去计较它。）这种矛盾的来源在于人们具有某种心理：他们不愿意出售已经拥有的东西，即使市场价格超过他们愿意支付的心理价位也是如此。行为经济学家称此为禀赋效应。正是这种禀赋效应心理，使得人们忽略了非货币化的机会成本，从而带来非理性的选择。这可能与人们所习惯的会计成本从不计算非货币化的机会成本有关，于是非货币化机会成本在人们的决策中常常被忽略了。比如，人们在计算其购买一件产品的成本时，常常仅记录了产品的价格，却没有考虑到其成本还包括花掉的这笔钱的利息损失。为什么企业管理决策中常常要求自有资金的使用也要考虑利息（即自有资金应计利息）？原因在于，你花掉的自己名下的每一笔钱，这些钱本来可以存在银行获得利息，你花掉钱的同时也损失了这些利息。当然，购买产品所花掉的“时间”等被忽略在成本之外，就更是许多人的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