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
□安徽商人也重视把企业的成功希望寄托于官场上。
□淮南人具有商业头脑，安徽大商人大多产于此地。
□淮北人在做生意时，重信义，办事爽快，但契约观念不强，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
1.无徽不成商
徽商，是指明清时代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明清时期的徽州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个县。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其后代有所发展，但真正形成一个商帮集团则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明嘉靖以后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达于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但徽商在商界仍有很大影响。
所谓“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便是历史对徽商辉煌岁月的写照。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
典型的例证有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他在广东经营茶叶贸易，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再如安徽茶商程树梅“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
安徽休宁的商人吴鹏翔曾做胡椒生意，与人签约后买进了800斛胡椒，但有人辨别出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唯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中止双方契约。然而，吴鹏翔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他售而害人。
婺源商人毕周通，曾接受邻村故旧王某的存银60余两。王某病故后，无人知道此事。但毕周通却专立一个账本，记其存银的年月、利息。数年后，王某之子长大成人，毕周通便拿出账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闻者无不叹服。
此类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
对徽商的道德义利观，完全否定显然是不理智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徽商的义利观实际上是对商业效能的淡化和漠视，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是至今，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
在历史上，徽商以同族同乡为基础，建立起了商业行会组织。最早的徽商行会组织建立于明代，至清已呈普及之势，“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
徽商行会对内保护弱者，对外积极竞争，其组织严密职责分明，行规既定，不得违反。商业行会组织的建立，使徽商的经营向着生产、屯购、运输、销售一体化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显然，它是为顺应社会发展和徽商经济实力发展的需要，在广泛的领域内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经营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徽商成为了一个传奇，令后人景仰。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徽商的这种经商传统，主要得益于下面几个原因：
①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徽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②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发源于休宁县六股尖的新安江流经徽州盆地的徽州府治徽城，在杭州与京杭大运河衔接，与长江相连便于把徽州的茶叶、徽墨、歙砚等货品运向全国各地。
③徽人思变精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正是这种转变才迎来了徽商的鼎盛。
总之，徽商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300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生意经】徽商有着与晋商等量齐观的眩目财富与辉煌的历史。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徽商形成了厚重的商业文化，修建了大量豪华民宅和祠堂、牌坊，为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切，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永久地停留在徽州商人的记忆里。而近年来人们对徽商的关注，既是中国经济提升的效应，也是徽商生意经穿透深邃时空的迷人魅力所致。
【打交道】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现在的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安徽人讲求诚信，重视义气等，常常能够做到老少无欺，生客熟客一样。因此，在与安徽人做生意时，了解传统徽商经营之道对现代安徽人的影响是大有益处的。
2.徽商本质是儒商
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缘何具有这一风格？
（1）尚文崇儒传统风尚的熏染
徽商所在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安徽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黄帝炼丹等优美神话就流传下来。封建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又将安徽的文化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此安徽文化群芳斗艳，光彩照人。
其中，徽州更是安徽文化繁荣之地，“益尚文雅”，号称“东南邹鲁”。同时，徽州又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故里，更使徽州人以名教相砥砺。
在这样尚文崇儒传统风尚的熏染下，现在安徽即使“下海”经商的人也以沾点文气为荣。
（2）经商成功后满足心理上的文化诉求
在徽商中，许多人早年身为文人，由于生活所迫，或家境变故，或继承祖业等种种原因，弃儒从贾，走上了经商之路。
发迹后，由于经济条件转优，加之良好的文化素养，使他们能够把注意力重新转向文化方面，或投资文化教育，或重习儒业，追回失去的时光，求得心理的平衡。
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3）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以后，徽商为了获得与之相称的社会地位，需要在文化上包装自己。于是，儒家文化就成为最漂亮的外衣。
植根于厚实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货真价实，不欺妄奸诈。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
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作为商业文化的一枝奇葩，仍然值得后人总结回味，指导今天的商业实践。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就是一个现代徽商。
史玉柱，安徽怀远人，硕士研究生，原为安徽省统计局数据分析员。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处筹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时间，他创办的巨人集团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长，资产已逾数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办高科技实体。他个人的财富估计10亿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轻、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强劲势头，震惊了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不可思议的“巨人现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的故土。
他说：“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正是这样，史玉柱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就是财富”的经典论断。甚至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安徽经济上虽然落伍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商人阶层，但安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发展文化的牢固信心。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称雄海内的儒商，在21世纪，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气质，才能算得真正的生意人，才能得到安徽人的认可。
【生意经】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比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不难发现，徽商对儒与商始终保持着一种尊敬。徽商的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许多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儒家文化提升了徽商的商业素养，反过来徽商也把儒家文化作为自己心灵的皈依。
【打交道】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与这种“儒”文化密不可分。在与徽商打交道的时候，应该了解一下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会在沟通中赢得更大主动权。
3.有热心政治的传统
安徽人历来有热心政治的传统。安徽人对政治的崇拜、痴迷，恐怕只有身处首都的北京人才能相比了。在安徽，即便一个初通文墨的人对徽籍的政治人物也能一口气数出一大串。
在历史上，安徽政治家是迭相辈出的。
早在春秋时期，安徽就出了个大政治家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对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革，制订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使齐国在诸侯中成为五霸之首。
东汉末年，王室衰微，群雄纷争，安徽亳县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战，先后消灭了陶谦、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中国。
三国时期，另外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周瑜，也是安徽人。
到了近代，安徽更出现了多位直接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政治家。清末最有名的当数李鸿章。辛亥革命后，中国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乱状态，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生死的关头，安徽人首先站在历史浪潮的前头。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巨人——陈独秀和胡适就是安徽人。陈独秀由此走入政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之一。
安徽的政治风云人物远不止这些。另外，还有如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共产党上将李克农等。他们举手投足间，无不显现出儒者的气度。
政治与文化在安徽人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崇尚政治，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层出不穷。重视文化，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睿智机巧。
由于崇尚政治，以“政治作为”、“政治才干”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前途的观念风靡全省，安徽商人的政治兴趣也很浓厚。他们往往是一手抓票子，一手摘“红顶”，亦官亦商。
在历史上的徽商之中，或本人拥有煌煌官衔，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后经商，或先经商后做官的，或终生一介布衣，但与名门显宦交往密切的多得数不胜数。
在雄踞中国商帮300多年的徽商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参与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盐商富贾——江春。
江春，安徽歙县人，康熙四十五年生，其祖父江寅时来到扬州经营盐业。1784年，乾隆第六次下江南，江春率两淮盐商为乾隆南下捐银100万两，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江春也是红顶商人，级别比胡雪岩还高。当时，乾隆还授江春“正一品光禄大夫”和“布政使”的官衔，其职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或民政厅厅长。
徽商热心政治的传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家喻户晓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了。
胡雪岩，19世纪的中国商界名人，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政治意识、官本位意识正在逐渐弱化。弃官经商已不再是什么新闻。安徽人也经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并引起了空前的思维转轨。可是，安徽人的政治思维并没有因此而被冲淡。在现在的安徽人中，他们“政治量人”、“从政做官”的态度依然如昔。
当年，奇瑞发动机项目在安徽芜湖北面的开发区破土动工时，没有人预想到它日后能够成为民族汽车工业的旗手。事实上，詹夏来才是奇瑞最重要的创始人。1997年，他担任芜湖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同年奇瑞汽车作为芜湖市“一号工程”启动。从那时起，詹夏来就成为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到了2004年，中央发布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以詹夏来为代表的一批新红顶商人才纷纷回归本职。
此外，普通安徽商人也重视把企业的成功希望寄托于官场上。在安徽不少企业，喜欢把国家领导人视察、接见的照片、题词挂在显要位置；有的企业家没有接触过高级领导人，就千方百计去托人，去疏通，去接触，哪怕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弄个题词，也在所不惜。
对于安徽商人来说，花上代价，得到了题词、合影之类，似乎就有了护身符，他们心里也气壮如牛了。这也是热心政治的传统在起作用。
【生意经】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安徽商人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一生的归宿。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一方面，与政治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对经商有所助力；另一方面，这种不纯粹的经商心理也制约了安徽商人，使他们不能在专业的经商道路上走得更远。个中是非，其实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打交道】针对安徽人热心政治的传统，在与他们做生意时需要把握下面几点：
①要注意迎合安徽人爱好崇尚政治的心态，多打政治牌，围绕政治活动出点子，做买卖。
②在与安徽商家企业打交道时，走政治路子，效果可能要好些。
③给予商人多一些政治上的利益或名誉，往往能获得他们生意上给予的实利。
④利用政治名人效应。
4.注意多打文化牌
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徽商中也不乏饱学之士，珠算大师程大位兼商人学者于一身，他的学术成果流传海外。巨商鲍廷博经商不忘习儒，终成大藏书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
历史上，徽商教子业儒，参加科举，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由于其资财雄厚，见多识广，平时督促子弟攻读儒家经典和诗文，一俟学成，即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跻身仕途。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明清时期，徽州的教育程度居全国之首。有数字为证，清康熙年间，徽州共有学社562个、书院54所，至于义塾、私塾、书堂、蒙馆就更多。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22人。
徽商如此费尽心思让自己的子弟跻进仕途，用意当然是十分明显，子弟做了官，有利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经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
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自然比较高，因而能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盈虚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事实证明，在经商活动中，知识也是效益，徽商由于精于筹算，往往“所意辄中”，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所以，文化又是连接商与官之间的桥梁。
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牛”了，但是尚文的传统仍然执著未变。
【生意经】安徽商人对文化情有独钟，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就以后，就会发展教育、弄诗作画。这使得安徽商人有很深的文化素养，形成了特有的徽商文化。事实上，商业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安徽商人把自己的生意经提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这是徽商延续几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打交道】基于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商业传统，在与安徽商人做生意时应多打文化牌。
首先，要正视安徽商人的广博知识，去做大亨时讲求质量，不能来假。
其次，要多与他们谈论文化事，才能接近他们，并博得他们的好感。
再次，在做生意的范围中，可以多来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
5.环境多样，性格混杂
安徽地处南北交接地带，淮河、长江从西至东横贯安徽，将安徽分为淮北、淮南、江淮之间三个自然地带。气候上，三个地区差异明显。有人戏言：芜湖码头北的人尽穿外套，码头南的人都穿衫衣。性格与方言上，三个地区的差别就更显著了。
（1）淮北
合肥地处皖之中，又是省城，合肥人自感高人一等。合肥以北，特别是淮北人都被称为“侉子”。淮北与苏北、山东更为接近，受其影响很大。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的气质毫无遗漏地反映在淮北人身上。淮北人的起居饮食更是与山东人几无差别。
淮北人的方言普遍具有北方特征，语言浑厚，语速稍慢，吐字较清晰，与普通话较接近。淮北人在做生意时，重信义，办事爽快，但契约观念不强，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2）淮南
与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则酷似闽粤之人，有“蛮子”之称。在历史上，淮南与闽粤有着同根之连。现在，虽然由于历史的融合，统一的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但是，南方楚文化特征依然明显。而安徽淮南地区乃是这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所在。所以，淮南人具有闽越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业头脑，安徽大商人大多产于此地。
饮食方面，安徽淮南与中国大多数南方人一样好饮茶和讲究吃。皖南人有早上饮茶的习惯，早上不吃饭可以，不饮茶不行。在不少农村城镇，农民上街赶集，办完事情之后，总爱到茶馆歇歇脚，饮一饮香茶，消消疲乏。
（3）江淮
江淮地区的安徽人可以分为皖西、皖东两部分。两个地区尽管离得很近，但是仍然有一些差异。具体表现为：
皖西主要是大别山区，属于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皖西人的生活方式与语言接近豫东。皖西人善良、淳朴、厚道，重义轻利、不爱经商。这一点，似乎背离了安徽商人善于经商的传统。
皖东人受苏沪地区经济辐射的影响，因而对经济方面更显得热心，外出经商与打工的不少，他们大多勤恳、务实，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较快。
从淮北、淮南到江淮，安徽三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深刻影响到他们的性格心理，最终左右着他们的商业思维。对这三个地区的安徽商人，要区别对待，有的放矢，才能把生意做好。
【生意经】提起安徽商人，人们都会想到历史上创造了辉煌商业文明的“徽商”，想像着他们经商的隐秘之道。实际上，安徽地理环境复杂，这里的人也性格混杂，风格迥然，在经商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安徽商人做生意，你不是面对一个整体，而是和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
【打交道】与安徽人做生意，必须针对他们性格混杂，风格迥然的地域人群特征，区别对待。把握好了这一点，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具体来说，要注意下面几点：
①在与淮北人做生意时，要注意合同的签订履行。
②在与淮南人做生意时，要精明，完全按生意规矩办事。
③在与皖西人做生意时，要讲义气，重义轻利，才能达到取利的目的。
④在与皖东人做生意时，应该学习他们的勤恳和务实，多推广新产品、新品种。
6.小农意识比较强
改革开放初，安徽出了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他凭着一把锅铲，在短短的几年间，炒出了百万之资，成了中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
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竟引起了中国伟人邓小平的关注和关心，他在讲话中几次提到“傻子瓜子问题”。
但是，1990年6月，年广久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流氓罪。在3次取证后，法庭于1991年5月开庭审理，“所谓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流氓罪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年广久这位无业市民，充当了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商品经济的弄潮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出身小商贩家庭的年广久，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他的思想、行为方式乃至性格，都有着小生产者阶层深深的烙印，而不是一个现代商人。这样，小生产者与大市场的矛盾在他身上就极难调和，以至于他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年广久的悲剧，可以说，是安徽商人小农意识的突出反映。这种小农意识也是历史上徽商衰落的原因之一。
考察徽商后裔的商业观念，可以为上述认识找到足够的理由。根据史料记载，后辈徽州人走上从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类：
第一，为家境贫困所驱使，“家故贫，弱冠佣工芜湖，备尽辛劳。中年贷本经商，家道隆起。”
第二，尽孝而遵命，“弱冠以母命商江右”。
第三，被周围的尤其是宗族的习惯要求所左右。其典型的例证是，许多村落和宗族已经形成经商的传统，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村民族众争取奔往一途。更有甚者，许多家族已把经商当做维护本族社会声望的手段，以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壮丁众赶向商旅之途。
三类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缺乏自觉主动的商业意识。
在商业行为上的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文化心态的差别，徽州早期商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就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
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州商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仅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安逸，富足即安，缺乏雄心壮志。
①徽州商人中从商而终的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
②在安徽，有巨富之称的盐商们于其商名之外一般都有别名，物质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贫困户，财富并没有使其摆脱商人身份的卑微。
③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是惊人的。
④置田建房修祠宇，几乎就是徽商资本的唯一出路。
因此，当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时，当受着近代文明洗礼的东南沿海商人与之展开竞争时，徽州商人累遭失利以至最终走向败落，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生意经】历史上，中国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对我国商业社会的发展，必然起到深刻影响。确切地说，许多生意人都是从农民发展而来的，骨子里先天就有一种小农意识。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视野、目标。安徽商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然而他们的意识里也不可避免的打上农耕文明的烙印。
【打交道】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的满足感、安逸感，缺乏宏大的视野。这些，都是经商的大忌。与小农意识比较强的安徽商人打交道时，要注意避免由此带来的局限，努力给双方的合作建立更宏大的愿景，超越短期利益、眼前利益的约束。
7.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浙江杭州，坐落着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胡庆余堂总部。这些安徽商人的建筑保留了鲜明的徽州特点，显然是房子的主人在用建筑形式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根源文化。
在胡庆余堂，可以发现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屋檐向内倾斜，使雨水流到天井内。有关专家对此解释说，这是安徽商人特有的商业文化，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
但是，自从历史上的安徽商人衰落以后，这一戒律早已经被打破了。从新一代徽商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发展脉络。今天的新徽商涵盖范围广，有国企、有民企，有在安徽的，有不在安徽的。这个庞杂的商人群体，早已经穿越了时空的限制，把徽商的精神带到了全国各地。
放眼海内，优秀的安徽籍企业家遍地开花。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比亚迪集团总裁王传福、征途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南京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等，都是新一代安徽商人的优秀代表。
于是，人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安徽商人“墙内开花墙外香”？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祝义才在合肥创业，结果遇到了种种刁难。后来，他只身前往南京，在那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经过多年发展，雨润集团在祝义才的带领下发展壮大，成为有影响力的食品企业。
有一位在安徽做生意的浙江商人评价说：“老板意识不强烈，是安徽人的一个特点。浙商为什么厉害，因为允许创业失败。一个浙江年轻人做生意把亲戚朋友的借款赔掉了，如果他继续坚持，找到另外的好项目，亲戚朋友还会借钱给他，让他翻本。但在安徽，大家可能因为他的失败，就再也不借给他钱了。”
可以说，安徽创业土壤的贫瘠，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商人群体的发展。当代安徽本地民企缺乏领袖人物，一些安徽籍商人却在外地取得了成功，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人们反思。
【生意经】商业繁荣是有条件的，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商人，应该得到重视，受到保护。当代徽商“墙内开花墙外香”，告诫我们要多一点冒险精神，对失败宽容一点，才能涌现更多的新商人群体。而对商人本身来说，在经商过程中多一些耐心，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到位，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打交道】徽商往日的辉煌已经不在了，回归了平淡。但是，安徽商人骨子里的那种商业精神还流淌在后人的血液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地处内陆，安徽缺乏沿海地区的优势，所以许多安徽人跑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地方，实现自己的创富梦想。与安徽商人打交道，要善于把他们与历史上的徽商结合起来，满足他们内心的荣耀，窥探他们身上的商业密码；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更宏大的视野评价今天的安徽商人，避免以地域的限制加以品评。
8.宗族观念浓厚
历史上，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当时，这里交通不方便，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促成了这里的繁荣。
根据《新安名族志》记载，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望族一共有78个。为了保持凝聚力，把大家团结到一起，人们兴建了大批宗祠。这些宗祠是宗族伦理的物化，反映了当地人强烈的宗族精神。今天，漫步在徽州，你可以看到许多极富特色的宗祠。
徽州人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益向文雅”的民风。历史上，这里的不但曾经创造了繁华的商业，还形成了注重文化的传统，与这种宗族精神的影响密不可分。
至于徽州人为什么大批经商，首先应该归结为这里恶劣的地理环境，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所以，经商是为了生计，改善生活，这是第一位的。在创业过程中，徽商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开创精神，胡适先生把它形容为“徽骆驼精神”。
徽商在生意场上左右逢迎，取得了巨大成功。当然，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依靠油嘴滑舌，而是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在各地往返奔波。有时候，他们到一个地方经商，往往数年不归。早年，徽州人送孩子外出当学徒，学习经商，都要叮嘱孩子好好干，不能给家里人丢脸。
在徽州，如果从外地返回家乡，除非荣归故里，否则就是“失业”的代名词。在经商方向选择上，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意思是“回乡”；二是萝卜干，是因其谐音“落泊”。从中也可以看出安徽商人对外出经商的重视。
受到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徽商外出经商的时候，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形成地理上的集群。通常的情况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通过这种方式，大家联系在一起，减少了身在外地带来的陌生感、不安全感。所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
依靠人情，安徽商人在外地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群落；另一方面，在具体经商过程中，他们还会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关系，避免由此破坏商业规则。为了处理好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徽商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名叫“会馆”。
在清代，会馆十分盛行，而以徽商会馆最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好几处。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始建于明代，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20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徽商的发达程度。
历史上的徽商创造了发达的商业文明，但是到了近代社会，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随着外商的进入，民族资本家群体逐渐产生，对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解体。就这样，繁华过去，历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生意经】历史上的徽商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发达的宗族团体。他们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伴随着新的经济关系到来，旧有的宗族传统必然面临解体，这是历史的必然。由此可见，经商也好，做生意也罢，终究不能逃脱时代的束缚，总会有特定时代的印记。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建立起经商的自觉，在把握时代脉搏中取得成功。
【打交道】今天的安徽商人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徽商了，不过，了解那段历史，不但能探寻他们成功的秘密，还能对今天的安徽商人建立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毕竟，当今的安徽商人身上还流着老祖宗的血液，他们身上也必然有先辈的影子。与安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有了徽商背景的了解，能让你更加游刃有余，也会让安徽商人对你多一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