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宋神宗时期，矿产品分配法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金银矿产品实行了二分抽收、八分自由贸易的政策。那么铁矿产品是否也实行了这一新的政策呢？据史料记载，私人承买者当时不仅拥有产品份额，而且数量不少。以利国监为例，苏轼在元丰元年（1078）十月奏议中提到：“（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苏轼建议废除不许铁人河北的禁令，以济冶户。据苏轼奏言判断，此前利国监冶户肯定拥有自由贸易铁产品的权利，否则不会在官府限制铁的流向后产生“失业之忧”。另一条记载也可说明这一点：元丰六年（1083）九月，“京东都转运使吴居厚上奏：‘本路徐、郓、青三州都作院及诸州小作院，每岁制造诸般军器及上供简铁之类，数目浩瀚。今将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年计课铁充使外，所少极多。欲乞将两监铁冶就逐处监官依邢、磁二州例，并从官中兴扇，计其所得，比旧可多数倍。’从之。”由此可见，京东路利国监、莱芜监诸冶在元丰六年吴居厚奏请改为官营生产以前，确曾有官府抽收课额之外“数倍”以上的产品归矿冶户自由支配的现象，换句话说，那里确曾实行了矿冶户拥有八分矿产品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成都府路，“比年坑冶兴废（发），铸钱有限，铁货积滞。而人户坑冶净利并输见钱，过限则罚，迫于罚限，则必贱售。”针对这种状况，元占元年（1086），政府一方面下令净利钱既可纳现钱、又可折纳铁；另一方面增加铸钱量作为榷茶司本钱，以解决铁货积滞的现象。这条材料说明，宋神宗时期，不仅仅在京东路，在其他路的私营铁矿场所也是拥有自由贸易权的。
如上所述，在京东路，由于吴居厚的奏言得到采纳，宋神宗元丰六年九月至元丰八年间，实行了约两年的全面禁铁政策。铁原料除用于制造军器和上供外，还制造各类器用以鬻于民。元丰七年（1084），在吴居厚的建议下，政府又于徐州设置了宝丰下监铸造铁钱。上述种种禁铁举措，激起了民愤。“元丰末，京东剧寇数千，欲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铁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遁去。”在朝野上下的一致谴责下，元丰八年（1085）四月，吴居厚被降知庐州，五月，罢宝丰下监。同年十一月，新上任的京东转运使鲜于优“奏罢莱芜、利国两监铁冶”。即罢废官营，重新恢复了私营生产。
宋哲宗时期，铁冶仍未实行榷买。但元符、绍圣年间都曾下令，那些“所收息薄而烦官监”的小矿场，由官府立课额，“许民封状承买”。此外，在生产中，“冶户煽生铁如有隐落不尽数上历，虽未出冶并许人告，得实依漏税法给赏”。表明当时政府对铁的生产十分重视，并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监督管理，以免漏失岁课。
从宋徽宗时期起，局部地区开始实行榷买政策。大观初（1107），人内皇城使裴洵奏上胃州通判苗冲淑之言，谓“石河铁冶既令民自采炼，中卖于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于是，“乃禁毋得私相贸易，农具、器用勿禁，官自卖铁唯许铸泻户市之”。政和年间，臣僚又上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于是，榷买政策推行到全国各地，“令诸路铁仿茶盐法榷鬻，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听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私相贸易者禁之。……然农具、器用从民铸造，卒如旧法。”也就是说，铁的民间流通必须经过官府之手才能实现。
宋徽宗政府之所以采用榷铁法，除意欲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手法以搜刮财利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撑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铜钱铸造业正面临着“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的局面，为了弥补铜料的不足，必须大力发展以铁为原料的胆水浸铜生产。
据政和六年（1116）十二月广东漕司之言，广南东路“岁额收铁二百八十九万余斤，浸铜之余无他用”。于是，“诏令官悉市以广浸”。北宋末期的胆铜岁额曾高达一百八十七万斤，如果以最低的比率二斤四两铁浸铜一斤计，也须用铁四百二十万斤以上。这样的巨额需求，如果不是在当地实行榷买政策，很难得到满足。
进入南宋以后，由：于二北方主要产铁地的丧失，以及源源不断的各类铁兵器的制造，铁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基于此，南宋一直实行了官府榷买的政策。在矿产地，私人承买的坑场，一律实行产品二分抽收入官、其余八分中卖人官之制。就连以前允许通商的福州地区，也规定“抽收拘买立数之外，民得烹炼”，即私人开采出的铁必须先向政府纳足规定的数额后，剩余部分才能自由支配。
宋孝宗乾道年间，为了调动矿冶户的生产积极性，还规定：“应人户告发铜、铅、锡、铁坑冶，更不立额，但据采炼到数赴官中卖，即时支还价钱，度使坑户放心告发。”某些矿区为了增加铁课收买额，还提高了收买铁的价格，“从私下价直就百姓和买”。然而，这类优润矿冶户的做法往往不能坚持下来。此外，一些地方官或为了邀功请赏，或迫于考课业绩，对矿冶户催逼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则是激起人民的反抗，私采盗铸层出不穷。如兴国军“大冶县三山产铁，为私铸窟穴，奸盗云集”。闽粤两地，私采私贩之人尤多。
以至官员们也不得不承认：“今之盗贼所以滋多者，其巢穴有二，一日贩卖私盐之公行，二日坑冶炉户之恣横。二者不能禁制，则盗贼终不可弥。”由于私采盗贩的盛行，南宋禁榷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铜铅锡的禁榷与“熙宁编敕”的颁行
在宋代各类矿产品中，铜、铅、锡由于是铸钱的重要原料，而被政府明确规定为“榷货”之物。“诸称禁物者，榷货同；称榷货者，谓盐、矾、茶、乳香、酒麴、铜、铅、锡、铜矿、铃石。”这些被称为榷货的矿产品，在两宋时期一直由政府监控其生产过程、并根据需要分配其产品的流向和数量。仅在宋神宗熙丰时期放宽了卖给民间铜铅锡的限度，并解除了铜钱流向境外之禁。
宋代禁铜诏令屡屡发布，内涵相当丰富。其中包括铜矿采炼、矿产品出卖、铜器制造和贩卖、销钱铸器、私铸铜钱以及铜钱出界等多方面内容。本节论述铜的禁榷，不打算全面探讨上述各种现象，只是从矿冶业的角度对铜矿采炼、矿产品出卖方面的禁榷举措作一探讨。
宋代在铜矿生产中采取了十分严密的管理制度。在生产场地，“必差廉勤官吏监辖，置立隔眼簿、遍次历，每日书填：某日有甲匠姓名几人人坑，及采矿几箩出坑；某日有矿几箩下坊碓磨；某日有碓了矿末几斤下水淘洗；某日有净矿内几斤上炉烀炼，然后排烧窑次二十余日，……经涉火数敷足，方始请官监视，上炉匣成铜”。由于铜铅锡是禁榷之物，为便于官府记籍和稽核，炼成的铜铅锡上除镌刻监管官员的姓名外，还特别要镌刻上炉户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