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记刘昌守宁陵斩孤甥张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尝以《李希烈传》考之也。希烈围宁陵时守将高彦昭，昌乃其副，贼坎城欲登，昌盖欲引去，从刘元佐请兵，出不意以捣贼。彦昭誓于众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诚善，然我为守将，得失在生人，今士创重者须供养，有如弃城去，则伤者死内，逃者死外，吾民尽矣。于是士皆感泣请留，昌大惭，则全宁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计刘元佐间能拒守，当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语言为文字，故不复审虚实。希烈围宁陵四十日而谓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败希烈，而云韩晋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围，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彦昭不得立传，计是官不至甚显而死，故昌得以为名。赵克国云：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昌为将固多杀，正使有之，犹不足为法，况未必有耶？为辩正以信史氏之说。
张文孝公观一生未尝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尝作真字，文孝尝自作诗云：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可见其志也。祁公多为监司及帅在外，公家文移书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书者问焉，久之乃稍尽解。世言书札多如其为人，二公皆号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谓文孝谨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绳墨，自应不解作草字；祁公虽刚方清简，而洞晓世故，所至政事号神明，迎刃而解，则疏通变化，意之所向发于书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书者三人：智永、怀素、高闲也。智永书全守逸少家法，一书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见于世者亦无他书，相传有八百本，余所闻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亲见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择处。逸少书至献之而小变，父子自不相袭，唐太宗贬之太过，所以惟藏逸少书，不及献之。智永真迹深稳精远，不如世间石本用笔太碍也。怀素但传草书，虽自谓恨不识张长史，而未尝秋毫规模长史，乃知万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则不能并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怀素千文在其子授处，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为全物也。高闲书绝不多见，惟钱彦远家有其“写史书当慎其遗脱”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名益重尔。
叶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宁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试，时前取上舍优等久矣。省中策问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见《马援传》者，亟录其语用之，而不及详，乃误以援为愿，遂被黜方新学。初何尝禁人读史，而学者自尔。源言之亦自以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宁立三舍法，虽崇经术，亦未尝废史，而学校为之师长者本自其间出，自知非所学，亦幸时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诋之。尹天民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记》而下至《欧阳文忠集》焚讲堂下，物论喧然，未几天民以言章罢。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际。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也。
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梁中书子美亦喜言杜诗，余为中书舍人时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与白事，坐未定即首诵杜诗，评议锋出，语不得间，往往迫上马不及白而退。每令书史取其诗稿示客，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必目怒叱曰：何不将我真本来。故近岁谓杜诗人所共爱，而二公知之尤深。
欧阳文忠公为举子时客随州秋试，试《左氏失之诬》，论云：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为一场警策，遂擢为冠。盖当时文体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变，孰能遽革。词赋以对的而用事切当为难，张正素云：庆历末有试《天子之堂九尺赋》者，或云：成汤当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历阶而升，止馀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汤九尺，《史记》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为善，一以为不善，争，久之不决，至上章交讼，传者以为笑。若论文体，固可笑，若必言用赋取人，则与欧公之论何异？亦不可谓对偶不的而用事不切当也。唐初以明经、进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远，皆帖经文而试时务策。但明经帖文通而后口问大义，进士所主在策，道数加于明经，以帖经副之尔。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初无定名，《唐书》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参政厚之居名衮绣坊，富秘监严居名德寿坊，蒋密学居尝产芝草，名灵芝坊，见侍御师道居名豸冠坊，卢龙图秉居奉其亲八十馀，名德庆坊，朱光禄居有园池号乐圃，名乐团坊。临流亭馆以待宾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为名，褒德亭以德寿富氏也，旌隐亭以灵芝蒋氏也，蒋公盖自名其宅前河为招隐溪，来者亦不复敢辄据。此风惟吾邦见之，他处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献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赐上字遵，好学，从杨大年作诗，以师礼事之，死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为闲燕、会贤二堂，一时名公卿皆从之游，卒谥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谥者，人不以为过，其后李用和之子玮复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为老李驸马，所居为诸主第一，其东得隙地百馀亩，悉疏为池，力求异石名木，参列左右，号静渊庄，俗言李家东庄者也。宣和间木皆合抱，都城所无有其家，以归有司，改为撷芳园。后宁德皇后徙居，号宁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词见称诸公间，杨大年尝为序其诗，为《闲燕集》二十卷。柴宗庆亦尚太宗鲁国公主，贪鄙粗暴，闻公武有集，亦自为诗，招致举子无成者相与酬唱，举子利其馀食，争言可与公武并驰，真宗东封亦尝献诗，强大年使为之序，大年不得已为之，遂亦自名其诗为《干阳》、《登庸》二集，镂板以遗人，传者皆以为笑。
《庄子》言蹈水有道曰：与济俱入，与汨偕出。郭象以为磨翁而旋入者济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没当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喻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戏，不知何意。国初久废不讲，至是乃使敕设日举行，而易以教坊杂手伎，后遂以为例。而余为学士时但移开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复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数尔。大观末余奉诏重修《翰林志》，尝备录本末，会余罢，不克成。
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文穆处其间九年乃出，从秋试，一举为廷试第一。是时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而志在幽燕，试《训练将赋》，文穆辞既雄丽，唱名复见容貌伟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为参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后诸子即石龛为祠堂，名曰肄业，富韩公为作记云。
吕文穆公既登第，携其母以见龟图，虽许纳之，终不与相见，乃同堂异室而居。贾直孺母少亦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请奉其出母而归，与其后母并处。既贵，二母犹无恙，并封二人。皆廷试第一，虽为出母之荣，而父子之间礼经所无有者处之各尽人情，为难能也。
《唐书？李藩传》记笔灭密诏王锷兼宰相事，《会要》崔氏论史官之失，其说甚明，而新史犹载之，岂未尝见崔所论耶？然即本传考之，藩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还，可也，何用更灭其字，自可见其误矣。给事中批敕事亦非是，唐制给事中诏敕有不便得涂窜，奏还谓之涂归，此乃其职事，何为吏惊请联他纸。藩名臣，二事尤伟，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当实尔。吾谓此本出批敕一事，盖虽有故事，前未有能举其职者，至藩行之，吏所以惊，后之美藩者因加以联纸之言，又益而为王锷事，不知适为藩累也。据《王锷传》，自河东节度使加平章事，《会要》以为元和五年，正藩为相时，大抵新史自相抵牾类如此。
唐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皆为阶官，此沿袭汉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之称也。汉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此三府官之极崇者。夏侯胜云：经术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盖谓此也。颜师古误以青紫为卿大夫之服，汉卿大夫盖未服青紫，此但据师古当时所见尔。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则有绶，魏晋后既无佩印之法，唐为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禄大夫之下。汉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宫门为职，初非所贵重，何以是为升降乎？古今名号沿革颠倒错忤盖不胜言，独怪元丰官制诸儒考核古今甚详，亦循而弗悟，故遂为阶官之冠。
《汉书？李陵传》言：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酵为媒，曲为蘖。师古引齐人名曲饼为媒，谓若酿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语，《唐新史》记程元振恶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别有据耶？抑以意自为也。《春秋外传》有云：蝎谮，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谮由中出，如蠹然。或谓取诸此，然亦奇矣。
旧说崔慎为瓦棺寺僧后身，崔慎由为浙西观察使时所生，故七岁犹未食肉。忽有僧见之，掴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荤。凡世间富贵人多自修行失念中来，或世缘未绝，有必偿之不可逃者。房次律为永禅师后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为略无修行之证，何但官爵一念失羌也。往在丹徒，常记与叶政远会甘露寺坐间，有举此事者，致远时有所怀，忽忿然作色曰：吾谓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执之十字路口，痛与百掴方为快意。闻者绝倒。
国初州郡贡士犹未限数目，太宗始有意广收文士，于是为守者率以多士为贵。淳化三年试礼部，遂几二万人，自后未有如是盛者，时钱枢密若水知举廷试，取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为第一，而丁晋公、王冀公、张邓公三宰相在其间。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世以释举佛者，犹言杨、墨、申、韩，今以为称者自不知其为姓也。贫道亦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之辞，不得不称者，疑示尊礼，许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讳，盖自唐已然，而贫道之言废矣。
吕许公初荐富韩公使虏，晏元献为枢密使，富公不以嫌辞，晏公不以亲避，爱憎议论之际卒无秋毫窥其间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诚难能也。及使还，连除资政殿学士，富公始以死辞不拜，虽义固当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几晏公为相，富公同除枢密副使，晏公方力陈求去，不肯并立，仁宗不可，遂同处二府，前盖未有比也。
张司空齐贤初被遇太宗，骤至签书枢密院，会北伐契丹，代州正当虏冲，而杨继业战殁，帝忧甚，求守之者，齐贤自请行，既至，果大败虏众。时母晋国夫人孙氏年八十馀，尚无恙，帝数召至宫中，眷礼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孙也，尝出帝亲礼面赐孙氏一诗示余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逄，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齐贤盖代州遂入相。圣言简质，不为文饰，群臣安得不尽心乎？诗诏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见之者。
国朝宰相致事从容进退，享有高寿，其最著者六人：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韩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庞颖公七十六，文潞公虽九十二而晚节不终，士论惜之。张邓公仍自相位得谢，尤为可贵。
韩建粗暴好杀而重佛教，治华州，患僧众庞杂，犯者众，欲贷之则不可，尽治之则恐伤善类，乃择其徒有道行者使为僧正以训治之。而择非其人，反好恶予夺，修谨者不得伸，犯法者愈无所惮。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传者虽笑，然亦适中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