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北京城都会有这么一天，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好像空了一般，从窗户看出去大街上一片空荡荡，坐公交车的时候不是终点站和起始站却有了座位，甚至多到不用给后上来的老弱病残孕乘客让座，街面上的商店关张了多一半，若是有风吹过，只看得见几张废纸在地上打着旋儿。
这时候就是要过年了。外地人都回家了。
每年这时候学校也就放假了，期末考试成绩没多少人在乎，真正在意的是我们的家长，整天念叨着快上高三了，可得好好努力，一落下就跟不上了。其实只要考得不是太差，大过年的也没什么人计较，我们这些人混在不好不差的正中间，就连王旭这不怎么上课的主儿，也考得不赖。一帮子人就这么的成了闲人，整天绕着满北京城转悠。就是萧阳出不来，她爸就盼着她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北大清华什么的，请了个家教天天在家给她补课，比上学还累得慌。听说每个假期都一样，怪不得她瘦成那样。
三十儿晚上北京城里头就见不着人了，天一擦黑儿，就全回家猫起来了，就算有几个人也都是在大街上偷着放炮的，这是北京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后的一年，１９９３年北京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的规定》。这个法规规定：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区。远离市区的农村及其他远郊区、县则暂不列为禁放区域，由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这规定实在让人窝火，据说是因为每年放爆竹炸伤炸死的人忒多，这是政府为了安全考虑。头几年我还觉得真安静呀，整天琢磨这是在过年吗？真安全呀，能在三十儿晚上放心大胆地走胡同串小巷了。禁就禁吧，放了十几年正好懒得放了。过了几年后心中又有种新的感觉：凭什么禁放烟花，这不是自找没劲吗？要是逢年过节都听不见点响动，那还叫什么过年啊？再说了，我们这帮小破孩儿打会走就拿着爆竹捻玩刺花，十几年了不也照样没事儿吗？还想着小时候年年过春节，大晚上一堆小孩儿攒在胡同口儿，盯着谁家放个炮仗，等响声刚一下去，就“呼拉”围上来，在剩下的炮仗堆里头扒拉，找着还没放过的就立马揣到兜里，干这种事儿王旭最猛，年年都不花一分钱可兜里揣着的炮仗比谁都多。
可那种情景好几年没见过了。今年也是一样，眼瞅着就三十儿晚上了，都没听见有一点儿动静。我们几个商量着，要再这么憋下去，非得找一天坐上车直奔郊区，甭管他昌平还是门头沟，溜溜放上一天炮仗。
现在中国的冬天就是每个人都在往回家的路上赶，北方的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身在异乡的人就起了相思病，甭管是赌气出走的还是被迫远走的，都开始惦记着家里的人好不好。再下几场雪，就该拎起来大包小包地坐火车乘飞机了。
也就只有一个人还没有回家。
“王旭，快过年了。”小昭姑娘拍着他肩膀挺豪气。
“怎么啦？”王旭这小子眼皮抬都没抬，就跟压根儿不关他事儿一样。
“你不回家？”
“前两天回去过了。老爷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房子都快空了。”
“没跟街坊打听打听？”
“没见着。也不知道是不是死外边儿了。”
一提起他家里的这些事儿，我们就全都手足无措。一个个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是亲爱的小昭姑娘还能有点儿办法。
“咱们再去瞧瞧吧。”
“有病啊，干吗去啊？”
“总得知道他在哪，好歹也是你爸。”
“你是居委会大妈啊？怎没带着小红箍入了小脚侦缉队啊？”
“你就兹当我是行了吧。”
一群人浩浩荡荡，直奔王旭家而去。
刚到胡同口，他家东院的王大妈就远远儿的跑过来啦。您可加小心啊，就您那两只小尖脚再摔个马趴，真别说，小尖脚捣得还挺快，眼皮没眨的工夫就到了跟前啦。
“王家小子回来啦？哎，也真是苦了你了，要不赶明儿你吃饭什么的就都归我管吧。”
“没事儿，您别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这街里街坊地住着，帮一把还不都是应该的吗。”
“真不用，您甭操心了啊。我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那哪儿行啊，就你一个人了，怪可怜的。”
“真没事儿，还有我爸哪，他过两天就回来。”
“你这孩子，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
“您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啊？”
“敢情你真是不知道啊？咳，这孩子！你爸进去啦。”
“啊？！”
嘴巴张得老大，本来灵活自如的手指仿佛抽筋一般，稳稳夹着的烟从指间掉落，跌落在地的尘埃，再往起弹了一弹，终于湮灭在飞扬的尘埃，吐尽了最后一口白色的烟雾。
“怎么进去的？”
“你瞧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天来了好几辆警车，“呜哇呜哇”的，下来一帮警察就把你爸带走了，找你也没找着。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反正听说是什么贩毒。”
贩毒？我们全都懵了，那时候毒品这东西我们也就是从电视上头瞧见过，何况政府的禁毒宣传攻势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强烈，贩毒？我还以为只有拍电视剧才能见得着呢。一时之间，大家伙全愣了，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旭沉默地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上下抖动，眼泪从手指缝间一滴一滴地渗出来，滴落到蓝色牛仔裤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片片圆形水印。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王八蛋！”
“得了，怎么说也是你爸。”伶牙俐齿的小赫儿，能说出来的也不过就是这几句。
“他不是！我他妈恨他！他挣不了多少钱我无所谓，整天喝酒我无所谓，哪怕他打我、骂我我都无所谓。可是他怎么能这样？贩毒，真他妈混蛋！他不是我爸，我不认他！”
“王旭……”认识王旭这么些年，见过他仰天大笑、见过他喋喋不休、见过他沉默寡言、见过他暴跳如雷、就是从来没见过他掉眼泪。
因为李景赫的缘故，我从小就对“眼泪”这玩意儿缺少免疫力，看见别人掉眼泪就搂不住火儿，蹿起来就敢揍人一顿，可现在看着王旭掉眼泪，鼻子也就酸了，别说发火了，就连话都说不出来。李景赫温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终于忍不住悄悄掉了眼泪。跟王旭比起来，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太幸福，恨不得把自己周围这点热乎气儿都拿个塑料袋装起来，捆巴捆巴弄一堆儿，全灌到他嘴里去。
但又明摆着无能为力。
这是2002年的春天，全国人民都在忙着庆祝新一年的到来，可今天我们这位一直背着吉他追着梦想往前疯跑的王旭同学，独自一人坐在“嗷嗷”咆哮的西北风中间，红了眼眶落了泪。
最后王旭还是跟小昭姑娘和双胞胎兄弟回了新街口，李景赫把我送回家，一路上我俩蔫头耷脑的没说什么话。
“你俩今儿是怎么了？蔫巴出溜的。”一进屋就让我妈看出来不对劲儿。
“妈，王旭他爸进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听说就前几天的事儿，我们谁都不知道。”
“你们这帮混蛋。没一个有人性的！这大过年的他一人怎办啊？”
“嗯……”我鼻子一酸，眼圈又红了。小赫儿一直没出声，话说到这儿才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把他叫咱们家来。也不少这一双筷子。”
别瞧我爸平时不爱说话，可那要是真发了话，一句是一句的，谁也打不了驳回。
结果三十儿晚上，我们家就成了大饭店。
本来说的是叫王旭过来，谁知道趁着热闹呼啦啦来了一大堆人，极光的四个人，再加上李景赫他们一家子，给我妈乐得合不拢嘴儿，忙得自己脚不沾地儿也就罢了，嘴里还不带打磕巴儿地指使我。抓瓜子、倒茶水，真把我当小催巴使唤，我趁着她没注意，撂挑子不干了。悄悄跟李景赫发牢骚。
“不是说就叫王旭来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小赫儿也不着急，笑眯眯掰着手指头给我数，小昭姑娘是孤儿，不来就得在孤儿院过，“那她得多孤独啊，你舍得看见一个漂亮小姑娘掉眼泪吗？”石平石安爹是警察，正赶上今晚上值勤，妈在外国谈生意回不来，也跟孤儿差不多。不来这儿这帮人去哪儿啊？
他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啊？
“得，就算他们必须得来，可你干吗来了，还拖家带口的。”
“凑热闹啊，这么大热闹我还能不来凑凑，那这辈子可就亏了！”
“不好好在家过年，瞎往这儿凑什么热闹啊？”
“你爹妈跟我说这儿就是我家一样啊。你妈让我妈来帮忙的。帮了半天忙总不能一脚就踢开吧？程筱，你忒狠了，卸了磨杀驴！”
“难为你承认你是头驴。”
他瞪大了眼睛瞅着我，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当时就心里一惊，惨了，这回把他惹急了，我什么时候斗得过他啊，这么一来，我就请等着受死吧。
突然他的一只手就重重地拍了我肩膀。我吓得一闭眼，心想着完蛋了。虽说人活这一辈子横竖是个死，可就因为这么一句话死了，实在是有点太不值当了。
“你可以啊，还学会幽默了。真不容易。”
我真是小看了李景赫，这时候他都能笑出来，还明显挺开心的，笑得捂着肚子缩成一团，眼泪都出来了。我有那么好笑吗？
怪不得过年都要大家团聚，哪怕是千里迢迢也得赶回家，“落雪也不怕落雨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风雪落下，”一定要回家，只要见到家“如何大风雪也不怕”。我看着这一大屋子人，嘻嘻哈哈，吵吵闹闹，有人抱怨着谁沾了面的手摸到自己新洗的衣服上，却被别人笑话捏出来的饺子实在难看，这么乱七八糟的时候，心里头竟然涌上来一点儿感动。就像是被热乎气儿包裹起来的窗玻璃，泛上一层水汽。
北京过年有个传统，每年的三十儿晚上到了整十二点就能听见钟鼓楼的钟声，所有人都在这个时刻安静下来，大气不喘，就这么静静聆听着浑厚悠扬的铜钟声穿越大街小巷，满四九城地飞跑。今年也是一样，临近半夜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一股脑地跑到阳台上推开窗户，也不管外边西北风刮得脸生疼，一个个眼睛里闪着亮光，仔细地寻找从钟鼓楼上飘过来的钟声，在结束的同时发出“哦——”的一声大叫。
这时候大家都说不能忘了没法凑到一起的萧阳，紧接着一个电话就追过去了。她在那头开心地“呵呵”直乐，说是要让我们赔罪，就约好了第二天去逛庙会。
正月初一早晨起来，一个个眼睛都红得跟兔子似的。昨晚上折腾了一宿，打牌聊天的，我爸平时不到十点就躺下了，可那天晚上也愣是睁着眼睛熬到早晨。我妈说这才叫过年，不然怎么就有那么句老话说“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的呀。她倒真挺想得开。就因为王旭昨天红着眼眶说了句谢谢，她这一晚上嘴没合上过，忒美了。
按照昨天说好的，萧阳早就在我家门口儿等上了。我们这一群人吃过了饺子就慌手忙脚地往厂甸儿赶，每年最大的庙会就是这儿。其实厂甸就是宣武区南新华街路东边的一条小胡同。元朝时候政府在这设了烧琉璃瓦的一座窑，所以就有了个名儿叫琉璃厂厂甸。在北京，一般的庙会都是用庙宇的名称命名，厂甸这儿光庙就有三座，火神庙、吕祖祠和土地祠，这三座庙是明朝时候建造的，火神庙现在叫宣武区文化馆，吕祖祠在厂甸七号，土地祠已经拆了，现在应该是宣武实验幼儿园。这三座庙宇离得挺近，而且都在农历正月，佛事兴盛，上香的人和小商小贩摆的摊儿连在了一起，这么着就成了厂甸庙会。小昭姑娘高兴得不得了，非说长这么大这是头一回，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哪儿说得清啊，光记着小时候一家子一起逛庙会，骑在我爸的脖子上，用北京话说那叫“呵儿喽”着。肩膀上扛着一大串糖葫芦，这是厂甸最有名的了。全是用山里红，也就是山楂，穿成串儿，大的能有五六尺长。有讲究的拿黍米做的饴糖从上到下刷上一层，整个就变成了白色的，顶子上还插着各种颜色的小纸旗子，就叫厂甸一景儿。
听我一说，小昭姑娘激动得直蹦高儿，坐到公共汽车上头也安分不下来，一个劲儿地叫司机师傅快点儿开，我说大小姐，这不是出租车好吗？一年就这么一回能赶上座，还不能老实待会儿。
这帮人一个劲儿地埋怨我，怪我不该招她，可我哪儿知道她这样儿啊？简直就是一活猴儿。
等我们到了那儿才知道什么叫人多，抬头一看哪儿哪儿都是一片黑压压的人脑袋。哎呦，看得我头直晕。逛庙会的过程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就算是七个人手拉着手也还是不停地被冲散，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像是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可是大家还是兴致高昂，抖起来嗡嗡作响的单双空竹，迎风挥舞就嘎嘎击鼓的大小风车，抽在地上滴溜乱转的陀螺，以及五六尺长的大糖葫芦，再加上各种生肖玩意儿，每一件都吸引足了我们的注意，店铺和摊商前边摆着的书画珍玩、册页扇面、京味小吃、干鲜特产、空竹陀螺、风车风筝、针头线脑、杂物百货，我们每一家都停下来，每种小吃都尝一口，遇见实在好吃的，就几个人抢着吃。溅得浑身不是油星儿就是调料，那也没不高兴，照样乐呵呵地到处跑。小昭姑娘扛着几尺长的大个糖葫芦，一个劲儿地觉得自己跟这儿有莫名奇妙的缘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忧愁。”你别逗了，还是大家一块儿开开心心地玩儿吧。那一天整个厂甸的上空都能听见我们嘻嘻哈哈的吵闹声。
2002年的春节就这么浩浩荡荡地过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这么激动人心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