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的一天中午。
汪伪76号特务紧急出动，抓获了企图挖地道炸死特务头子李士群的特工袁殊。
袁殊被捕后，另一特务头子丁默邨主张杀掉袁殊，生死关头日本特务机关的岩井英一机关长保了袁殊一命。
此后，外界才知道袁殊“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
然而，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知道这一情况后不但没有责怪袁殊，还让袁殊向军统戴笠汇报。没想到戴笠对此也毫无怪罪之意，让袁殊卧底日本特务机关，继续为军统效力。在此之前，袁殊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青洪帮都有密切关系，现在又多了一层与日伪的关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五重间谍”。
然而，袁殊被日本特务机关长岩井英一保出后，袁殊在“青帮”眼里就成为了敌人。以前与袁殊走得很近的人，也开始疏远他了。这让袁殊很着急。在上海，如果没有帮派身份就会受人欺负，如果没有帮中人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对此，袁殊向潘汉年汇报。他还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大张旗鼓地去拜访青帮大佬张仁奎。
袁殊说，这拜访有两重作用，一是拉近与青帮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也是青帮“通”字辈的，可以前的那点威望因为岩井英一机关长的援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就要再找回以前与青帮特殊的关系；二是如果被拒绝，会给自己在日本方面开展情报工作上几分保险，别人更认定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会更好地打消日本人对他的怀疑。
其实，去拜访青帮大佬张仁奎本身就是一个考验。
日本人正在观察袁殊的一举一动，他在做，别人在看，所以，张仁奎对他热情或冷漠，对他而言，都是不小的收获，而且利大于弊。当然袁殊知道张仁奎的性格，他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他还是希望被接受，他想碰碰运气。在情报获取上，袁殊一直是好运不断，这次他也希望好运当头。
可是，袁殊第一次去拜访张仁奎却吃了一个闭门羹。袁殊第二次拜访张仁奎，张仁奎说偶感风寒，不便见客，袁殊再次碰了一个软钉子。当然，袁殊不甘心，他又第三次拜访张仁奎，他不想就这样半途而废，这不是他袁殊的办事风格。他也知道，再一再二，张仁奎也绝不会再三地拒绝他，这也不是张仁奎的风格。所以，他第三次前来拜访张仁奎。他想，如果张仁奎不见他，他还会来，直到见他一面为止。而在袁殊第三次拜访张仁奎时，终于见到了张仁奎。
这次见面，双方并没有说几句话，甚至简单的寒暄都言不由衷，显得十分别扭和不自然，张仁奎的第一句话就枪里夹棒。
“哎哟，是哪阵风把您这位大日本皇军的红人刮到寒舍来了，真是有失远迎，还望见谅。”说着，张仁奎一抱腕施个礼，可他却没有站起身，只是坐在椅子上说。
“噢，什么红人不红人的，只是混口饭吃而已，而已！”袁殊说。
“中国的饭不解饿呀？日本的狗屎就很对你的口味呀！”张仁奎歪着头说。
“不是，我是，张老太爷，我是有苦难言呀！”袁殊想辩解几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能说，这是纪律，但他听张仁奎骂他，他的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是不是日本的骨头棒很好啃呀？当汉奸是不是很舒服呀？”张仁奎终于忍不住地骂道。
“张老太爷，这，这……我不是……”袁殊被骂得张口结舌。
“不是人吧，我这里不欢迎狗。送客！”张仁奎不容分说就下了逐客令。
就这样，还没说上几句话，袁殊被张仁奎骂了出来。虽然挨了骂，袁殊却暗暗地向张仁奎伸出了大拇指。
虽然，袁殊被张仁奎骂了出去，但后来，张仁奎还向袁殊伸出一次援手，这是后话。
那么，袁殊到底是哪方的特工？
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袁殊又是如何左右逢源的呢？
袁殊是中共情报战线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东方佐尔格”。
袁殊，又名袁学易，曾用名曾达斋，1911年4月出生于湖北蕲春一户没落的官宦人家。袁家的远祖自洪武年间由江西迁入湖北蕲春，袁氏世代为书香门第。但到袁学易的父亲袁晓岚之时，家境渐见没落。袁晓岚与四兄弟分家，分得数亩花红果园。秀才出身的袁晓岚精于算学，刚开始把家里经营得还不错。
袁殊出生那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年。此前袁殊的父亲袁晓岚就热衷于“排满”运动，先加入保路同志会，后成为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活动几乎倾尽家资。
还在张仁奎未入同盟会时，就听张象珍讲过袁晓岚，入同盟会后，也听孙中山提起过袁晓岚的名字，当时张仁奎就对袁晓岚充满了敬意。当张仁奎得知袁晓岚之子袁殊成为了小日本的走狗时，让他愤怒至极，这个家庭里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叛徒，张仁奎也一再警告他的弟子不准给日本人做事，谁去给日本人当狗，就与谁断绝师徒关系。张仁奎恨日本人，所以，袁殊来拜访被他两次拒之门外，而第三次见袁殊，也是想当面痛骂这个日本人的走狗。可张仁奎对袁殊的父亲还是特别尊重的。张仁奎来上海时袁晓岚也曾拜会过他两次。
辛亥革命时，袁晓岚加入湖北日知会，曾携枪返乡，想夺取政权，旋即离去。之后，袁晓岚用妻子的嫁妆，在汉口开设人力车行，仍然参与革命活动。人力车行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袁晓岚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因在船上发生意外，右臂骨折，上岸就医。此后被迫折返上海，在广慈医院休养。
袁殊的母亲贾氏出身于前清盐官巨贾之家，夫家没落之后，她曾带着袁殊兄弟两人依靠娘家资助及典当家什生活。袁殊由五岁开始，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三年当中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袁学易的外祖父、外祖母于1919年去世，他母亲贾氏只得带着兄弟两人前往上海投奔袁晓岚。谁知，此时已任国民党驻沪机关要职的袁晓岚却因与学生姘居而冷落贾氏母子。贾氏母子三人于是在上海浦东以教棚户区工人认字为生，兄弟俩曾当街卖过大饼油条，擦鞋擦老虎灶，还曾在启智印刷所任排字工学徒。母子三人相依为命，袁殊的童年生活非常贫苦，饱尝了人世的艰辛。
袁晓岚没有在经济上资助贾氏母子，却仍然关心着儿子的成长。他托友人将袁殊介绍进了上海立达学院，免费入学就读。袁殊崇拜立达学院老师袁绍先、夏丏尊、丰子恺等。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殊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与此同时，袁晓岚之友胡抱一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因与袁殊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及其世交关系，胡氏任命袁殊为其秘书。此后，胡、袁同往南京，在南京偶遇“五卅”运动时的大学生代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的邵华。胡抱一将袁殊推荐给邵华，邵华遂任袁殊为该部宣传股少尉股员，稍后袁殊担任了第六军十八师政治部连指导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分裂，北伐受挫。袁殊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于是离开国民党军队，从南京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的袁殊，1928年以文艺青年身份加入高长虹主持的崇尚无政府状态的“狂飚社”。但因不满当时报刊是“买办阶级统治者的御用代言者”，袁殊决定投身新闻事业，独创一片“清净的天空”。办报刊对袁殊来说毕竟是外行，于是1929年袁殊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大学东亚预备学校新闻系专攻新闻学，次年学成回国。
1931年3月16日，在陈望道等人的关怀下，袁殊创办了一份以新闻为主的报纸——《文艺新闻》。由于《文艺新闻》采取“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办报宗旨，从它创刊那一天起便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一些左联成员包括著名左翼人士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成了《文艺新闻》的作者。其中夏衍除了提供“左联”消息外，在论及中国文坛上的思想倾向时，他的文章常常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在袁殊的努力下，《文艺新闻》成为左派刊物中发行量最大、出版期数最多、视角最为丰富和组织、沟通读者最为成功的刊物。《文艺新闻》不但坚持报道的公正性，还十分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当年“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最早就是由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披露出去的。
《文艺新闻》首先独家披露“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使这份报纸影响大增。此前的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找了多家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刚刚创办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
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在简单地介绍了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后，冯雪峰焦急地问袁殊：“现在各个报刊均不登载这一消息，《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
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管制非常严格，袁殊知道登载这样的新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对国民党残害进步作家的愤恨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
袁殊沉思片刻，对冯雪峰说：“可以登，但你要以读者的名义来信查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我应付国民党当局查问消息来源，还应找来五烈士的照片，作为读者来信问答的继续。”
“好，好，这个主意好！”听了袁殊的话，冯雪峰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冯雪峰回去后马上给袁殊寄来了一封署名为“蓝布”的打听四位作家下落的读者来信，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
显然，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冯雪峰在信中故意将五人写成了四人。袁殊收到来信后，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将其刊登于3月30日《文艺新闻》第三期第一版头条位置。
此文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来电来函询问。
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艺新闻》第五号第一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辞人世》的两封读者来信，在这两封化名为“曙霞”、“海辰”的读者来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为此刊发了按语：“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仅以本报十期奉酬。”
随后，袁殊又在《文艺新闻》第六号二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了由冯雪峰提供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还发表了一篇冯雪峰转来的鲁迅给李秉中的信，这也是袁殊按冯雪峰的意思发表的。因为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后，由于当时鲁迅有一段时间未在社会上露面，致使不少人也为鲁迅的下落而担忧，甚至还有消息称鲁迅也被国民党杀害，冯雪峰于是决定以发表鲁迅信函的方式从侧面报道鲁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后的数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笔记”短讯中刊出了各类人物，包括他自己采写的对五作家遇难的态度以及进步作家对五作家遇难的祭文，如第十二期署名“林莽”的《白莽印象记》、第十三期署名“肖石”的《我怀念着也频》等。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令国民党惊恐万分，要查封《文艺新闻》。
此时，袁殊父亲袁晓岚的老友、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惠出面干涉说：“袁殊那孩子干不出什么大的名堂，让他去吧！”由于方觉惠从中说情，再加上《文艺新闻》巧妙地采用读者来信方式报道左联五烈士被害之事，国民党当局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文艺新闻》最终挺过了这一关。
鲁迅对此大为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
《文艺新闻》在袁殊的主持下从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寿命长，影响大，这显然与袁殊这种公正灵活的办报策略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的这种斗争方式对左联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始重视合法斗争的作用。
对此，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称：“袁殊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创办《文艺新闻》，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和重要，并开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转变。”
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这个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他的人生和潘汉年挂上了钩，注定了要充满惊险与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