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
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
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
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
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
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
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
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
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与历史大势相悖
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
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
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
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
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
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
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
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
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
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