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与日之以甲子纪，皆以历元次第推而得之。月之因乎斗柄，时之因乎太阳，但取征于十二次，则亦但可以十二技纪之而已。若同一建寅之月，孰为丙寅？孰为戊寅？同一加子之时，孰为甲子？孰为丙子？既无象数之可征，特依倚历元“初始月，时始于甲干”而推尔。乃以历元言之，则冬至月建甲子，已为岁首。而今用夏正，甲子之岁始干丙寅，抑甲子之建自冬至始？而大雪以后即建甲子，义亦相违。故古人于月，但言建某枝之月；于时，但言时加某枝，而不系以天干；立义精慎。后世琐琐壬遁星命之流，辄为增加以饰其邪说，非治历之大经也。
谓黄帝吹律以审音；吹者，吹其律之笙箫管籥也。而蔡西山坚持吹之一字，以讥王朴用尺之非；过矣！朴用尺而废律，固为不可。尺者，律之一用耳，可以度长短大小，而不可以测中之所容与其轻重。且律兼度量衡而为之准，是律为母而尺其子也。用一子以废群子之母，其失固然矣。然律者，要不可以吹者也。枵然洞达之筒，音从何发？即令成音，亦怒号之窍、于喁之声而已。且吹之有清浊也，不尽因乎管，而因乎吹之者洪纤舒疾之气。今以一管，易人而吹之；且以一人，异用其气而吹之；高下鸿杀，固不一矣，又将何据以定中声乎？唯手口心耳无固然之则，故虽圣人，必倚律以为程，则管不待吹，弦不待弹，鼓不待伐，钟不待考，而五音十二律已有画一之章。然则言吹律者，律己成，乐已审，而吹以验之也，非藉吹之得声而据之以为乐也。用尺，虽于法未全，自贤于任吹者之徒徇口耳矣。
黄道出入赤道内外之差，冬至自南而反北，入在赤道北，故曰反。初迟后疾，至于赤道，则又渐向于迟。夏至自北而之南，亦初迟后疾，至于亦道，则又渐向于迟。唯近赤道则疾，远则渐迟；历家测其实，未明其故。盖赤道当天之中，其体最高，则黄道所经亦高，渐移而南北，则渐降而下。“在天成象”者，清虚而利亲上，故趋于高则其行利，趋于下则其行滞，犹在地成形者之利于下。是以二至之发敛三十秒，二分之发敛极于三十八分九十五秒也。据《授时历》。
谓日高，故度分远，是以日行一度；月下，故度分近，是以日行十三度有奇；亦周旋曲护阴当迟、阳当疾之说尔。七曜之行，非有情则非有程；而强为之辞，谓月与五星一日之行，各如日一度之远近，亦诬矣。且经星托体最高，其左旋何以如是之速邪？夫使日之一度，抵月之十三度有奇，则土星之一度，当抵月之三百五十一度有奇矣。果如是其远焉否也？抑必七政之疾徐，画一而无参差，但以度分之远近而异，东西既尔，南北亦宜然；月之九道，何以出乎黄道外者五度十七分有奇邪？天化推迁，随动而成理数，阴阳迟疾，体用不测；画一以为之典要，人为之妄也。以之论天，奚当焉？
月中之影，或以为地影，非也。凡形之因照而成影，正出，旁出，横出，长短大小，必不相类。况大地之体，恶能上下四旁之如一哉？今观其自东升历天中，以至于西坠，其影如一；自南至北，阅九道，出入四十八度，其影如一。地移而影不改，则非地影明矣。乃其所以尔者，当由月魄之体，非如日之充满匀洽尔。受明者，魄也；不受明者，魄之缺也。意者魄之在天，如云气之有断续疏漏，或浓或淡，或厚或薄；所疏漏者，下通苍苍无极之天，明无所丽，因以不留乎。亦阳用有余、阴用不足之象也。有余则重而行迟，不足则轻而行速，抑可通于日月迟疾之故矣。
月行之道所以斜出入于黄道者，日行黄道之差，每日大概以二十六分强为率，分百为度。三日半而始得一度；若月，则一日而差三度半弱。故日虽渐迤南北，而其道恒直；月则每日所差既远，其道恒斜也。日其经而月其纬乎。
“孙可以为王父尸”；可以者，通辞也，不必定其孙而为之也。假令周当平、桓以降，祭文、武二世室，安从得孙而为之尸乎？天子七庙，虽无孙而在五世袒免之内，亲未尽则形气相属不远，皆可为尸。文、武、后稷既已远，而德厚者流光，凡其子孙与同昭穆者，皆可尸也。然则祭祢庙者而未有孙，或取诸五世以内为诸孙之列者与！若又无之，则取之所祭者再从以外之兄弟，期于无乱昭穆而已。
自汉以来，祭不立尸，疑其已简。古人阴厌阳厌，于彼于此，亦不敢信祖考之神必栖于尸，弗获已而以有所施敬者为安，亦要孝子极致之情尔。礼有不必执古以非今者，此其一邪！且祖考之尸用诸孙，祖妣之尸将用诸孙之妇邪？则形气固不相属矣。《诗》云：“谁其尸之，有齐季女。”说见《诗稗疏》。是明乎必取诸孙女之列也。一堂之上，合族以修大事于祖考，乃使女子与昆弟同几筵以合食，而取象于夫妇；人道之别，不亦紊乎！必无已，而不必其形气之相属，使为祖尸者之妇为祖妣尸。乃同牢之礼仅用于始昏，亦同于室而不同于堂；自此以外，必厚其别。乃于礼乐之地，兄弟具来，而夫妇合食以无嫌，亦媟甚矣。更无已，而妣配无尸，即以祖之尸摄之，则一人而两致献酬，男子而妇人之，又已不伦。念及此，则不立尸为犹愈也。司马、程、朱定所作《家礼》，论复古备矣，而不及尸，亦求之情理而不得其安也。
《素问》之言天曰运，言地曰气。运者，动之纪也，理也，则亦天主理、地主气之验也。故诸家之说，唯《素问》为见天地之化而不滞。五运之序：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以理序也。天以其纪善五行之生，则五行所以成材者，天之纪也。土成而后金孕其中；虽孕而非其生。土金坚立，水不漫散而后流焉；水土相得，金气坚之，而后木以昌植；木效其才，而火丽之以明，故古有无火之世，两间有无木之山碛，无无金之川泽，而土水不穷。砂石皆金属也。自然而成者长，有待而成者稚。五行之生，虽终始无端，而以理言之，则其序如此。故知五运者，以纪理也。地主气，则浑然一气之中，六用班焉而不相先后。同气相求，必以类应；故风木与阳火君火。相得也，阴热相火。与燥金相得也，湿土与寒水相得也。相得则相互，故或司天，或在泉，两相唱和，无适先也。以类互应，均有而不相制，奚生克之有哉？倘以生克之说求之，则水，土克也；金，火克也；胡为其相符以成岁邪？理据其已成而为之序，而不问其气之相嬗；故以土始，不以水始，异《洪范》亦不以木始，异《月令》。非有相生之说也。气因具相得者而合，风兴则火炀，火烈则风生；热熯则燥成，燥迫则热盛；湿荫则寒凝，寒嘘则湿聚；非有相克之说也。风，春气也；故厥阴为初火。热，夏气也；燥，秋气也；湿寒，冬气也。冬水聚，湿气胜。应四时之序而不虚寄土位于中宫，于以体天地之化，贤于诸家远矣。有滞理而化与物不我肖也，则不得已而为之增减以相就。如八卦配五行者，木二，金二，土二，水火一；不知水火之何以不足，木金土之何以有余也？以五行配四时者，或分季夏以居土，或割四季月之十八日以居土；不知土之何以必主此一月之中与此十八日之内也？抑不知季夏之气、林钟之律，何为当自减以奉土也？唯《素问》“天有一火，地有二火”之说为不然。天主理；理者，名实之辨。均之为火，名同而实未有异，故天著其象，凡火皆火一而已矣。地主气，气则分阴阳之殊矣。阴阳之各有其火，灼然著见于两间，不相訢合，不能以阴火之气为阳火也。阴火，自然之火也；阳火，翕聚之火也。阴火不丽木而明，不炀金以流，不炼土以坚，不遇水而息；而阳火反是。萤入火则焦，烛触电则灭，反相息矣。故知二火之说，贤于木金土各占二卦之强为增配也。
五运在天而以理言，则可以言性矣。性著而为五德，土德信，金德义，水德知，木德仁，火德礼。信者，人之恒心，自然而成，诸善之长也。恒心者贞，是非之不易而固存者也。是非在我之谓义，是非在物之谓知，知非而存其是、油然不舍之谓仁，仁著于酬酢之蕃变之谓礼，礼行而五德备矣。故恒心者，犹十干之甲、己，五行之土，包孕发生乎四德而为之长也。《论语》谓之识，《易》谓之蕴，《书》谓之念，作圣之始功，《蒙》之所谓“果行育德”也。故通乎《素问》之言天者，可与言德。
蔡伯靖言“水异出而同归，山同出而异归”；非也。水，流者也，故有出有归。山，峙者也，奚以谓之出，奚以谓之归乎？自宋以来，闽中无稽之游士，始创此说以为人营葬。伯靖父子习染其术，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古之葬者，兆域有定，以世次昭穆而附焉。即至后代，管辂、郭璞有相地之说，犹但言形势高下，未指山自某来为龙也。世传郭璞《葬经》一卷，其言固自近理。自鬻术者起，乃窃《禹贡》“导山”之文，谓山有来去。不知“导山”云者，因山通路，启荆榛，平险阻，置传舍尔，非山有流裔而禹为分疏之也。水之有出有归，往者过矣，来者续矣，自此至彼，骎骎以行明矣。若山则亘古此土，亘古此石，洪濛不知所出，向后必无所归，而奚可以出归言之？彼徒见冈脊之容，一起一伏，如波浪之层叠，龙蛇之蜒屈，目荧成妄，犹眩者见空中之花，遂谓此花有植根，有结实，其妄陋可笑，自不待言。如谓有所自起，有所自止，则高以下为基，町云自平地拔起，至于最高之峰而止，必不可云自高峰之脊而下至于丘阜也。海滨，最下者也，必欲为连属之说，海滨为昆仑之祖，非昆仑之行至海滨而尽。一峰之积，四面培壅而成，亦可谓异出而同归矣。水以下为归，山以高为归，不易之理也。况乎踞峰四望，群山杂列于地下，正如陈盂盏于案，彼此之各有其区域而固不相因，明矣。术士之说，但以夸张形似诱不孝之贪夫，以父母之骴骼为媒富贵之资。有王者起，必置之诛而不舍之科，为君子者，如之何犹听其导于迷流邪？
谓“天开于子，子之前无天；地辟于丑，丑之前无地；人生于寅，寅之前无人”；吾无此邃古之传闻，不能征其然否也。谓“酉而无人，戌而无地，亥而无天”；吾无无穷之耳目，不能征其虚实也。吾无以征之，不知为此说者之何以征之如是其确也？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知来者，以先见之几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魏、晋之降，刘、石之滥觞，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文去而质不足以留，且将食非其食，衣非其衣，食异而血气改，衣异而形仪殊，又返乎太昊以前而蔑不兽矣。至是而文字不行，闻见不征，虽有亿万年之耳目，亦无与征之矣。此为混沌而已矣。
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以其近且小者推之，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轾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永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而贪忍无良、弑君卖国、结宫禁、附宦寺、事仇雠者，北人为尤酷焉。则邵子之言，验于宋而移于今矣。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灭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故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则虽谓天开地辟于轩辕之代焉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