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角落
江西自元代起始建行省，明、清两代均沿袭，至1856年时，全省辖4个道（粮储兼南抚建、饶广九南、袁瑞南临盐法、吉赣南宁），13个府（南昌、建昌、抚州、饶州、九江、广信、南康、袁州、临江、瑞州、吉安、赣州、南安），1个直隶州（宁都），共管1散州、4散厅、74个县，属两江总督节制。军事上，江西全省不设驻防八旗，绿营因不设提督，最高指挥官为江西巡抚（兼任提督），驻南昌府，管下有九江、南赣两镇总兵，袁州等四协副将，广德等各营参将，以及袁州等更小单位汛地防兵和抚州水师营，原来水陆两路绿营兵额定员数近3万人，但多次裁撤后只剩约2万，且布防分散，空额冗多。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曾国藩曾上奏朝廷，说绿营兵总额60多万，空额达六七万人，说的虽是全国情况，但同样能反映出江西防兵的空额问题，也就是说，这2万左右的省防常备兵员，恐怕至少缺编2000人。
长期以来，江西之于清廷，一直是个不太引人瞩目的行省。该省隶属明清两代财赋钱粮最集中的两江总督辖区，却既不像江苏那般富庶，又不像安徽那般扼南北漕运的要冲，加上“民风柔弱”（曾国藩的评价），不似皖北那样剽悍难制，也不若江南那般因知识分子多、和前明有千丝万缕联系，而总让清廷忐忑不安。除了清初追剿南明之际曾爆发过李成栋、金声桓起兵反清事件外，历次兵祸都和江西关系不大，因此一向被清廷视作无须多做布置的行省，长吏的选择多为因循守成之辈，防务布置也相当松懈，且历次大规模裁军几乎都免不了先拿“不需要多费工夫”的江西开刀：顺治年间，江西绿营裁军3000人；康熙初年，南赣巡抚被裁撤；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江西提督的专职被取消，改为巡抚兼任；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大裁军，史载“裁撤最多”的便是江西境内的南赣镇（原本中、前、后、右、左5个营5000人，裁掉左营，减少额兵千余人）和九江协（原本辖左右2个营2000人，裁为1个营，减少额兵900余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减轻财政负担——既然江西没有太多需要防守的目标，那么又何必设这么多冗员冗兵呢？
咸丰三年太平军“奄下东南”之初，江西同样是“风景这边独好”：周围各省的省城武昌、安庆、南京均被攻破；南京还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武昌和安庆则是多次被攻破，而江西却仅有九江一府被兵，九江府下属的湖口、彭泽两县遭太平军“过路”而已，且太平军在上述三城停留的时间均不超过一天。
外国人似乎对江西也并不是那么在意。法国遣使会江西主教田嘉璧（L.G.Delaplace）是第一位系统谈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法国人，早在1852年10月6日他就致信里昂、巴黎布道会理事，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个被他误以为“新教徒运动”的大事件。在这些信中他谈到太平军在湖南、湖北的军事行动，并预测他们将向“江南”发展，还叙说了许多道听途说的太平军、拜上帝会的传闻，却唯独几乎未曾提及他所居住的江西。很显然，他觉得太平军对这个省不会有什么兴趣。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为解决军需问题开始溯江西征，江西省会南昌也因此在癸好三年五月二十至八月二十日（1853年6月24~9月24日，清咸丰三年五月十八至八月廿二日）遭到太平军赖汉英、石祥祯部围攻，但因清方主将江忠源的死守而未能得手。此后太平军在江西全省的势力范围，就仅限于九江府、湖口县、瑞昌县等北部沿江少数府县，其目的显然是掩护长江通道，保障上游武昌和下游安庆、天京间太平天国辖区的联系。
尽管实际上只占据了两三座城池，但太平天国按照他们一贯的铺张风格，在他们控制的这一小片江西省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江西省”，即“改九江府为江西省（意即江西省会），改湖口县为九江郡[1]”。此时太平天国尚没有省级行政机构和主官，在郡、县两级则分别设立郡总制、县监军，相当于清廷的知府、知县，而整个“江西省”的军政大权，则主要控制在九江守将殿右十二检点林启容手中，但他似乎并不能节制官阶与他相等但资格却比他老得多的湖口守将东殿左卅一承宣黄文金。
1854年湘军初起，气势强盛，从湖南杀到湖北，夺取武汉三镇，之后又从湖北沿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不意却于1855年年初在九江、湖口碰了个硬钉子，湘军水师被截为外江（长江）、内河（赣江和鄱阳湖）两部，均暂时丧失战斗力。湘军统帅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初进驻南昌，却因只有军权没有地方行政权而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北方那片把自己军队一分为二的洪氏江西省徒呼奈何。
尽管如此，不论清军还是太平军，在18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仍然未曾把江西省本身当作重要的战略目标，而更多将之当作进取其他目标的跳板。正因如此，九江—湖口战役后，两军在长江中游的争夺焦点，很快便转移到西边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三镇附近，而“两个江西省”间的对峙则似乎被大家淡忘了。
然而江西省的战略地位，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着转变。
共同关注
对于清朝来说，江西一隅不稳，就意味着上游的湘军无法构成对天京的压力，意味着天京始终不能彻底合围。不仅如此，江西不靖，还令更南方的重要省份——“夷务”前线广东，失去回旋纵深。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贡献军费（海关收入）和军需（洋炮及军火弹药）最多的省份，刚刚遭罹天地会“红兵”围城之祸，此时又被英国人、法国人以各种各样的口实和理由阴魂不散地纠缠着，许多清朝的大人物都相信，那里迟早会出事，会出大事（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凭自己有限的“国际及地缘政治知识”，还难以研判这里到底会出什么事）。
对太平天国来说，就更是如此。
尽管九江—湖口战役的胜利避免了太平天国的大崩盘，上游的武汉三镇也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兵员的损耗和水师的衰落，让太平军难以在天京—镇江—瓜洲、安徽、湖北等任何一个战场上获得局部优势，甚至连均势都不易维持。此时太平天国的态势，是依托“天京铁三角”死守，而毗邻的以安徽省城安庆为中心的皖北占领区，则是“铁三角”得以持久支撑的补给源。但这个补给源因庐州的陷落已大为缩小，而清朝上下游水师力量的不断充实，又注定将切断连接补给源和被补给对象间的“血管”。如果延续这种打法，无异于慢性自杀。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传统的上游战略，是沿着长江布置据点并向四周辐射，除沿江据点外，内陆郡县只作为收集军需（特别是粮食）的目标定期扫荡，而不作长久占据的打算。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节约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缺点则是一旦水路出现问题，各据点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立的“钉子”，非但无法为天京“输血”，自己都将面临“失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