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经济基础对法律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资产阶级法学家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种。公法是指涉及国家地位、利益的法律，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私法指涉及个人利益的法律，如财产法、家庭法、继承法等。恩格斯指出，不管公法和私法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都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公法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私法也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当然，在不同条件下，私法表现经济关系的形式会不同，但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总之，法律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当然不可否认，国家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不是消极地被经济基础决定，它能运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在于：摧毁旧的经济基础和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扼杀危及自己生存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的萌芽；维护自己的基础，为自己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恩格斯指出，国家愈是成为某阶级的机关，它的相对独立性就愈大。同样法律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律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它可以维护某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可以限制和取缔某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既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用，这是坚持了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的统一。
（2）经济基础决定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决定哲学。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与经济基础离得更高更远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它归根到底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从表面上看是复兴古希腊的哲学，但其中心内容是人文主义。这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相适应的，不过是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的哲学表现。在18世纪的英法哲学家那里，哲学与经济的关系表现得更明显。
经济基础决定宗教。首先，经济基础决定着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宗教的产生与古代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科学知识极为贫乏，人们对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从而产生了对各种超自然的神秘崇拜。宗教产生以后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宗教在发展中，每一种宗教体系都是在继承前一时代宗教思想内容上发展起来的。人们如果只看到这种独立性，并且把它夸大到决定一切的地步，看不到宗教被物质条件决定的事实，就是唯心主义宗教观的认识论根源。其实宗教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唯心主义者没有看到这一点。一旦揭示出宗教这一事实，旧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就完结了。总之，宗教的发展变化是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原始宗教适应于原始氏族经济；早期基督教是与罗马帝国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条件相适应的；封建的宗教教阶制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以及新教分化为两派是与市民阶级的出现以及城市平民与市民阶级的对立相适应的。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着宗教改革的兴起和成败。恩格斯通过路德宗教改革的失败和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成功，深刻揭露了宗教改革与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联系。路德的失败，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加尔文宗教改革之所以在一些国家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因此，宗教改革的成败都是由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状况决定的。
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利用宗教归根到底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系统的政治思想，只能借助于宗教来组织革命力量。而到18世纪，法国的自由思想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伏尔泰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宣传自由平等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这时法国资产阶级完全抛开了宗教，直接以自由平等人权理论为指导开展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
以上从16—25段，恩格斯详细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指出了国家、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和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又进一步阐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从而完善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
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
本段是全章内容的总结，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伟大意义。首先，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马恩的其他著作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结束了旧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人们不再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真实的联系，从而真正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结束语
最后两段结束语是说明1848 年革命后德国哲学发展的情况，论述了资产阶级哲学的衰落和无产阶级哲学的兴起。
1848年后德国资产阶级对待理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胜利失去了过去在理论上的兴趣，而这种注重理论研究曾是德国的光荣，产生了一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随着古典哲学的终结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者。继续保持理论研究兴趣的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并且这个兴趣是根除不了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了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必须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理论研究愈具有科学性，就愈能符合无产阶级利益。恩格斯指出，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即是说，生产劳动是整个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一切矛盾的最终原因都产生于生产劳动之中，并且解决所有社会矛盾的方法也必须从解决生产劳动内部矛盾入手。因此，现代劳动阶级———工人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决定力量。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哲学武器，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继承和发展起来。
思考题：
1．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2．恩格斯是如何论述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的？
3．如何理解“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4．恩格斯在第四章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哪些基本原理？
［原典］
反杜林论（节选）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恩格斯
第一编 哲 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某一类存在形式为人的意识所考察，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设想为简单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愿。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不知道和接触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义。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性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述的。
因此，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形式（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后者是错误的）。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做法。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枟全书枠 [8]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学。其次，他们两人把这些模式或者说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作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枟全书枠，它如此忠实地抄袭枟全书枠，竟使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感激涕零。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那么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其实，“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方式，即把普通话中叫作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还有另一种动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