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凝重的播音风格。《新闻追踪》的记者集“采、编、播、制”于一体，这是对传统模式的突破，它与国际广播现状非常吻合。可以说，《新闻追踪》的记者在这方面为省台新闻节目的改革带了个好头，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开始，记者在口播技巧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听众对记者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记者的口播如果不规范，或记者的口播很差，又直接影响到《新闻追踪》的质量。所以，《新闻追踪》的记者要把说好普通话作为最基本的业务功课，勤学苦练，达到能讲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水平，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那么，《新闻追踪》的播音要确立什么样的风格呢？
自然朴实。记者的口语或纤细含蓄、或平和柔顺、或深沉凝重、或热情活泼、或激越高昂。无论采用哪种语调，都要注意使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俗易懂的短句，多用双音节的词、排比句，不用或少用复杂的、冷僻拗口的长句子，以及过多的形容词和副词。无论采用哪种语调，都要从节目的内容出发，与内容融和，并做到前后一致。
充满感情。《新闻追踪》的节目由记者自己采播，这使记者对感情的投入易于把握。记者要善于把握感情的倾注，通过声音把内心的感情最直接、最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观点、评论、意见渗透、融合进听众的思维中。加之丰富的音响，使节目自然和谐、整体融洽，创造出一种立体化的非常得体的“音画境界”，向高品位、高质量发展，使听众脑海中出现鲜明的现场形象，仿佛身临其境。
要扩大媒体的生存空间，就必须拥有吸引人、震撼人的优秀新闻作品。实践告诉我们，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报道，往往能够成为精品，信息的传播效果也比较好。新闻评论虽然本身在反映内容、写作目的和表达方式上与新闻报道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策划原理上却有共同之处。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策划，一期新闻评论栏目或一篇新闻评论本身的逻辑性和说理性都将提高。这样才能更好地引起受众的关注，优化传播效果。
第三节 “喉舌”与“耳目”的关系辨析
一、“喉舌”与“耳目”概说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传媒的基本性质和职能，以“喉舌”和“耳目”概括，早已被作为原则确定下来了，其本义是传播最新时政情况，表达政治主张和愿望要求，并成为新闻工作的实践准则。马克思在《枙新莱茵报枛审判案》一文中讲到党报的使命时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可以说，“喉舌”一词简洁、准确、明白地表达了党的新闻传媒的本质属性。
作为新闻传媒也存在着一个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的问题，也就是说，仅仅强调传播工具的自然属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作为阶级喉舌的社会属性。其社会属性包括了三个基本因素：一是稳定性，即新闻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不会因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和历史使命的不同而改变；二是兼容性，即各种新闻传媒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也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三是通用性，即新闻传媒作为“阶级的喉舌”具有普遍适用的秉性，不会因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而改变这一性质。需要强调的是，在强调“喉舌”功能的同时，还必须注重“耳目”的功能，这方面有两种倾向是应该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强调宣传教育而不重视新闻舆情功能，即宣传党政机关和会议活动多而反映人民群众的活动和要求少。新闻舆论活动应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以人们的舆情为主体，以人民的要求和呼声为尺度。而对于党政机关来说，新闻传媒是反映下情最及时、最经常、最方便的一个来源。通过它，能够及时了解民情，使自己的“下情上达”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并变为群众的活动。及时了解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整工作部署，完善政策措施，使决策更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合乎民主化和科学化，所以，我们的新闻传媒应该加强“下情上达”的意识。另一种倾向是强调“耳目”功能，而忽略了“喉舌”的性质。在学术界，有的观点注重新闻信息的沟通功能，注重新闻传媒对于事态的报道，而把指导性视为“强加于人”；有的观点则只注重事实或现象真实，而把反映事物内部联系的“本质事实”视为一种“苛求”，是“用政治意图代替事实”。新闻舆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其中，新闻性和传播性是新闻舆论的自然属性，而意识性和阶级性则是社会属性。如果只强调新闻性而忽视意识性，新闻舆论就会偏离方向；只注重意识性而忽略新闻性，也会违背新闻舆论的特征和舆论的活动规律。所以，只有将“耳目”与“喉舌”联系起来，才能体现新闻舆论的本质属性，完成新闻传播媒体的历史使命。
二、新闻评论多元场结构整合
皮埃尔·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这本书中提出了场域理论。他认为社会是由一系列的“场”（ field）组成的，如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科学场、艺术场和新闻场等，不同的场通过争夺各自的话语权利并最终形成合谋而对整个社会起作用。在布尔迪厄那里，“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6]。场域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这是场域最本质的特征。
布尔迪厄认为，各种资源构成不同形式的资本，每一场域都有各自占主导性的王牌资本。在知识分子场域里是文化资本，在权利场域里则是经济和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场域是行动者争夺合法性———象征资本的场所，争夺对场域的支配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垄断权的空间场所。场域不可能凝固成胶着的空间框架，事件、历史的涌动使场域无时无刻不处于复杂微妙的斗争状态。因此，场域中的事件冲突是多元决定的。[7]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占优势的资本形式决定了场域的具体逻辑，不同场域的特定逻辑往往是不可通约。相应地，就需要用场域的方法来进行分析，简单来讲，用场域概念进行的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
在《关于电视》中，布尔迪厄提出了新闻场和电视场等概念。他在书中这样论述，新闻场是在19世纪两类报纸的对立中构成的：一类优先提供“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加“轰动性的”消息，另一类则发书摘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价值。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对立的场所。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会受制于市场商业逻辑的裁决与考验。同时，新闻场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场域的关系，渐渐地对不同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构成威胁。因此在“新闻场”中，不同的权利逻辑影响并制约着新闻生产，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新闻文本就始终贯穿着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新闻逻辑。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场的论述，则更为犀利。他在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被现存体制所消解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指出“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构成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主题。其中第一个主题分析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揭露了电视的符号暴力特征。第二个主题涉及电视与商业的关系，即商业逻辑在文化生活领域中的僭越，它与第一个主题密切相关，是其进一步的展开。布氏的观点简单明确：电视从文化和交往的传播手段沦落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操作行为是因为一切都受制于收视率，而收视率又是追求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布尔迪厄发现，收视率对电视的直接作用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于是，最有收视效果的社会新闻取代了电视的文化品位和政治功能。布尔迪厄同时尖锐地剖析了电视的另一面：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他指出，电视可以制造现实，控制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并达到特定的目标，“一方面电视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8]。由此，布尔迪厄描绘了一幅经济逻辑如何通过收视率来影响电视、新闻场和整个文化生产场的图景。
媒体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一种市场化的产物，由其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所决定，其竞争形式往往是一种不可见的方式，即由权力关系来决定的。这种权力关系十分复杂，并非完全由人的感知能够获得，但却可以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来加以确认，如市场占有率、传播区域设置、媒体在广告主心目中的地位、记者队伍和评论员所形成的集体资本等。各媒体之间，不仅存在着互动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对象关系与权力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媒体场域结构。
场域是一个被结构化后的社会空间。在一个力场中，有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存在着持续的恒常的不平等关系在场域内部运作，这也是一种竞争，竞争的目标是改变或保存这一力场。在具体的媒体中，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力量同他人进行竞争，这种力量将决定着他在这一场域中的位置，这一位置又会使他产生出自己的竞争策略。这种竞争在实际工作体验和观念上，往往强调了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视了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竞争，虽然它受控于新闻媒体在经济和象征的权力关系中占据的位置。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四重转型同时展开；就业矛盾、城乡矛盾、东西部矛盾等诸多矛盾纠缠错综，中国文化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使得原本坚定的统一声音发生动摇；同时，面对巨大生存压力的人们需要的倒不是对现实的深入了解，需要的正是基于生活的有效的安抚、交流和宣泄，一种有现实可能的想象空间。但特殊时期这种本应由传媒，特别是直观的可视的传媒———电视执行的“按摩”作用，因为传统联播式新闻“高高在上，俯瞰苍生，冰冷生硬，千人一面”而付之阙如了，公众与官方沟通的良好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单向度接受的政意下达通道）被阻断，原本严密有效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输出系统因为陡然失效而在电视上处境尴尬。所以说，经济力量引起的社会生态的变化是叙述事实的新闻评论取代旧有的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根本原因。这时的新闻评论不再注重意见的宣传和发布，更注重意见的导向和整合，并开始尝试改变原有的单向传播方式，越来越注重观众意见的吸取和采纳。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危机”成为电视评论再次发展的一次机遇。
三、双向传播通道的双向效益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不同政见的组织之间、不同观点的个人之间出于各种自我利益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地说服他人、求同存异、化解矛盾、达成共识，于是在通过媒体达到效果的过程中，产生了舆论。舆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