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在芝加哥城外的渥太华镇举行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辩论。前一天的晚上，各地的人们都赶到那里去了。小镇上所有的旅店和民宅都住满了人，甚至附近一英里之内的区域都设满了营地。整个小镇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到处灯火辉煌。
当道格拉斯坐着一辆6匹白马拉的高级马车，在小镇的道路上穿行的时候，街道两旁不时传来民众热烈的欢呼声。与道格拉斯明显的明星派头相比，我就显得有些自不量力，不少民众认为我向成名已久的道格拉斯宣战，是想通过战胜道格拉斯找到成名的捷径。辩论还没开始，我就处于下风，在人们的眼中已经是失败者了。
与道格拉斯相比，我承认自己的身上存在很多劣势，我拘谨的性格将这种劣势扩大了许多。譬如，我不会像道格拉斯那样热情地取悦观众，去争取一些属于自己的支持，我也不懂得让自己的穿着举止变得优雅得体一些。我只会傻傻地站在旁边，看着道格拉斯在辩论前的尽情表演，静静地等待民众们安静下来，才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开始演讲时，给人们的印象就像是一个乡下人：举止笨拙，衣着邋遢，毫无风度可言，声音不大，甚至表情也很不自然。我有些紧张地说出了自己的开场白，依据自己的习惯问了几个启发性的问题，然后慢慢引入自己的演讲。接下来，我才渐渐找到一些感觉，变得忘我起来。
我表示自己跟道格拉斯是不一样的，对方只是追求个人的成功，我则是为了信念和原则而奋斗。我不在乎是否能赢得选举的胜利，而是正义是否能够得到施行。
针对道格拉斯粉饰奴隶制的种种言论，我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有关奴隶制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一定要明确是非对错，不能用看问题的角度这种模糊的话来混淆视听。“不是奴隶的人必须同意不拥有奴隶。谁不让别人获得自由，那他自己也不会得到它！”我热切地希望这样的观点能够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我从非洲奴隶贸易出发，启发人们对奴隶制罪恶的深思。我还指出，道格拉斯的“人民自主权”不仅造成了他们现在目前可以看到的严重后果，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发很多人们意想不到而且不愿看到的事情。比如奴隶制受到鼓励，必然会引起非洲奴隶贸易的死灰复燃，因为奴隶制和非洲奴隶贸易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还把社会中不平等的现象和奴隶制的不平等联系起来启发民众思考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的演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共鸣。
对于我的驳斥，道格拉斯刚开始还能够保持得体的风度，只是站在一边，自信地微笑摇头。可是一轮轮的辩论之后，他就不能自持了，变得粗俗和不理智起来，采用歪曲的方式来回应。
在渥太华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又在其他几座城市进行了六场辩论。这一系列辩论轰动了整个美国。虽然在辩论结束之后举行的议员竞选活动中，道格拉斯胜出了，作为参议院重新回到了华盛顿，但是，我认为我也没有失败，我成功唤醒了民众追求自由和权利的渴望，让全美国的人知道在伊利诺伊州还有一个叫亚伯拉罕·林肯的人一直为反对奴隶制而奋斗着。哪怕有一天我被人们遗忘，但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对自由事业产生影响。
竞选结束之后，我又回到了镇上从事律师工作。不久，镇上的一位黑人妇女的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再一次刺激了我的神经。这位妇人的儿子在密西西比河轮船上做水手，因为拿不出能够证明自己是自由身的文件，就被逮了起来当做奴隶拍卖。
我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伊利诺伊州的州长，他对我根本不理睬。我对州长一字一句地说：“州长先生，我向上帝发誓，如果你无法将这位年轻人释放出来，那么，终有一天，我会将这个国家的奴隶制度彻底消灭。”
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一半是自由，一半是奴役。我要站出来让人们真正看清奴隶制是有悖于人们一直深信的民主和平等的，也呼唤更多的民众团结一致，捍卫国家的完整和安全。
4．问鼎白宫
1860年春天的芝加哥，新组建的共和党在那里召开大会，提名本届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把这一次的选举看作是本党东山再起的关键时刻，希望能结束民主党占据执政党之位将近30年的局面。他们意识到，只有推举出一位能获得广泛支持的候选人，才能赢得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说实话，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党内提名足够的优势。党内很多有实力竞选总统的人都想要得到这个提名，他们不仅有着很高的教育程度，也颇有精明的政治手腕，有很高的声望以及众多支持者。与此相比，我没有资金建立一个自己的竞选团队，也没有作为参议员的出色经历。我只是在多年以前进过众议院，也没有出色的成绩，相反还有不少非议。
从种种迹象看，我都对得到共和党的提名不抱希望，竞选国会参议员仍然是我在公开场合提出的近期目标。在我打消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的时候，费尔找到了我。费尔是坚定的奴隶制反对者，一个精明强干的地产商和政客，颇具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1858年末，他去东部作了一次旅行，回来后找到我，详细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费尔告诉我，西华德和蔡斯固然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共和党的政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由于他们都是反奴隶制的激进派，言论过于激烈，在党内树敌过多，如果被提名，获胜的把握不大。而我正日益为国人所瞩目，我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易于为广大的中间群众接受，所以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若我能在奴隶制的废奴问题上再多加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在全国的知名度，定能在大选中获胜。所以，费尔不遗余力地鼓动我参加选举。
费尔的提议激起了我的热情。在1859年短短的一年中，我旅行4000英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旅途中，我会见了各地共和党领导人和次年将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广泛了解了各地选民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情绪。1860年初，我开始着手实质性的竞选工作。我把自己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的辩论编成集子，作为竞选运动文件出版。我还把在纽约库珀学会上的演说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广泛传播我的关于奴隶制的温和主张。我当选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
5月9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代表大会在迪凯特举行。次日，大会推选我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选定的总统候选人出席芝加哥全国大会，与纽约州的威廉·西华德、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和密苏里州的爱德华·贝茨等人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
5月16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大会旨在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并制定党纲。竞选政纲很快被一致通过，但总统候选人的确定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西华德是国会参议员，曾任纽约州州长，在共和党内声名显赫，以反对奴隶制立场坚定而著称，被认为是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不少共和党人看好西华德。那些共和党代表在赶去芝加哥的火车上曾进行了一次投票的试验，结果显示，西华的票数是其他候选人总票数的2倍。有好几节车厢中没有一个人投票给我，甚至其中有些代表都不知道还有我这个人。西华德获得提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本来定于周四晚上开始的投票活动因为计票所需的纸张不够而耽搁了下来，等待中的代表们受不了闷热的天气和蚊虫的叮咬纷纷要求将大会推迟到次日上午10点。正是这短短的17个小时让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也许是西华德树敌太多，关键时候，这成了他仕途上再往前行的致命障碍。他的最主要政敌是共和党机关报《纽约论坛报》主编贺瑞斯·格里莱。格里莱曾追随西华德，为他竞选纽约州州长和国会参议员立过汗马之功，不仅未受到重用，这次还被排挤出纽约州代表团。因此，他对西华德满腔怨恨，一心要伺机报复。印第安纳州代表索利·莱恩和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安德鲁·柯廷也公然宣称如果西华德竞选总统，他无法获得他们两州的选票。伊利诺伊州则是我的忠实支持者。
相比之下，我获得提名的呼声尽管没有西华德高，但由于我在奴隶制问题上一贯温和的立场，党内没有树敌。如果我能够争取到印第安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就有希望成功。
17日夜成了至关重要的一夜。格里莱整夜未眠，通宵达旦地穿梭于各个代表团之间，鼓动各代表团反对西华德。格里莱颇有些社会影响力，他的话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许多代表开始动摇了。此时，我的竞选班子戴维斯等人不失时机地开始争取各个代表团的代表。印第安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们在戴维斯的反复劝说下终于同意投票给我。
为了在第二天的投票会场上大造声势，以压倒其他候选人，西华德专门请来了一支1000人左右的啦啦队助威，我的支持者们则涌入会场大喊支持宣言。
次日早晨，投票就在这样震耳欲聋的喊叫声中开始了。第一轮，西华领先；第二轮，我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州投出的52张支持票，形势立刻逆转；而到了第三轮，我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结果出来了，我以354张当选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十一月份的总统大选，我依靠着北方的拥护赢得了这次总统选举。
人们兴奋地在街上四处奔跑，传递着这一喜讯，几十位老朋友将我团团围起来，他们对着我又笑又嚷，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兴奋地往上空抛着帽子。我站在那里，呆住了好几分钟，嘴角微微颤抖，我的泪从眼角不自主地流了下来。这可以称得上是我这一生之中最精彩的时刻。我有过艰难凄惨的历程，遭受了无数次的失败；然而此时，我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庆祝。可是，面对混乱动荡的南北局势，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我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是何等的沉重。
5．曲折的就职之路
我不得不注意到这次竞选投票背后隐藏的危机：这次竞选中投票给我的都是北方的州，南方一票都没投给我。所以我当选以后，南方各州的反应都是对抗性的，甚至做出了极其危险的举动。
果不其然，坏消息接踵而至，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紧接着，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也紧接着宣布脱离联邦。他们撤走了在国会的代表，宣布自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购买军火，积极备战。事态一天天地变得更坏。到了1861年3月，南部要塞中只有查尔斯顿港还属于联邦，其他的要塞全部落入南方手中，北方随时面临被南方侵袭的危险。总统布坎南虽然谴责了分裂行为，但他做得更多的是运用道义上的劝说来制止南部的脱离，所以事态并没有因此受到控制。
面对这样紧张混乱的危险局势，我饱受煎熬，但因为我尚未就职上任什么都做不了。不仅如此，我还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的民众劝我放弃目前的立场，有的民众警告我放弃总统之位。
按照计划，我原本打算在1861年2月11日搭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就职，并计划在沿途几个城市发表演讲。然而，消息传出后，铁路公司聘请的侦探宾克顿就不断收到南方黑奴制的支持者将在火车上暗杀我的情报。因而，我的行程几度被迫推迟。
2月20日，宾克顿接到情报称，暗杀者将在随后我出席巴尔的摩举行的集会时下手。21日晚上，在宾克顿等人的劝说下我出席集会，连夜换乘另一列火车直奔华盛顿。但考虑到我1.93米高的个头，很容易被人发现，宾克顿只好让我摘掉那标志性的黑色高帽，刮掉满脸的络腮胡子，抹上厚厚的粉底，化了一个妖艳的贵妇妆，围上一条长长的披巾，盖住了大半张脸，乔装成一个前往华盛顿观礼的贵妇人。就这样，我躲过杀手的重重围堵，于21日晚10点10分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并于次日早晨9点，抵达华盛顿联合车站。我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天刚刚亮，街道上还没有什么人。赛华德来到火车站，悄悄地接走了我和我的秘书黑尔，将我们安置在一家不起眼的旅店。直到就职礼前夕，人们才得知我已经来到这里。
我虽然安全到达了华盛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已经安全了。我是否会在就职演说上遭到枪杀，许多人，包括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史考特将军都对此十分担忧。典礼当天，为了确保我的安全，史考特将军安排了上百名士兵在国会厅放哨。
就职典礼上，我向众人证明，我的政党从未作过任何尝试去干涉南部各州的现有制度。如果过去美国的分裂只是一种威胁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现实。我必须使用宪法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来维护联邦的一切财产和土地。但是除此之外，我无意侵犯任何地方和民众，也绝对不会在人民之中使用武力。可是如果南方不惜以任何借口图谋不轨，一心破坏联邦的话，美国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制止这样危险的行为。但是我劝告南方一定要谨慎考虑战争行为，因为不管哪一方胜利，对国家来说都是一场浩劫。
典礼结束后，我乘着一辆马车迅速离开，安全返回到白宫。
第三节为自由而战
1．内战爆发
在我入驻白宫的第一天，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了：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军事要塞萨姆特堡由于被南方联盟包围，处于断绝给养的状态。如果支援不能迅速到位，萨姆特堡就会被南方军队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