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芝摇译
一个人初次来到一个大城市时，难得像雪莱驱车驶入那不勒斯那样有眼福目击下面这样一桩事：一个青年从一家店铺里跑出来，被一个手持匕首的男人紧追不放；那人追上他，一刀刺进他的脖颈，青年应声倒地，一命呜呼。雪莱是个软心肠的人，不认为这是一桩带着地方色彩的小事。他既恐惧又愤恨。但是，当他把自己的感触告诉给跟他一起旅行的一个卡拉布里亚的牧师时，这位身高力大的牧师却哈哈大笑，嘲笑他少见多怪。雪莱说，他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想打人。
我始终无缘碰上如此激动人心的场合。不过，我头一次到阿尔赫西拉斯[1]时，却经历了一件对我来说极不寻常的事情。当时，阿尔赫西拉斯是个龌龊、荒僻的小镇市。我夜间到得较晚，于是住进靠码头的一家客店。虽然这家小店简陋，但是从这里却能一览直布罗陀的全貌。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账房设在一楼，我要求订个房间，一个邋邋遢遢的女仆把我领上楼去。店主正在玩牌，似乎对我很不耐烦，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一番，顺手给了我一个房间号，就不再理会我，接着玩他的牌。
女仆指给我那个房间，我问她能给我弄点什么吃的。
“您想吃什么？”她说。
我明知她在说大话。
“你们店里有什么？”
“您可以叫一客鸡蛋火腿。”
看店里的情景，我也知道在这儿休想吃到别的。她把我领到一间狭窄的屋子里，房顶很低，四壁是用石灰水刷的，当中摆着一张长桌子，上面已放好第二天午饭用的餐具。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背朝门坐着，他正缩在一个盛着热灰的铜盆旁取暖。其实，这种取暖盆对安达卢西的冬季来说已无济于事了。我坐下来，等待那顿不很丰富的晚餐。我若无其事地瞥了那个陌生人一眼，他正在瞧着我，可是一接触我的目光，他迅速把头扭开。我等着我的鸡蛋。终于女仆端来了鸡蛋，这时，那个陌生人又把头抬了起来。
“我需要你按时叫醒我，好乘头班船。”他对女仆说。
“是，先生。”
他那重音说明他是个英国人，而看他那魁梧的身躯和精力充沛的外貌，却像是来自北方。在西班牙，能吃苦耐劳的苏格兰人要比英格兰人更常见。不论你走到储量丰富的里奥廷托矿井还是赫雷斯的酒仓，塞维利亚还是加的斯，你所听到的都是特威德以北的那种从容不迫的谈吐。在卡莫纳的橄榄林里，在阿尔赫西拉斯和博巴蒂拉之间的火车上，甚至在遥远的梅里达的软木林中，你都可以遇到苏格兰人。
饭后，我朝着那燃烧的炉盆走过去。当时正是严冬，刺骨的寒风掠过海滨吹进室内，冻得我直打哆嗦。我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那个人却要让开。
“别起身，”我说，“这儿有地方坐。”
我点上一支雪茄，并且让给他一支。吉伯的哈瓦那雪茄在西班牙一向是受欢迎的。
“抽一支雪茄我倒没意见。”说着，他伸出手。
从他嗡嗡的说话声里，我辨认出那是格拉斯哥的口音。但是，这个陌生人沉默寡言，他那慢腾腾的回答使我失去跟他交谈的兴致。我们一声不吭地抽着烟。他比我乍一看到他的时候还显得壮实；肩膀宽阔，四肢发达，脸晒得黝黑，头发又短又灰。他外表结实，嘴巴、耳朵和鼻子长得又大又厚，皮肤满是皱纹。他那一双蓝眼睛显得暗淡无光。他不停地用手捋着不整洁的灰白胡须，这种神经质的举动使我不免感到有些厌烦。不一会儿，我发现他在瞅着我，咄咄逼人的目光把我弄得惴惴不安。于是，我又抬起头望着他，希望他像刚才似的把目光移开。果然，他不再盯着我了，可是没过多久，从那双浓密的长眼眉底下又射出两道侦察的目光。
“刚从吉伯来的？”他突然问。
“是的。”
“我明天走———回家去，谢天谢地。”
他把最后几个字说得那么一本正经，惹得我笑了。
“您不喜欢西班牙吗？”
“啊，西班牙蛮好。”
“您在这儿待得时间长吗？”
“太长了，太长了。”
他屏住气说。我很惊讶：我这随便一问竟引起他情感上那么大的波动。他猛地站起来，走来走去，一边跺着脚，犹如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把妨碍他的椅子推到一边，不时重复地呻吟着：“太长了，太长了。”我默默地坐在那儿，感到很不自在。为了使自己保持镇静，我把火盆里烧透的灰烬拨到上面来，他突然停住脚步，弯下腰看着我，仿佛我这个动作使他忆起我的存在。然后，他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
“您觉得我古怪吗？”他问。
“并不比大多数人古怪。”我笑着说。
“您看不出我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他俯着身说，好让我能仔细地看看他。
“看不出。”
“如果您看出来我奇怪的地方，您不会不说吧？”
“不会的。”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真叫我不可思议。不知道他是否喝醉了。足有两三分钟，他没说话，我也不打算打破沉默。
“您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我告诉了他。
“我叫罗伯特·莫里森。”
“苏格兰人？”
“格拉斯哥人。我在这倒霉的国家待了好几年。有烟丝吗？”
我把烟丝包递给他。他装满烟斗，用一块燃烧的木炭点着了。
“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待的时间太长了，太长了。”
由于一时的冲动，他又要跳起来走来走去，但是，他紧紧抓住椅子，克制住了自己。从他的面部表情，我看出来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我猜测他这种不安的情绪是由于酒精慢性中毒引起的。我一向讨厌醉鬼，因此想尽快脱身睡觉去。
“我一直在经营橄榄林，”他接着说，“我在这儿是为格拉斯哥和南西班牙橄榄油有限公司效劳。”
“哦，是的。”
“您知道，我们搞到一种新的炼油法，如处理得当，西班牙油一点不比卢卡[2]油差。况且我们可以卖得便宜些。”
他讲得平淡无味、有条有理，用词很精确，符合苏格兰人的特色。他看起来非常清醒。
“您知道，埃西哈多少是橄榄行业的中心。原来我们有一个西班牙人在那里照顾业务，可是我发现他老是偷我们的钱，结果我把他开除了。我通常住在塞维利亚，那里装运油比较方便。然而，在埃西哈物色不着一个可靠的人，所以在去年，我亲自到那儿去了，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不知道。”
“离镇上二英里路远，正在圣洛伦索村外，公司有一片种植园。在种植园上有一所漂亮的房子，坐落在小山顶上，看起来美极了；从上到下都是白色的，您知道，那只有越发显得孤单，房顶上栖息有几只白鹳。没有人住在那儿。我想，如果我搬到那儿去住，岂不省下镇上的房租钱啦。”
“那儿一定够冷清的。”我说。
“一点不错。”
罗伯特·莫里森抽着烟，一两分钟没有说话。我纳闷他给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看表。
“忙着走吗？”他急切地问。
“倒不一定。夜深了。”
“唉，那有什么关系？”
“我想在那个地方您见不到很多人吧？”我又扯回话题。
“不很多。我在那儿跟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婆住在一起，他们照料我的生活。有时，我到村里跟药店主人费尔南斯德，还有一两个他的主顾玩玩纸牌，偶尔也去骑马打打猎。”
“听起来那儿的生活还不坏嘛。”
“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在那儿待了两年。天啊，我压根儿就没碰上过像那儿的五月那么热的天气了。热得人什么也干不了，工人们干脆躲在荫处睡起觉来。羊热死了，有的牲畜热疯了，甚至牛都干不了活儿；它们弓着背站在那儿，挣扎着喘口气。该死的太阳直射下来，刺得你的眼睛都要蹦出你的脑袋。大地龟裂成碎块，农作物咝咝地响，橄榄林几乎被全部摧毁。简直活像地狱。人们根本无法合眼睡觉，我从这间屋子转到另一间屋子，想尽办法喘一口气。当然，我关闭窗户，在地板上喷了水，但仍然无济于事。夜间跟白天一样酷热，几乎像在烤箱里似的。
“最后，我想不如在楼下一间从没住过人的北房里放一张床，因为在一般气候下，这间屋子比较潮湿。我想起码我还能睡上几个小时，反正试试也不妨。哪知道这里更糟，我躺在床上来回翻腾，实在热得我难以忍受。我只好起来打开通往走廊的所有的门，然后走出去。那天晚上月色皎洁，美极了，我敢说，凭借月光您看书都没有问题。我没告诉您吗，那所房子是在小山顶上？我倚着栏杆，眺望那片橄榄林，看过去真像波浪起伏的大海。它使我忆起了我的家乡，忆起了格拉斯哥松林中吹来的凉爽的微风和回荡在大街上的喧嚣声。信不信由您，仿佛我嗅到了这一切，嗅到了故乡的大海。天啊，我情愿牺牲我所有的财产来换取哪怕一个小时的那种气息。人们说格拉斯哥气候恶劣，您相信吗？我喜欢那儿的雨、灰蒙蒙的天空、黄澄澄的海水和风浪。当时我简直忘记自己是在西班牙，在橄榄树国家的中心了。我张开嘴，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我是吸进了海上的雾。
“这时，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是男人的声音，声音不大，您知道，挺低，像是从寂静中蔓延出来的———呃，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感到很奇怪。我很难想象在这个钟点，会有谁在橄榄林里。当时已过午夜。那是一个人在笑，笑声异乎寻常。我想人们会说那是母鸡的叫声，听起来好像从山上爬下来似的———断断续续。”
莫里森望着我，想看看我如何理解他这段不寻常的叙述；他确实不知该怎么样形容他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