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楼里面的通道就和街道一样，这不仅因为它们为住户的进出服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互相认识或知道谁是住户，谁不是，而且也是因为它们向公众开放。它们是模仿上层社会公寓楼的标准设计的，但却出不起雇用看门人和电梯工的钱。任何人不经盘问就可以进楼，使用街道似的电梯和人行道似的走廊。这些内部的街道尽管向外敞开，但外面的人却看不见，因此，他们就缺乏一般街道常有的监视和约束。
据我所知，纽约住宅当局在几年以前试着把布鲁克林的一个住宅（我把它称作布伦海姆住宅，这不是它的真名，我不愿意因提到它而给它带来麻烦）的走廊向公众的视线敞开，因为在那个人们的眼睛监视不到的地方发生威胁行人安全的事件，更多则是财产损坏事件。
布伦海姆住宅楼有16层之高，这样的高度需要地面有一块面积很大的空地，从空地外和从别的楼里向这里的走廊进行的眺望式的监视只能提供一点心理效应而已，但是这种因走廊向外敞开而产生的心理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用的。更为重要和有用的是，走廊的设计很好，可以从内部进行监视。除了起上下通道的循环作用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用途，相对于一般的狭窄走道，这里的走廊很宽，留有玩耍空间。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非常具有活力，很有意思，以致租户们在它上面又增加了一个新用途，而且还成为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用途：聚餐地点，即：那些走廊兼阳台的地方应该成为可以聚餐的地方，尽管这遭到了管理层的反对和威胁，因为他们的设计中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们的理由是设计应该考虑到多方面的功能，但确定之后就不能改变）。租户们心仪那些走廊阳台，而正因为经常被使用，这些地方也就时常处于监视之下。在这些特别的走廊上不曾有犯罪的问题出现，也不会有破坏行为，甚至连灯泡也没有被偷过或弄坏过。而在同样大小但缺乏监视的走廊区，仅仅是因为小偷或人为毁坏，每个月替换的灯泡数目要达几千个。
相比之下，这已经是够好的了。
城市安全与城市的监视机制的关系在这里昭然若揭！
然而，布伦海姆住宅楼群里也有可怕的破坏行为发生，乃至成为丑闻。照明很好的阳台光亮很足，就像大楼管理者说的那样，“是一个最敞亮、最有吸引力的景观”，因此，吸引了很多陌生人，尤其是来自整个布鲁克林的青少年。那些敞亮的公共走廊吸引了这些外来者，但他们却并不在这个人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停留。他们走进了楼群里那些缺乏监视的地方，如电梯，甚至消防通道和平台。看管住宅楼的保安们上上下下地追踪这些作恶者———他们在无人监视的、16层高的楼梯里为非作歹———但他们总是能逃之夭夭。把一个电梯开到高层，然后堵住门，电梯下不去，这样做很容易，随后他们就会在楼里或对碰到的人干尽坏事。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如此明显地不可控制，以致走廊原有的安全性能被一笔勾销———至少在那些受到困扰的管理者的眼中是这样的。
发生在布伦海姆楼群的事件与发生在城市的单调灰暗地带的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处。灰暗地带可怜的一丁点有亮光和活力的地方就像布伦海姆敞亮的走廊，这些地方确实会吸引陌生人，但是从这些地方延伸出去的相对死寂、枯燥和无人监视的街区就好像布伦海姆的消防通道，那些地方并没有应付陌生人的准备，陌生人在这些地方出没自然是一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习惯的做法是谴责阳台———或商店或酒吧，因为它们是招致肇事者的吸铁石。现在正在芝加哥展开的海德公园—肯伍德改造项目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体现。这块毗邻芝加哥大学的灰色地带拥有许多漂亮的住宅和花园，但是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饱受街头犯罪之苦，在后来的几年里这里的面貌急剧衰落。那些放血疗法后裔的规划者们对这种衰落的原因给出了一个绝妙的理由，归结为“凋敝”的存在。所谓“凋敝”，他们是指有太多的教授和其他中产阶级的家庭一点一点地搬出了这个危险的、缺乏生气的地方，而他们空出的位置自然常常被那些地区中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低下的人占有。这个更新计划的目的是除掉那些“凋敝”之处，换上辐射花园城市式的面貌，通常的做法就是缩小街道。这个计划同时也在这儿或那儿增加了一点闲置空间，使得这个地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本来就模糊的界线变得越发模糊了，并且肢解了现有的普通的商业网点。这个改造项目原来的计划包括一个相对大一点儿的仿照郊区那样的商业中心。但是这种想法会让人或多或少想到这个地区实际已遭遇的问题，因此在整个规划过程中引起了一丝恐慌。建造一个比在改造地区标准商场需要的还要大的商业中心，这种情况“或许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外来人”，一位建筑规划师这么说。因此，最后一个较小的商业中心在那儿建了起来。其实，大或小无关紧要。
说它无关紧要，是因为海德公园—肯伍德就像所有的城市地区一样，在实际生活中本来就被外来人包围。这个地区是芝加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换个地域，也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那种半郊区状况。如果说它真能做到这一切，能够绕过其固有的功能方面的不足，并且按照这种思维来规划，那么只能产生以下两种可能结果中的一种。
要么，外来人会继续随心所欲地进入这个地区。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不排除他们中会有一些不怀好心的人；就安全而言，如果会有什么变化的话，街道犯罪会变得更加容易（如果确实有的话），因为空地增加了不少。要么，可以通过特殊的手段来执行这个计划，即把外来人坚决挡在外面，就像毗邻的芝加哥大学———这所学校成了启动这个计划的关键———那样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用警犬每天晚上在校园里巡逻，监控任何一个在这个危险的非郊区校园深处出现的可疑人物。当地媒体对此有过报道。海德公园—肯伍德边缘的新住宅项目构建的屏障，加上这样特别的监控也许确实可以非常有效地挡住外来人。果真如此，就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个区域会与周围地区产生敌意，更何况即使在“堡垒”内部也会有被围攻的感觉出现。在漆黑的夜晚，谁又能保证在“堡垒”内的成千上万的人是可以信赖的？
我再一次声明，我并不想选出一个地方，或一个计划（以上述为例）作为谴责的对象。之所以拿海德公园—肯伍德为例，是因为这种城市改造计划中的带有诊断和纠正意义的措施典型地———在这个例子中更带有点雄心勃勃———表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城市中灰色地区更新改造试验的内容。这就是城市规划，它深深地烙上了正统理论的影子，却不允许有适合当地情况的意愿存在。
试想，假如我们继续建造或重建这样不安全的城市，我们如何在如此状况下生活？从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存在着三种与这种情况相关的生活方式，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方式出现，但我猜想这三种方式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发展”这个词没有用错的话。
第一种方式是让危险放任自流，让那些不幸身陷其中的人自己承担后果。这就是现在在低收入住宅区和很多中等收入住宅区里实行的政策。
第二种是用车辆作为避难所。这是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实行的措施，在那儿，游客们被警告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车，直到到达一个安全处所。这种措施也在洛杉矶实行。我们总是可以听到一些去过洛杉矶的人很吃惊地告诉我们说贝弗利山庄的警察是怎样经常叫住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步行，并警告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是这种确保公共安全的措施在洛杉矶似乎并不十分有效，这从当地的犯罪率就可以看出，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会有效的。试想，如果更多一些人，并没有汽车这种“金属壳子”的保护，在洛杉矶这个广阔的、无人监视的大“保护区”内，又会是怎样的犯罪率？
当然，在其他城市的危险地带，人们也经常用汽车作为一种保护手段，或试图这么做。一封给《纽约邮报》编辑的信这么写道：“我住在布鲁克林乌地卡大道一个很阴暗的街道里，因此决定要打车回家，尽管天并不晚。出租车司机要求我在乌地卡街的拐角下车，他说他不想开进那条黑暗的街道里去。如果我自己想在那条黑暗街道里走，还要他做什么？”
至于第三种方式，我在讨论海德公园—肯伍德时已经暗示过了，这就是最初由街帮发展起来的、现在已经被城市改造发展商们广泛采用了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滋长了地盘制度（Turf）。
从历史上来看，在这种制度下，一个街帮把某几条街、住宅区或公园———通常是三者都有———划为自己的领域。如果这个区域街帮不同意，其他街帮的成员不能进入地盘，否则他们就有被挨打或赶跑的危险。1956年，纽约青年委员会因为这种街帮之争而陷入绝境，他们后来通过街帮青年工作者安排了一系列停火协议。有报道说，这些停火协议除了促成了其他条件外，最主要的是促成了街帮间对区域界线的互相理解和认同。
但纽约市警察局长斯迪文·P.肯尼迪对此非常愤怒。他说，警察的目的是保护每一个人在城市的任何一条街上安全行走、不被侵害的权利，这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他指出，那些关于地盘的契约是对公众权利和公众安全不可容忍的践踏。
我以为肯尼迪局长是完全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青年委员会的工作者们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他们也在尽最大可能，采用他们可以使用的任何实际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公众的权利和行动自由所赖以依存的城市安全正在从那些被街帮所占据的衰败的街道上、公园里和住宅区里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学界理想而已。
现在来看看城市的重建改造项目：那些中等和上等收入住宅项目占据了城市中诸多土地和很多以前曾是普通街区的地方，他们划定了自己的地界和街道，就像其广告所说的那样，用来为他们的“城中岛屿”和“城中城”服务。这种策略的目的也就是要标明地盘，把其他的地帮挡在外面。起初，并不见有什么围栏出现，几个巡逻保安已足够起到围栏的作用了，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真正的围栏还是出现了。
也许，第一个围栏是那种高高的防旋风用的围栏，用于一个辐射花园城市项目，毗邻坐落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可悲的是大的教育机构似乎都在设置地盘方面很有创见）。为了让人弄明白围栏的意思，此处的街上有这么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请绕行。不能穿越。”在一个文明的城市里，看到一个街区像这样用墙围起来，真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不仅是看起来很丑陋，而且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在那个地区的教堂告示板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基督之爱是爱中之爱”。尽管这传达了一种旨在鼓舞精神的信息，但你还是能够想象，此地区是如何难与邻近街区和睦相处。
纽约以自己的方式很快把巴尔的摩的经验搬了过来。事实上，在下东区的一个混合住宅楼群的后面，纽约走在了巴尔的摩的前面。在这个地区公园型步行道的尽端，一扇带铁栓的大门被永久性地上了锁，门上不仅用了金属网，而且还加上缠在一起的电网。如此严加防护的步行道果真就把那些下九流的城市地区挡在外面了吗？根本不是。在它的旁边是一个公共游乐休憩场，边上就有很多收入层次不同的公共住宅区。
在城市的一些重建区域，一排排的栅栏分割了一个个街区，以此来形成街区间的“平衡”。还是在纽约的这个地方，两个“贴着”不同价格标签的居住区之间的“连接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它们是中等收入的合作住宅区考勒斯·胡克和低收入的福莱德克住宅楼群。在前者与其相邻的街区中间有一块隔离带，那是个有一个超级街区之长的停车场，旁边是一圈细长的栅栏和6英尺高的防旋风围栏，再旁边是完全封围起来的空地，有30英尺宽，里面到处是脏兮兮的纸片，随风飘游；这样做是有意的，为了不让任何人和东西接近旁边的住宅区。从这里开始便是属于福莱德克住宅楼群的地盘。
在城西偏上地区，我假扮成一位租房人，曾向西村园———“纽约市中心你自己的世界”———租房公司的一位出租代理人咨询过，他十分有把握地对我说：“太太，商业中心一建成，这整个地方就会被围起来。”
“用防旋风围栏？”
“是的，太太，”最终他把手挥向周边地区，“所有这些都会消失。那些人会离开。我们是这儿的开发者。”
我猜想，这就像是开拓者们生活在一个围着栅栏的村子里，不同的是那些真正的开拓者们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他们的文明进程获得更多平安，而不是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