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他妈干吗要生气？”
“我要睡了。”比尔说。他拿张报纸盖在脸上。
“听我说，杰克，”他道，“你真是个天主教徒？”
“从技术上说，是。”
“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好吧，我真要睡了，”他说，“别再说个没完，让我睡不成觉了。”
我也睡着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比尔正在收拾帆布背包。已经接近黄昏时分，树荫拖得好长，一直盖过了水坝。在地上这么一觉，睡得浑身僵僵的。
“你干吗了？醒了？”比尔问，“你干吗不一气睡上一晚？”我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
“我做了个美梦，”比尔说，“不记得梦到的是什么了，但是个美梦。”
“我好像没做梦。”
“你应该做梦，”比尔说，“咱们所有的商业巨头都是梦想家。看看福特。看看柯立芝总统。看看洛克菲勒。看看乔·戴维森。[61] ”
我把我和比尔的钓竿拆开，放进钓竿包里。把线轴放进渔具袋。比尔已经把帆布包收拾好了，我们把一个装鲑鱼的渔袋放进去，另一个我拎着。
“好了，”比尔说，“咱们的东西都带齐了？”
“还有蚯蚓。”
“那是你的蚯蚓。放到背包里去吧。”
他已经把包背上了肩，我就把两个蚯蚓罐塞到了背包外头一个带盖的小袋子里。
“现在你的东西都齐了？”
我又扫了一眼榆树底下的草地。
“没错。”
我们动身沿着来路走进树林。走回布尔格特实在是段很长的路，等我们穿过田野走上公路，再沿两侧都是住户的镇上的道路走回旅店时，已经是夜晚时分，万家灯火了。
我们在布尔格特一共待了有五天，钓鱼那真叫是钓了个痛快。夜晚很冷白天很热，就算是白天最热的时候也有清风拂面。这么热的天蹚进冰冷的河里去钓鱼，感觉也很不错，上岸坐一会儿，太阳就把衣服给晒干了。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溪，溪水中有个可以游泳的深潭。晚上我们跟一个叫哈里斯的英国人打三人桥牌，他从圣让-皮耶德波尔[62] 徒步前来，在我们住的旅店停留几日，也是为了钓鱼。他人很友善，跟我们一道去了两次伊拉蒂河。不论是罗伯特，还是布蕾特和迈克尔，在此期间均杳无音信。
第十三节
一天早上，我下来吃早饭，那个叫哈里斯的英国人已经在桌边坐好了。他戴着眼镜在看报，抬头冲我笑了笑。
“早上好。”他说，“有你一封信。我去了趟邮局，他们把你的信连同我的一块儿给了我。”
信就在我座位这边的桌子上放着，斜靠在一个咖啡杯上。哈里斯继续看他的报。我把信打开，是从潘普洛纳转过来的。上面写着星期天，发自圣塞瓦斯蒂安。
亲爱的杰克，
我们周五来到此地，布蕾特在火车上醉得人事不省，所以带她来我的几位老朋友这里休息了三天。我们周二去蒙托亚旅馆，也不知道具体几点钟到。望你能写封短信通过公共汽车捎给我，告诉我们该怎么跟你们在周三会合。衷心问候，很抱歉迟到了，但布蕾特实在是累坏了，到周二应该就能恢复了，事实上现在已见好转。我很了解她，会设法照顾好她，不过实在不容易。向大伙儿问好。
迈克尔
“今天星期几了？”我问哈里斯。
“我想是星期三了吧。是的，没错。星期三。在这深山老林里过得连日子都搞不清了，真够神奇的。”
“是呀。我们到这儿来已经有将近一个礼拜了。”
“希望你们还不打算走吧？”
“是有这个意思。恐怕今天下午我们就得坐汽车回去了。”
“太糟糕了。我还希望咱们能再一起去一趟伊拉蒂河呢。”
“我们必须得赶回潘普洛纳了。跟朋友约好了在那儿碰头。”
“我运气真是糟透了。咱们在布尔格特这儿过得多开心啊。”
“来潘普洛纳吧。咱们可以在那儿继续打桥牌，而且那儿就要举行一场棒极了的狂欢节了。”
“我很想去。你肯邀请我实在是太好了。不过我最好还是待在这儿。我没多少时间可以钓鱼了。”
“你是想在伊拉蒂河钓到几条大鲑鱼。”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你知道。那里面真有巨型的鲑鱼呢。”
“我也很想再去钓一次。”
“那就去吧。再多待一天。行行好吧。”
“我们真的得回城了。”我说。
“太遗憾了。”
早饭后，我跟比尔坐在旅店门前的一条凳子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把这事儿商量了一下。我见一个姑娘从通往镇中心的路上走过来。她在我们面前停了一下，从裙子上挂的皮袋里拿出一封电报。
“Por ustedes？[63] ”
我看了一眼。地址栏写的是：“布尔格特，巴恩斯收”。
“是，是给我们的。”
她拿出一个本子让我签收，我给了她几个铜币。电文是用西班牙语写的：“Vengo Jueves Cohn. [64] ”
我把它递给了比尔。
“‘Cohn’这个词什么意思？”他问。
“糟糕透顶的电报！”我说，“同样的价钱他满可以发十个词儿的。‘我周四到’，好像这里面真有不少内幕消息可瞧的，是不是？”
“它把凡是科恩感兴趣的统统透露出来了。”
“反正我们是要回去了，”我说，“要想在狂欢节前把布蕾特和迈克尔弄到这儿来再弄回去，还不够折腾的。咱们要不要回电？”
“还是回一个吧，”比尔说，“咱们没必要显得太目中无人。”
我们走到邮局，要了张空白电文纸。
“咱们怎么说？”比尔问。
“‘今晚到’就行了。”
我们付了电报费，又走回旅店。哈里斯还在，我们仨就一起溜达到龙塞斯瓦列斯，参观了一遍修道院。
“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哈里斯说，“不过你们也知道，我对这类地方不怎么有兴趣。”
“我也是。”比尔说。
“毕竟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哈里斯说，“不来看看总不甘心。我每天都琢磨着要来看看。”
“可终归跟钓鱼不是一码子事，对吧？”比尔问道。他很喜欢哈里斯。
“绝对不是。”
我们正站在修道院那古老的礼拜堂前面。
“街对面是不是有家小酒馆？”哈里斯问，“还是我看错了？”
“看着像。”比尔说。
“我看着也像。”我说。
“我说，”哈里斯说，“咱们去享用一下吧。”“享用”这个词儿他就是从比尔那儿学的。
我们每人要了一瓶酒。哈里斯不让我们付账。
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很不错，酒馆的老板不肯收我们的钱。
“我说，你们不知道在这儿能有幸碰上你们两位，对我的意义有多大。”
“咱们大家在一起开心极了，哈里斯。”
哈里斯有点醉了。
“我说，你们真不知道对我的意义有多大。大战结束以来我就没过过几天开心日子。”
“下次我们约好了再一起去钓鱼。你可别忘了，哈里斯。”
“一言为定。咱们在一起过得可真是开心。”
“再来一瓶怎么样？”
“好主意。”哈里斯说。
“这次算我的，”比尔说，“要不然我就不喝。”
“我希望还是让我来付。这真的让我很高兴，你知道。”
“这也会让我很高兴。”比尔说。
酒馆老板给我们拿来第四瓶酒。我们还用原来的酒杯。哈里斯举起手里的酒杯。
“我说，你知道这确实值得好好享用一番。”
比尔拍了拍他的背。
“好样的老哈里斯。”
“我说，其实我的姓氏不只是哈里斯。应该是威尔逊—哈里斯。是个双姓。中间有道连字符，你知道。”
“好样的老威尔逊—哈里斯，”比尔说，“我们只叫你哈里斯，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你了。”
“我说，巴恩斯。你不知道这对我意义有多大。”
“来，咱们再享用它一杯。”我说。
“巴恩斯。真的，巴恩斯，你不会明白的。我就这么句话。”
“干，哈里斯。”
我们把哈里斯夹在中间，一路从龙塞斯瓦列斯走回旅店。我们在旅店吃了午饭，哈里斯送我们到汽车站。他把他的名片给了我们，上面有他在伦敦和他俱乐部的地址，还有他的办公地址，我们上车以后，他又递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我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打假蝇钓钩。是哈里斯亲手扎的，他的钓钩都是自己扎的。
“我说，哈里斯——”我开口道。
“别，别！”他说。他正从汽车上往下爬。“根本算不上头等的假蝇钓钩。我只希望你们有朝一日拿它来钓鱼的时候，能想起咱们一起度过的这段快乐时光。”
汽车开动。哈里斯站在邮局门前朝我们挥手。等车子开上了公路，他才转身走回旅店。
“我说，这个哈里斯真是不错吧？”比尔说。
“我看他这段时间确实过得很开心。”
“哈里斯吗？这还用说。”
“他要是能来潘普洛纳就好了。”
“他一心想钓鱼。”
“是呀。反正你根本弄不清英国人相互之间是怎么相处的。”
“这话说得是。”
我们在邻近黄昏的时候进入潘普洛纳城，汽车在蒙托亚旅馆门前停下。广场上有人在架设狂欢节期间照亮广场的电灯线路。汽车停下来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围拢上来，本城的一位海关官员让大家都从汽车上下来，在人行道上把行李都打开。我们走进旅馆，在楼梯上碰到了蒙托亚。他跟我们俩握了握手，跟往常一样挺不自在地微笑着。
“你们的朋友来了。”他说。
“坎贝尔先生？”
“对。科恩先生和坎贝尔先生，还有阿什利夫人。”
他微微一笑，仿佛表示我自会听到些风声似的。
“他们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你们两位的房间我还给你们留着。”
“太好了。你给坎贝尔的房间是朝向广场的吗？”
“是。都是我们原来选定的房间。”
“我们这几位朋友现在在哪儿？”
“我想他们是看回力球赛去了。”
“今年的公牛有什么消息吗？”
蒙托亚微微一笑。“今晚，”他说，“就在今晚七点，他们会把维拉尔公牛放进牛栏，明天来的是米乌拉的公牛。你们都去看吗？”
“哦，是呀。他们都还没见识过desencajonada[65] 呢。”
蒙托亚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到时候咱们到那儿见吧。”
他再次微微一笑。他总是这么笑，仿佛斗牛是我们俩之间一桩了不起的重大秘密一样，一桩相当骇人听闻不过却只有我们两人知悉的秘密。他总是这么笑，仿佛这秘密当中有见不得人的丑事，对此我们却是心照不宣。而对于那些不明就里的外人，实在是不足道哉。
“你的这位朋友，他也是个aficionado（斗牛迷）吗？”蒙托亚朝比尔笑了笑。
“可不是。他是专程从纽约赶来见识圣费尔明节的。”
“是吗？”蒙托亚客气地表示怀疑，“可他看起来不像你那么迷。”
他再次挺忸怩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是真的，”我说，“他真是个斗牛迷。”
“可他还是不像你那么迷。”
西班牙语“aficion”的意思是“激情”，是“热爱”。而所谓“aficionado”就是狂热喜欢斗牛的斗牛迷。所有优秀的斗牛士全都住在蒙托亚的旅馆；也就是说，所有热爱斗牛的都住这儿。以赚钱为目的的斗牛士或许会来这里住一次，不过不会做回头客。而优秀的斗牛士却年年来。蒙托亚的房间里有很多他们的照片。照片都是题献给华尼托·蒙托亚或是他妹妹的。蒙托亚真正信得过的斗牛士的照片都镶了框。而那些对斗牛并无真正激情的斗牛士的照片，他都收在了抽屉里。这些照片上倒经常都有过分奉承的题词，但实际上一钱不值。有一天，蒙托亚把这些照片都取出来，统统扔进了纸篓。他根本就不想再看到它们。
我们经常一起谈谈公牛和斗牛士。我有好几年都在蒙托亚歇宿。我们每次的谈话都不长，不过以交流各自的感受为乐。有些人会从很远的城镇特意赶来过节，在离开潘普洛纳之前找到蒙托亚，跟他聊上几分钟的公牛。这些人都是斗牛迷。这些斗牛迷即便在他的旅馆客满的时候也总能弄到房间。蒙托亚还给我引见了几位。他们一开始总是很客气，他们知道我竟然是个美国人后总是觉得特别好玩。不知怎么的，一个美国人总是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不可能热爱斗牛。他的热爱要么出于假装，要么就是错把刺激当作了热爱。当他们发现我当真是热爱斗牛以后——这种热爱没办法通过某种暗语或是一套问题就能测试出来，毋宁说它是通过一系列总是稍稍有些自我保护意味又遮遮掩掩的口头提问进行的一种精神测验——他们就会像蒙托亚一样忸怩地把手按在我肩上，或者赞我一声“Buen hombre[66] ”。不过基本上总会有这种实际的触摸，就仿佛他们想通过实际的触摸来确认一下真假。
蒙托亚对真正怀有激情的斗牛士是什么都肯原谅的。他可以原谅突然发作的紧张、恐慌、莫名其妙的恶劣举动，各种各样的失误。对一个真正怀有激情的人，他什么都肯原谅。他同时也就原谅了我那些朋友的事儿。经他这么闭口不提，他们也就成了我们俩之间的一点糗事，就像在斗牛场上马儿被公牛挑出了肠子这等不光彩的意外，还是不提为妙。
我们聊天的时候比尔先上楼去了，我上楼后发现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梳洗更衣。
“好嘛，”他说，“又大讲特讲你的西班牙语了？”
“他是告诉我今儿晚上公牛进栏的情况。”
“咱们找到他们几个，一起去看吧。”
“好呀。他们大概在咖啡馆里。”
“你拿到票了？”
“拿到了。公牛出笼的票子都拿到了。”
“到底是个什么情形？”他在镜子前扯着腮帮子，看下巴底下还有没有没刮干净的地方。
“可好看了，”我说，“他们一次从笼子里放出一头公牛，在牛栏里放进好几头犍牛[67] 来截住它，不让这些公牛相互顶撞，公牛就朝这些犍牛冲过去，犍牛四散奔逃，就好比是老保姆一样让它们安静下来。”
“有犍牛被挑死过的情况吗？”
“当然有。有时候公牛紧追不放，就把犍牛给挑死了。”
“那犍牛就没有什么招架的余地吗？”
“哪里有。它们只想跟公牛交朋友呢。”
“把它们放进去到底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