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唯唐以钱绢杂用，盖沿北魏、周、隋，江、淮以北地不产铜而钱诎，开通元宝始铸而不给也。自余皆以钱为通用之资。宋以前，银价虽贵，然仅用为器饰，犹今之黄金耳。银产少而淘炼难，铜随在可采，而通市交缅犹易充足，物有余，斯可为不穷之用也。若宋末会子、交子，元变为钞，洪武初犹承用之，其法极乎陋敝，而必不可久，然则利生民之用，自太公以来迄于今，无如钱矣。钱法之坏，乱世贪人坏之也。国贫而攘利亟，铜本少而钱薄劣，觊多得利而终于不行，盗铸亦因之以起。有天下者通计而期之久远，何汲汲于旦夕之厚获耶！即今千钱之本费至九百五十文，但得息五十文，在国家计之，亦为无穷之益，而民之盗铸者以无利而废然返矣。拣精铜而以佳锡点之倭铅贱而恶，盗铸者便之。锡产虽不多，然浙中打造锡箔，最为暴殄，严禁之，一岁可得锡数十尤斤。每文足重一钱二分，而当银一厘。轮郭圆好，文画清整，铜色纯青，漆背光坚，非是者，官收炼铜而以铜价偿之，虽一钱亦不放行。要令鼓铸不辍，则青钱广而恶钱自息，不待严之以流配之刑也。假使岁得百万缗，则岁增百万两银之用于天下，无论在官在民，优然有余，而国自不贫，况实有五万缗之息，虽至薄，亦岁计之余乎！增此百万缗于人间，则粟麦、丝麻、水陆物产之流通皆速。惟钱少而银不给，故物产所出之乡留滞而极乎贱，非所出之乡阻缺而成乎贵，民之饥寒流离，国之赋税逋欠，皆职此之由，上下交患贫而国非其国矣。钱多则粟货日流，即或凶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输，上下自无交困。故钱法行者，非一朝一夕骤获之利，积始终、彻上下而自然以裕乎财用者也。欲钱之行无他法，惟少取息、务精好而已矣。
户部天平，金针玉铰，滑易而平倾速效，吏无能为奸弊。各布政司用铜铁者，猾吏隔宿以醋浇之，生绿涩，随手一拗，加至数两不能移，挥槌连击不能动。有天下者，何惜此数两金、数片玉，不为民除无穷之蠹乎！斗斛铁铸信善矣，然但用以较量，而重不可举。若以桐木为之，加铁裹二三寸于唇上。三年而一颁，通行天下司府州县，不过二千余具。请旨验发，敢以私斗斛收税粮者，以矫旨从重论。所颁既广，自莫有敢为同异者。大抵有国者不可惜费惮烦，如此类者亦多矣。
班匠之制，一以开国之初所定为额。阅数百载后，其子孙或耕、或商、或读、或吏，不复知有先世之业，而犹使之供班，或令折银，徒为无穷之累。若彼操技术以食于民者，曾不供一王之役，此政之大不平者也。且直省之中，若广东、四川、云南为工作之薮，广西、贵州地虽瘠而百工之所为亦备，乃独无班匠，亦非法也。朝廷所用工匠，自宜招募和雇，其禀饩之资，则当即取之工匠无疑。诚于十五直省州县分为九等，制其名额，每名依公旬之制，岁役三日，酌其佣直多少，量加路费。不论土著客作，但于地面应付经一月者，即令着役，给以当年经收信票，即往他处，本岁不致重征。岁役一二人为甲首，征收纳解。合用工匠衙门召募拣选工匠，称其难易巧拙而分饩之。其或上用之匠多而民间少，或民间之匠多而上用少，通各色免役之实征，则均足矣。如木瓦匠所在多有，戗金刺绣民间少而上用不少，但均算所征银两，随宜支给，不可以一匠抵一匠之用。若召募不以其道，工食克侵，役使过度，刑责过峻，以致销沮其趋事求精之心，甚至避逃不赴，造作稽迟，及粗恶不中程序，但责之部司之官而不责之匠，则弗患其不能来百工矣。若国有大兴作，非大匠不能经度，工成应赏以禄秩，宜于工部别建职名，丰其禄秩；特不可假以尚书、侍郎，郎中等名色以乱流品而已。匠无世业，巧者能之。不以匠还匠而求之农民，农之困非一端，耒柄鉏矜且不能不以钱粟往求于匠，而尤代之供京班之役，无怪乎人之乐舍南亩而趋末作也！
所与守天下者，军也，军所尤重者，北边、南瘴之屯戍也，城堡之哨瞭也。天子倚边军以固天下，三军倚瞭哨以决死生，自非与将吏同心以效忠于国者，不可以此委之，明矣。乃自充军之例兴，杂犯死罪，若流若徒，皆以例发充军。军舍武职有大罪则调边卫，边卫有大罪则发哨瞭，是以封疆大故为刑人抵罪之地，明示阃外之任为辱贱投死之罚，督制镇将且为罪人之渠帅，如驿吏之领囚徒，国家之神气，几何而不沮丧乎！且其人既已奸宄，幸脱于死，而无惜廉耻以告乡里之心，无保井庐以全亲戚之念，其不叛不逃，复何顾焉！其尤黠者，甘心延寇以快报复于一朝耳。本死地也而使之乐，本劳地也而使之劝，本险地也而使愿者处之以保其贞，乃可令兵亲其将，而以躯命报恩礼！正当于民间拣选有志行者，奖以荣名而使之为兵，于腹里屯卫拣选有志行者，奖以荣名而使之居边，于边军拣选有志行者，奖以荣名而使之瞭哨，人慕荣名，然后上下相亲而乐为之死。彼罪谪戍边，秦、隋之所以速亡；刺配军州，宋之所以拱手而授天下于口口，而何效焉！÷惟合万国以享帝、享亲，则编甿皆所应效。太常寺所需，当责之户口田亩，土产者征本色，非土产者征折色以和买。自外则米、麦以供禄饷，为农民听应输，次则棉绒、豆料、丝麻、牲口、柴薪，旧制柴薪及捷柴夫伛责之畿南北、山东、山西、河南，亦为不均。可均派天下之户口，枣、茶、竹、漆可派之园林。此外凡国用所需，若皮张、弓箭、翎毛、蜡油、颜料、铅、铁、筋、角之类，皆商贾之所居盈以射利者也。田野之民，辛苦以采畜之，虽有余而市之，亦以供终岁之用而不足，商贾坐而邀其利。乃自一条鞭之法行，而革税课河泊所官之税务，尽没其从出之原，概责之地亩，抑本崇末，民日偷而国日贫矣。盖农民愿懦，责取之也易，商贾黠狡，责取之也难。悉举国用而胁蚩蚩之氓以输将，其始具列名目，虽若繁细，犹存名色；一条鞭矣，则并其名而去之，但知征粟征金，而不知何为而须此矣。万历间每府州县皆置税场，伹不宜遗内使督扰耳，言者谓之扰民。其云扰者，要皆市井奸嚣之宵小，于国家根本所依南亩之劳人，未有怨咨也。或且谓农民日用亦必资于商贾，随地而税，则物价增贵，农民亦受其病。不知人必免于冻馁而后可有求于市，则以税故而价稍增，亦其所可堪者也。若苦于饥寒征徭，而无告之民经年而不入市者多矣，曾何损耶！议法于廷者，皆不耕而食，居近市而多求于市买，利商贾以自利，习闻商贾之言而不知稼穑之艰难者也。孰能通四民之有余、不足、劳逸、强懦而酌其平乎！杂派分责之商税，则田亩之科征可减，而国用自处于优，国民两赖之善术也。孟子言「关讥而不征」，又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谓当时列国分据，彼疆此界，商贾阻难，需货于邻国，非宽恤之使厚获利，则趋他国而不至，故以不征诱之耳。后世四海一家，舟车衔尾而往来，何患于商贾之不来乎！孟子言恤商而孔子不言，鲁用田赋，以商贾之赋赋农民则讥之，斯万世不易之法也。
边粮有本色、折色之异。本色粮料草束，就近截解以省飞挽，可矣。折色银两，转解无难，自当总解户部，请旨发边。盖事有缓急，兵有增减，有调彼赴此、随急而应之异，采买粮料有丰凶、缺足、贵贱之不等，原不可以一定之数听之督制镇巡，使有余则恣其渔猎，不足则或短少粮料以亏军士，或更请增加以病国。唯必从部发，相缓急贵贱而为之制，省无事之费以储之而待有事，节丰足之价以储之而待凶缺，一定于庙堂之斟酌而权衡皆专于壹，则事用恒足，而民亦不受边镇雷霆风火之督迫，边亦不苦有司秦越肥瘠之视。假令岁解银百万，枉道由京而至边，所费二千人之役而已。以都燕言之，蓟宣、大同近在肘掖，辽左、延绥、宁夏不过旬余，惟固原、甘肃为远，然亦沿涂驿站之均劳耳。财者，朝廷所以维系边关者也，散网纽于四外而听其自为取与，可乎！苟且以趋便，所谓以细人之心谋国也。
天子所都，即不得陆海之地而居之，亦未有不生五谷者。宫中之食与百官之禄，支本色者亦有限，未有不可给者。以都燕言之，若都他处，更为易给。顺、永、保、河四府夏、秋二税二十三万有奇，所需细糙白粮于苏、松、常三府者十五万有奇耳。即以四府二税之米麦，供宫中及百官、师生、吏役之禄入及酒醋之需，犹有盈余以资他用。而必责之数千里逆流闸水之挽运，其船脚、尖耗、松板、垫席之费且倍于正供，又佥解大户，使倾产陨命以任之，此何为者？盖沿洪武定都金陵，苏、松、常带水之便，因就近上供。及永乐北迁，谋国者苟且从欲，莫为改厘，其害遂至于今而不已。不知近者纳本色，远者纳折色，此通禹贡五服百里、二百里异职贡之道，万世必因者也。若谓天子之都，民食宜裕，不可使输粟过多，则何不增此十五万之漕粮于应漕之地，以代畿民之他赋，而免此更端之扰、偏重之役乎！或以吴下粳米精好，玉食者所宜享，则慈闱、上用，中宫、东宫、诸王、妃主之常膳，岁可数百石而给，令三府酌贡足矣。若遵大禹菲食之道，居其地，食其产，以为百官倡，尤盛德之事。食不厌精而已，何土之粟不可精耶！况郊庙粢盛，取之籍田，一畿之土耳，又何以仰质于上帝与祖考乎！
流民不知何时而始有，自宋以上无闻。大抵自元政不网，富者骄而贫者顽惰，有司莫之问。未流之先，不为存恤，既流之后，不为安集，相沿至于成化而始剧。初为流民，既为流寇，遂延绵而不可弭。江北、河南，旷莽千里，旱蝗一起，赤地无余，舟楫不通，籴买无从，劝农之法不讲，而税粮又多征本色。无三年之食，国已非国，及其弃土就熟，乃更授以公据、文凭，令横行天下以索食。夫此流者既不难去其乡矣，使屯种于边，何不可者？即不欲赴边，而土广人稀之地，如六安、英、霍，接汝、黄之境，及南漳以西，白河以南，夔府以东，北接淅川、内乡之界，有所谓禁山者，何为而禁之？若饥民告去其乡者，于彼山地安插之，使刀耕火种，各成聚落，于郧、夔、汉中、庐、安、汝、黄诸府增县建官以牧之，轻其税徭以安之，又如崇阳而南，至于浏、醴，东接瑞、袁、吉安之西境，宣、歙、衢、严，南至于建、汀，山肥土泽，可粟可麻，而不耕不税，为豪民之影占，择地而立之邑，授土而奠之耕，皆可以安寘此曹，而化疲顽为率教之甿，易荒穷为错绣之国。此以处夫既流而不复业之民矣。乃以妥未流之民，使永安其土者，则除已流之户籍，分给田产于土著而使之广种，减其漕运本色之数，多置常平以权丰凶之积，使有所凭藉而不欲去其土。十年之后，将必耻恶其游荡素食之故态，而况忍为探丸啸伏之奸乎！河南、江北，唐、宋以前皆文治之国，朴秀之俗也。谁移之而使成为乞、为盗之俗？任教养之责者，乃更给之符檄以奖之乎！转移之权，在加意而已。
句捕逃军之禁甚严，横及于无辜之户族邻里，作法之凉，乃使龚而为之者捕逃、送逃，毒流于中原之赤子亦憯矣。夫惟出征临敌而逃者，于军法不可贳，亦立募获之赏，禁沿涂之诱匿于授钺之日而已。若其着伍之日，无出征之令，而或操或屯，则天下之必不可强之使为者兵也，欲其捐生以效命于原野，而拘絷怯懦离心之人以尝试乎！养之有恩，驭之有道，能为兵者自乐为之，不能为兵者，听其告退而归民籍，别募以补伍，奚患乎无兵而待严逃禁哉！其有逃者，必其为长，为帅者之不能恤士也，诘其所以逃之故，亦罪坐主者而已矣，唯问罪发充之军，逃所必诛。然罪人充配，损国威而短土气，始为谪罪充军之议者，庸人误国之祸原也。以屯田言之，则人逃而田故在，如其欲脱籍而去，即以所屯之田归之官，而更授募者。假令募者不能耕，即坐收屯粟以为新军之食，固亦甚易。唯典卖军屯之禁不严，故或军退而无田可归。其法但按始授军屯之籍，不论其所卖之或军或民，责于余粮子粒之外，苟非正身着伍，即令输上仓十二石月量之数，则典卖不行，而屯产恒在，有以给新军矣。人之才力性情各有所宜，不欲为兵者强使为兵而不得，欲为兵者亦抑令为民而不安，在经国者之裁成耳，如之何为苛法以虔刘斯民也！
自文官不许封侯之法立，而五等夷为粗官，朝廷奖驭勋劳之权日轻，故王威宁以封侯入右班为耻。公侯之为帅者，匍伏于士大夫之门，上欲扬之而只以抑之，势之所激必然也。自隋、唐重进士之科，崇尚文墨，则古者文武并于一涂之道不可复行。然出身之涂可异，而自三品以上，为国大臣，出而屏藩，入而经纬，固宜合也。诚使自戎伍而登仕者至三品，则通经术、明法律者，自词林而外，卿贰督抚皆可历试，其不谙文事者，亦可兼衔。自科目而登仕者至三品，则出而提督边关，皆可挂印充总兵官，入而理戎政，为枢部之长贰，亦可兼都督之职。苟为尽忠宣力之大将，亦得进而与闻乎国政。而文臣登籍以后，志在大用者，不徒高吟曳裾，以清流自标榜，而贻无用之诮于武夫。分释褐从入之途，以使各专其业，合大臣宪邦之用以使交重，而不相激以偏轻。君天下者，勿任意见之私，当开创之始，不矜马上而贱诗书，在守成之日，不忘武备而轻介胄，纳天下于揆文奋武之治，在其斡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