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春的烈士证书是民政局的同志送到杨铁汉和彩凤手上的。
杨铁汉怔怔地望着民政局的人，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反复地问着：你们说啥？盼春他咋了？
民政局的人心情沉重地说：杨盼春同志在朝鲜牺牲了。
他捧着烈士证书，慢慢地蹲下身子，证书上的字却一个也看不进去。
民政局的人经常和烈士家属打交道，他们显得很有经验，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也说了一些赞扬盼春的话，然后就走了。他们还要给别的家属送去烈士证书，他们一步两回头，心情沉重地告别了。
杨铁汉蹲在地上，彩凤站在他的身后，两个人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像两尊泥塑。
半晌，彩凤也蹲下来，看着他手里那张证书，喃喃道：盼春回不来了。
他突然用那张烈士证书捂住自己的脸，压抑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彩凤，咱们又少了一个孩子啊。孩子没了，有一天组织要是来找孩子，我可咋交代呀——
他撕心裂肺地哭着，泪水打湿了那张烈士证书。
彩凤也哭了。哭过的她走回到屋里，拿出盼春的照片摆在桌子上。她又扯了黑布把盼春的照片围上后，就呆呆地望着遗像中的盼春。往事如烟一般在眼前掠过，她还记得几个孩子刚到杂货铺时的情景——几个孩子躲在杨铁汉的身后，怯生生地打量着这里的一切。她更没有忘记盼春第一次喊她“妈”时的神态。
彩凤望着盼春的遗像，泪水又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她冲着盼春说：孩子，你咋没叫声妈就走了呢？你说过，你和盼妮会回来的，可你回不来了。以后，妈天天在门口等你——
杨铁汉站在杂货铺的门前，突然就觉得自己老了。自从失去组织，他最大的念想就是照顾好组织交给他的这几个孩子。只要孩子们在他身边，他就觉得自己离组织并不遥远。现在，盼春牺牲了，他没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这是他的失职。他身体里的力量似乎一下子被什么东西抽空了，身子软绵绵地靠在那里，寻找组织的心情又一次迫切地涌上他的心头。他要把盼妮和军军交给组织，只有把两个孩交给组织，他的任务才算完成。
傍晚，抗生和军军回来了，他们已经是高中生了，还没进门就喊了起来：爸，妈——
杨铁汉和彩凤没有像往常那样张罗着迎出去，他们看着盼春的遗像，泪眼婆裟。
看到了摆在桌上的盼春的遗像，两个高中生自然明白了什么，他们呆怔片刻，喊道：爸，妈，我哥咋了？
烈士证书从杨铁汉的手里滑落下来，军军拾起那张烈士证书，看一眼就递给了抗生。两个孩子呆愣片刻，几乎同时扑向了盼春的遗像：哥——
军军一边流泪，一边泣不成声地说：哥，你答应我们你会回来的。
抗生也哭了，他把遗像抱在胸前：哥，你咋了，你说过要把我和军军接到部队上去，我们天天等着你，你咋就——
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盼春的遗像，呆呆地坐着，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杨铁汉让彩凤把自己的新衣服找了出来。他把自己穿戴整齐后，又在镜子前看了几遍，这时，他就看见了自己头上的白发，他冲彩凤喊道：你来，帮我把白头发拔一下。
他把头低下去，彩凤伸出手，半晌，却没有动手的意思。
他抬起头：咋的了，你咋不拔了？
彩凤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她哽咽着：孩子他爸，你的头发都白了。
他悠长地叹口气，对着镜子又把自己看了一遍。从离开县大队到城里搞地下工作，一晃二十来年过去了，那时他还是个响当当的硬小伙。如今，只一夜的工夫，他的白发就爬满了头。
彩凤看着他，奇怪地问：孩子他爸，你这是去干啥呀？
他抻抻衣角说：我要去县委，去找组织。不能再等了，盼春已经不在了，我要把这几个孩子交给组织。
彩凤目送着杨铁汉消失在门前的街口。在她的印象里，杨铁汉这是第一次没有扛着磨刀的家什离开家。
杨铁汉轻车熟路地来到县委大门口，他对这里太熟悉了。以前，每一天他都会在这里路过，或者放下磨刀的家什，在这里坐一坐。望着从县委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他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磨剪子嘞，戗菜刀——
他用自己的吆喝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他总觉得进出县委的人中总会有当年的地下工作者，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组织的人走过来和他接头。刚开始，听到他吆喝，进出县委的人们会不时地看上他一眼，他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挺胸收腹，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然而，却并没有人走过来，渐渐地，他的吆喝再也挽留不住过往匆匆的脚步。
一次，一个年轻人径直走到他身边，用温和的语气说：同志，这里没有磨刀的。你别在这儿喊了，你的喊声已经影响领导办公了。
年轻人从县委出来向他走近时，他的一颗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他站起来，激动地等待着。没想到，人家是在撵他走。他冲年轻人失望地点点头，从那以后，他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望着进出着县委大院的人们。
一天，一个扎着白围裙、身材胖胖的厨子从县委大院里走了出来。看着厨子，他似乎觉得在哪里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胖厨子笑眯眯地看着他：老哥，是你呀！这么多年不见了，你现在还磨刀啊？咋又磨到县委门口了？
他怔怔地看着胖厨子，越发觉得眼熟了。胖厨子就说：老哥，你忘了，以前你给我磨过刀，那时候我也是厨子，也在这个院里。
他“呼啦”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日本人在时这个院是伪军的团部，胖厨子隔三差五就拎了菜刀到他这里磨刀。此时，故人相见，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他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胖厨子，思绪又回到了以前的地下生活。他半晌才说：兄弟，你现在还在这儿？
胖厨子就笑笑：以前我给伪军做饭，日本人投降后，我又给国民党做饭。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就给县委的同志做饭。我这人做了一辈子饭了，不让我做饭，我还不习惯哩。
他接过胖厨子手里的刀，看着胖厨子，就有了沧海桑田的感觉。他望着胖厨子喃喃着：兄弟，你也老了啊！
胖厨子蹲下身，一边卷烟，一边说：都经历这么多事了，这都多少年了，能不老么？
当他把磨好的刀递给胖厨子时，胖厨子接过刀，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递给他，然后，一歪一歪地向县委大院走去。
他望着胖厨子的背影，一直走进县委大院，心里有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恍然觉得，走进县委大院里人应该就是他自己。
此时，他穿着簇新的衣服出现在县委大院门口。他停下脚步，抻了抻衣服，继续往前走去。门卫及时地拦住了他：同志，你不是那个磨刀师傅吗？你有什么事？
他望着门卫，声音洪亮地说：我要找县委，找书记说话。
门卫上上下下地把他打量了，依然公事公办地说：县委是办公的地方，这里不磨刀。
他一脸严肃地盯着门卫：我不是来磨刀的，我找书记有大事汇报。
门卫又把他仔细地打量了，说一声：你等一会儿。
门卫拿起电话说着什么。很快，一个年轻人从楼里走了出来，门卫介绍道：这是县委的朱秘书，有事你冲他说吧。
他见过这个朱秘书，就是那个撵他走的年轻人。朱秘书自然也认出了他，朱秘书见到他就笑了：师傅，今天不磨刀了，你找书记有什么事？
他望着眼前的朱秘书就有些激动，当年他的下线小邓差不多就是朱秘书这个年纪。他是亲眼看着小邓被敌人五花大绑押赴到了刑场。看着眼前的朱秘书，恍似见到了小邓，他一把捉住朱秘书的手，哽着声音说：同志，我要见书记，我有大事要向书记汇报。
朱秘书还是那副表情，不急不躁地说：书记很忙，有什么事你就和我说吧。
他望着朱秘书感慨不已，自己搞地下工作时朱秘书也就是个孩子，他摇着头说：这事跟你说不清，要是书记忙，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什么时候忙完工作，我再见他。
朱秘书拍拍他的肩头，说了句：好吧，我跟书记汇报一下。
朱秘书走了。不一会儿，朱秘书又回来了，冲他说：你跟我来吧。
他随着朱秘书上了楼。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朱秘书冲他说：这是县委的秦书记，有什么事你和书记谈吧。
他站县委书记面前，内心一阵翻腾，眼前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组织，他的喉头牵动着，嘴角颤抖，有许多话要对组织说，千言万语却又无从说起。他面色潮红，情绪激动地站在秦书记面前。
秦书记陌生地打量着他，温和地说：同志，你有什么事？
他艰难地说：我要寻找组织。
秦书记就把手里的笔放下了，翻阅的文件也放下了，一脸不解地看着他：组织？什么组织？
他横下一条心，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报告秦书记，我是地下交通员，我的上级是老葛，下线是小邓，他们都牺牲了，我和组织就失去了联系。现在，我要寻找组织。
秦书记的表情越发显得有些吃惊。
我是解放前的地下交通员，我的上线和下线都牺牲了，我一直在等着组织和我联系，可没有人来和我联系。
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眼泪不知何时流了下来。
秦书记站了起来，认真、严肃地听他说完后，拍着他的肩膀说：同志，你别着急，慢慢说。
说完，秦书记拉了一张椅子让他坐下，又让朱秘书给他倒了杯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他点点头，从县大队说到省委的特工科，又从老葛和小邓说到那三个孩子，还有那封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信。
他说的时候，秦书记一直认真地听着。他一口气说完了，仿佛终于卸下了身上背了多年的包袱。
秦书记一边听，一边做着记录，并不时地在有些细节上仔细核对着。他说完了，秦书记这才抬起头来问：你现在还有证明人来证明你吗？
他摇摇头。这时他又想起了县大队的肖大队长和刘政委，还有魏大河和特工科的李科长，但他们也都相继牺牲了。
秦书记就冲朱秘书说：你把组织部张部长叫来。
朱秘书应声而去。
很快，朱秘书和张部长就来了。秦书记向张部长介绍道：这位同志说，他是解放前的地下交通员，这里的情况你比较熟悉。
张部长听了秦书记的介绍，开始仔细地打量起他。
秦书记又说：杨铁汉同志，张部长曾经是这里的情报站长，他也是做地下工作的。
他“腾”地站了起来，望着眼前这位不曾谋面的情报站长，终于明白，自己以前的工作就是在张部长的领导下展开的。他猛一激灵，一下子想起了接头暗号，他盯着张部长说：有白果吗？
张部长怔了一下，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他又问了一句：有白果吗？老家的人病了，急需白果。
张部长似乎在记忆里搜寻着，终于，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伸出手握着他说：同志，你这接头暗号早就不用了。日本人投降前，县里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为安全起见，重新制定了接头暗号，联络地点也变了。
他听了张部长的话，似乎见到了亲人，这么多年的期盼和等待在这一瞬间爆发了。杨铁汉突然一把抱住张部长，痛哭失声道：没人通知我啊！我天天等，夜夜盼，可一直没人和我联系，我都等了你们十多年了呀——
暗号终于对上了，杨铁汉又找到了组织。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十几年前组织交给他的那封没有送出去的信，从布衣巷的地砖下取出来。
信封几乎失去原有的颜色，轻飘飘的信封拿在他的手上，犹如千斤。他紧紧攥着信封来到县委，在把信封郑重地交给张部长的一刻，他心里的一块石头仿佛落了地。他抱着这块沉甸甸的石头已经很久了，突然落下的石头，一下子让他轻松下来。
张部长接过牛皮信封，端详了很久，才拿过一把剪刀，小心地剪开了信封。张部长把信封里的一张纸抽了出来，他看见纸上盖了枚已经发暗的印章。张部长低头看着，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杨铁汉站在一边紧张地等待着，这就是他苦苦等了十几年，却没有送出去的信。他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封信，但他清楚，组织的机密永远是最重要的。
张部长终于抬起头来：你从来没有看过这封信？
他摇摇头：这是老葛让我转交给下线小邓的。我刚拿到信，他们就被捕了，我就一直把它藏在地下，已经有十几年了。
张部长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他把那封盖有印章的纸片轻轻推到他面前：看看吧。
他拿过那张薄薄的纸片，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的手开始发抖了。信的内容很简单，这是一份入党证明，证明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杨铁汉自己。那上面写着：经冀中地下省委组织部研究决定，特批准白果树（杨铁汉）同志为中共地下党员。落款是地下省委的全称。
短短的几行字，杨铁汉一连看了好几遍，他看完信便跌坐在椅子上，手里的那张纸一飘一飘地落在了地上。
这封转交地下县委备案的信竟在他手上停留了十几年。他把这封信作为绝对的机密封存了十几年，没想到，这封组织的机密竟是关于他自己的。
他弯下腰，把那封信捡了起来。看着上面的几行字，他的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他喃喃着：你咋才来呀？
张部长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铁汉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白果树同志，让你受苦了。
久违而亲切的称谓，让他终于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他在张部长面前控制不住地哭哭笑笑着。
张部长摇着他的手说：白果树，不，杨铁汉同志，你的地下工作已经结束了。你的情况我立即向秦书记汇报，请你等待组织的安置。
他终于找到组织了，他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这是他心里最急迫的，至于对自己的安置他并不关心。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县委的，只模糊记得刚一走出县委大门，他就飞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呼喊着彩凤的名字。
他跑到杂货铺门口，彩凤惊诧地迎了出来。他一把抱住彩凤，扯着她原地转了几个圈。彩凤对他这种张狂的举动显然很不适应，她在他的怀里一边挣扎着，一边着急地说：你咋了，这是咋了？
他气喘吁吁地松开彩凤：彩凤，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彩凤惊怔地看着他：你找到什么了？
我接上头，我找到组织了。
彩凤望着他，突然，眼泪就流了下来。在杨铁汉苦苦等待的十几里，尽管他从没有对她说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她依然无怨无悔地陪着他历尽风雨和磨难。这时的彩凤就想到了盼妮和盼春，眼泪便不可遏止地奔涌而出。她默默地转过身，走进屋子里，桌子显眼的位置摆放着盼春的照片，盼春正端着玩具枪，笑嘻嘻地看着前方。旁边的盼和坐在小木马上，一脸天真地看着哥哥。这是盼和出事前几天照过的唯一一张照片。
彩凤望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泪眼婆娑地双手合十，嘴里喃喃地说：孩子，你们的爸终于找到组织了。妈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爸是地下党。孩子，妈的话你们听到了吗？
杨铁汉站在彩凤身后，目光越过她的头顶，望向照片上的孩子们，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几天以后，朱秘书找到杨铁汉，又一次把他请到了县委。张部长对他的工作进行了新的安置，具体工作是分管烈士的善后事宜。当时许多的地方政府都设立了一个临时性机构，叫烈士安置办公室，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民政局。
从此，他告别了磨刀匠的身份，每天进出于县委大院，落实那些有名没名的烈士的善后工作。
不久以后，城南的一座烈士陵园建成了，有名无名的烈士墓都被迁到这里。这里不但躺着肖大队长和刘政委，还有魏大河和县大队的那些战友们。当然，老葛和小邓也在这里安息，杨铁汉还是在整理烈士的资料时，才知道老葛并不姓葛，而是姓何，叫何全壮。小邓也不姓邓，叫刘长顺。
一座座烈士的墓碑，像一排排整齐的方阵，黑压压、密麻麻地立在烈士陵园。杨铁汉站在这里，仿佛又回到了县大队——他正走在县大队出征的队伍里，和熟悉的战友们，迎着枪炮声和连天扯地的喊杀声。一切恍如梦中。
那以后，他会经常来到烈士陵园，小心地擦拭着墓碑上熟悉的名字，然后，这里坐一坐，那里看一看，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每到这里，他似乎就又回到了从前，他用力地擦一把眼睛，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的影子——他冲啊杀的，奔跑在硝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