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留俄的三个月内，接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人、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对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行动为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在我留俄的期间，我自己和国民军全体官兵，都正式登记加入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我们国民军与军阀集团在南口浴血鏖战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也在广东誓师，出发韶关，实行北伐了。当时全国各地弥漫着革命的云烟，而我们困斗数月，弹尽粮绝的国民军，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石筱山代表国民军全体将领到库伦，连电促我归国，在此情形中，势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几位朋友讨论，他们也都赞同我回国的计划。于是略做准备，立刻动身。
启行前的一切准备，都是顾问乌斯马诺夫代办的。为防备日本帝国主义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们极力保持行踪的秘密。此次我们未乘专车，仅在西伯利亚东行列车的后面挂了一辆客车。上车之后，沿途各站都不下车，深恐被人知道。这样静悄悄地离了苏俄，和去时的热烈情形大不相同。车在广漠辽阔的原野中穿行而过，所见唯有一望无际的麦、浓荫夹道的树林，还有各种芳菲美丽的花草，迎风摇曳，也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归国。
列车很长，我们的车挂在最后，每逢到站，我们挂的车正好停在站外。此时我也常常下车，在野地里转转走走，以恢复身心的疲劳。有一天车停在乌拉山西的一个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闲步的时候，护卫我的四个戈别乌（即暗探）催我赶紧地上车。我也不知这是什么事，回头即看见他们拔出手枪，迫令一个人也上了车。原来他们发觉那人身带子弹，形迹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车盘问。他们问那人道：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政治局戈别乌！”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别乌，为什么把手枪露在外面呢？”
那人回答不出理由来，于是将那戈别乌的队长找来，当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处分并重新训练。这桩疑案总算了结。经过这件事，我才知道苏俄于每个站上，每列车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们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样，也是穿着便服，也是买票坐车，严密地侦缉各种事情；尤注意军人行动，若有越轨行为，立刻逮捕严办。西伯利亚铁路上十几天的长途旅行，所以轻易不发生意外者，都因侦察严密，报告确实的缘故。这种严密的办法，是苏联的政治精神与党的纪律的表现。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说他们清党之事。每一党员都经严密的考察，凡言语行动有不合者，即被洗刷，结果被洗刷者占全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刷的党员有由岸上跳河自杀者。
静悄悄地到达上乌金斯克，我们挂的车便停了下来。为回避站上的人多眼众，我特意到车站北面一个大树林里去休息。一切出发库伦事宜，如接洽汽车等，仍由乌斯马诺夫他们去筹备。我在树林里住着，看看书报和公文，或和朋友们谈谈话。那时中国驻上乌金斯克的领事为毛以亨，此时因事他往，临时负责人为科长戈定远。戈先生浙江人，高个儿，三十多岁，说话极有条理。我住的树林里距领事馆约有十里之遥，戈先生一日三次，亲自步行，送饭给我吃。饭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携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以一文学生，有此耐劳吃苦的精神，觉得真不容易。那时正在八月天气，中午时候颇为燠热，但树林中倒十分凉快。
这次随我同行的有刘伯坚( 留法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大学，五原誓师任为政治部副部长)、李兴中( 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由参谋长升至军长)、任右民( 随我为英文书记，曾为我代表见中山先生)、何其巩( 为我秘书，后任至北平市长)、赵亦云( 随我为工兵营学生，善摄影)、李连海( 本军学兵，送苏联学炮兵，后毕业陆大) 和乌斯马诺夫及他带来的一位党代表，另外还有一位顾问、一位翻译官和一些卫兵。汽车找妥，我们一行人便即离开上乌金斯克，向库伦进发。这一条汽车路，上次经过还没有架设完成的桥梁，现在都已修造得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劳力就是文明”，这句话真是不错！
到了库伦，仍住在我上次住过的二道巷寓所。我们国民军在此设有办事处，张允荣( 曾为十六混成旅书记长，擢任副官长)同陈继淹( 二十镇学兵任副官由高级教导团毕业陆大) 两位原都住在那儿。我们到时，张允荣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国的消息，同时又知道南口退却，故赶往包头，一方面把我的行迹告诉他们，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实况，预备回头来给我报告。这个联络的任务，似乎并无什么困难，其实殊不容易。因为从库伦到包头这条路，可以说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走过，苟非敢于冒险，不畏艰苦之人，简直会胆丧气沮，无法胜任。张允荣却自动地欣然而去，真是个热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们在库伦住了两天，因为对于国民党开会的仪式还不熟悉，我便和刘伯坚、何其巩、李兴中、任右民、乌斯马诺夫及秘书、顾问、翻译等从事练习。有一次练习开会时，乌斯马诺夫站起来，很郑重地说：“开会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说了几句。当时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有一回正当开会的时候，何其巩轻率谈笑，颇有视为儿戏的样子。刘伯坚是个严肃的革命青年，对何之态度，视为应当纠正，于是把此事告诉了乌斯马诺夫，因此惹得他说了这番话。这完全是何其巩的错误，当大家郑重其事地练习开会时，他岂可轻狂发笑？此等处大可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而刘伯坚与乌顾问的严肃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们佩服。
我们在库伦准备好了汽车粮秣，便即动身赴包头。此时漠北气候夜间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略作筹备。往包头去的这条路，最快也需七整昼夜，若走得慢，就说不定要费多少时日。汽车行走本当很快，可是我们动身的这一天，就走错了方向。往包头应该往南走，但行经之处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地，毫无标识可以凭记，因此最易迷失方向。引路人不知不觉指引汽车向正西到阿尔泰的路上开了去。午后一点钟出发，车行极速，尽快开驶，直到五点多钟才发觉方向走错，及至掉转车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时候，已是夜间八点钟了。那晚即在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条小河，不见人烟，无法找得住处，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顿，便找了些干牛粪作燃料，烧了茶来吃。我忍着满身疲劳，蜷伏在车上写了日记，和大家或坐或谈。所谓“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时这里气候已经寒冷，我穿着皮裤，还是冻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布满了灿烂的星斗，冷飕飕的秋风吹着，严霜已开始下降。旷野中死一般地寂静，什么声息也没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虫和河中淙淙的流水应和着，奏着和谐而悲凉的音乐。我和随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哪是北斗星，哪是北极星，如何依据星的部位辨认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粪烧的热茶，静静地围坐着。后来乌斯马诺夫忽然问我说：
“冯先生，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样办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去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招集起来。”
他听了我的话，十分兴奋，微笑地说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万的人马！”
当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乱找了一个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车上，有的躺在车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 这一晚，恐怕谁也没有入梦。
我们九月十日从库伦动身，第二天才离开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头出发。于路上又遇着许多群黄羊，每群三四千头或成万头，不知道我的汽车是什么东西，一路争先恐后地追跑。有几位看着有趣，就开枪打，并开着汽车追赶，但是跑得飞快，无法赶得上。听说曾有外国旅客团追赶它们，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车出险者颇多。我曾想过它们的生活，这里一片平地，究在何处做窝？晚上宿在何处？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它们全仗着跑得快的一副本领所以才能生存。在白天路上有两个难题：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饭找不着食粮和烧煮的地方。但到看见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远处定有人烟，于是下车找着那人家向他们买羊，用牛粪烧煮。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们没有学会。可见蒙古同胞自有他们的文明。我们吃饭的时候，常有妇人骑着马来，后面跟一个孩子，也是骑着一匹马。他们走到跟前，就眼瞪瞪地呆望着，看我们吃饭。我们就找他们谈谈，问问地方的风俗民情。一会儿工夫，他们即掉转马头，教那马放开“大把”（四蹄放平) ，狂奔而去，宛如我们骑自行车一般。
十二日启行不久，途见王镇淮( 第二十镇的人，后随我由参谋升至旅长)、宋式颜( 军官学校学生，甚精干)、黄中汉( 军官学校学生，由参谋任至宋哲元部参谋长) 等乘着汽车，迎面而来。因为各走一边，两下错过，及后看见，方把他们拦回。乃问他们三位何往，回说打算到上乌金斯克去，因为队伍退却，秩序大乱，简直不能收拾，必须另想新的办法才好。我劝他们跟我回来，共同设法。于是他们掉回头，与我同行。由此可见大军受挫，人心动摇，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们都是很有知识能力的人，看见局势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自己想自己的办法，恐亦实有不得已者！
虽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带广阔可数千里，远处看见南面前右方又有一辆车在走，恐怕也是熟人，于是忙着叫喇叭招呼，及至赶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见极是欢喜。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赴广东。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刺激；他不肯说。后来听别人转述，才知道他这次到了包头，看见我们部队涣散狼狈的情形，实在已至不能维持军纪的程度。他在包头与鹿瑞伯的卫队荣光兴部同住在一个教堂里，那些弟兄在饥寒交迫之中煎熬得无法可想，部队精神已经不能顾全。一天， 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只金手表，竟被一个士兵进来一声不响地拿了就走。他说：“这是我的表！”但那个兵却不管，依然扬长而去。他问在场的一个下级官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部队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下级官抱歉地说道：“于先生，请你原谅一点儿吧！我们队伍从南口撤退，整天挨饿受冻，人心已经涣散得无法收拾了。老实的弟兄尚能忍受，那刁滑一点的，为要活命，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狗急跳墙，有什么法子呢？”
他一看部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他就静悄悄地由后门上了汽车，离开包头了。我明白了这些原因，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们多年相契，我诚心地敬佩他，于是极力劝他和我再回去。乌斯马诺夫也从旁劝说，告诉他冯先生只要有五百支枪在手，就定有办法。他听我们一说，也觉得高兴了，于是又偕同赶路往包头前进。沿途我们随同众人寻捡牛粪以为燃料，买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无论里面多么脏，也要蹲到里面去，写写字，作作诗，一于右任先生的
诗兴更是浓厚，成天地咏吟着。
走入内蒙的边界，再往南便是绥远地方，绿色草原渐多，到处都看见牧放的马群和羊群。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财产，他们过的还是牧畜生活。
这一带随处都可以行车，因为随处都是平沙漠漠，一望无涯，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路走错。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坟头，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车在上面简直是无法走动。若遇沙深之地，必须用几条毡毯，垫在沙面，大家下来推着车往前走，毡毯一步步轮流往前替移，车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轿的方法。艰难的情况，真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艰难。沿途喝水，沿着前清设有驿站的地方，都可以找着水井。若能循着驿站走，喝水不成问题；一脱开驿路，就没有办法。井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凿井者，是因为人烟稀少，没有人工的缘故。清康熙远征于此，大肆杀戮，人杀尽，屋烧光，如此大劫，迄今尚未恢复，否则这一带必不致如此荒凉。
再往前行，就遇见从包头参加会议回来迎我的张允荣。见面之后，他详谈包头会议的情形。因为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联军以帝国主义势力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们国民军，第二、第三军都先后失败；掉头又打一军。南口失守后，势力穷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来，西北这一带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当然不免懊丧。在会议时候，大家免不掉自诉枪弹缺乏、人马不济的意思。那时张之江为督办，他为人耿直老实，因见大家都说困难、诉穷苦、要钱、要弹，张弄得急了，就说：“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钱没钱！”这是一句北方的土话，不应该用来对部属说，因此大家听了都不高兴。在席者有赵守钰先生，他见此情形，就笑起来。问他笑什么，他说道：
“你们忘记是干什么的了！我们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难，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顺遂，毫无困难，还要革命做什么？我们现在处境当然不顺，可是并未至绝望之地。往西有甘肃刘督办、
薛省长，那么大的土地，难道我们真的饿死冻死？二军、三军也都在那边，力量上也很有可观，总司令又打俄国回来了，我们克服了困难，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这样懊丧！”
生姜还是老的辣，赵先生久经风波，把得稳大舵，几句话又把在席的人说出劲儿来了。接着张允荣又把南口失败的原因，韩、石暂投晋阎的经过以及官兵的饥寒交迫和渴望我回来的情形，一一详谈。又知道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鹿瑞伯都已见面，鹿瑞伯则带着队伍驻五原等我。这天晚上我们便在往绥远的一个岔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 里，细听张允荣报告这次令人痛心的经过详情。
当时我决定先赴五原。第二天，汽车沿着阴山山脉前行，往往整日不见人烟。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坟地一般，汽车上上下下，颠簸不堪，几十里路都是如此，车子很吃了亏。再过去就是戈壁沙漠，数十里路皆如干润了的河道，不是乱石，就是沙土，几辆车上的人都下来步行。车子开不动，大家合力推行，推过一辆，回头再推第二辆，每天最多走十几里。夜间总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舒服。因为越往南行，天气越暖和。一天，在一民家买得一点小米，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开眼笑，觉得比吃燕菜还要高兴。
过了沙漠，渐渐看见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着黑色星点，映着日光，闪灿耀目。在泰山亦未见过这样的石头。途中还遇数个大庙，庙中极污秽。蒙古喇嘛都穿着紫色的皮袍衣裤，戴着皮帽。找他们谈谈地方的风俗民情，有人代为翻译。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个，三人当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为黑人。他娶一女子，以牧畜为业。他们三位当喇嘛的弟兄回了家，即与弟媳同睡一炕。所谈种种，都愚昧可怜，使人闻之痛心。都是教育文化落后的过错，必须力求进步，始可使民族立足于世界。
又走了一天，遇见宋哲元来迎，相见十分欢喜。他谈在前方作战及沿途退却情形，彼此都很难过。他汽车里带着许多西瓜，在这沙漠干涸之地、颠连困顿之时，竟得有西瓜吃，大家无不喜出望外。产西瓜之地，距此约有四日汽车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辈子没有吃过西瓜。我们剖开大吃，益发觉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鲁内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内地，到这时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过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带汽油是否够用的问题尤其使人心焦。十四日午后一点，距大青山约一百多里之际，遇鹿瑞伯、邓哲熙、过之翰等，已得着宋明轩的通知，带着一连手枪队，前来迎接。大家见面，悲喜交集，手枪队官兵们见了我，多不自禁地流下泪来，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即不免悲从中来一样。我只好一一安慰，并与之谈革命大势、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国救民的道理。讲了一番，他们即十分振奋。我与宋、鹿、邓等同车，于途中详述一切，大家都极兴奋。
大青山为阴山山脉，山势高耸，在古代汉族势力最盛时，此地为汉蒙交界之处。山上出一种野羊，名为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长( 约有八寸) ，较狐皮犹佳。羊出山顶，每逢刮大风的日子，羊迎风立于山巅，毫不畏冷。这种极好的出产，可惜今日已经日见稀少行有绝种之势了。大青山有一山口，名为乌卡郎口，地形至特别，两边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车。若无此路，则交通完全阻断。黄河年年成灾，我想若将此口道凿深，引导河水由此经沙漠，直由黑龙江出口，则河水三分之一二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溉大漠，成为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黄河水灾，其利益为如何！有人说，如此艰苦工程，怎么着手？那么我要问他：“巴拿马运河怎么开成的？苏伊士运河又怎么开的？”乌卡郎口南端出口，便是乌兰脑包。有二军、三军、五军、六军的官长士兵在附近一带村庄零零落落地驻着，听说我到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的头发都好久没有剃了，蓬乱地披散在头上，个个人满面风尘，可是排成队来，却仍然非常整齐。
那天下午到达五原。空落落的一个土围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村镇。当日和一军朋友见面，三军孙禹行二哥那时亦在此，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二军亦有几位朋友，都一一会见。大家各谈别后情形，他们一致推举我就总司令之职。随即开会，正式公推我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我义不容辞，当即发出一个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这文件较为重要，故将原文照录于此：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得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渠诸同人，同了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同张、李、张、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 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以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之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此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地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在于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
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置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做这种鬼祟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对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但你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做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之人，无论如何做不出这种事来。他又知道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戴这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的私愤。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人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
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 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致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数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收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现金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 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人、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出于此。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人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谨此宣言。
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筹备妥善，即于九月十七日十二点钟举行就职誓师授旗的典礼。会场设在城内县政府西首广场上，临时设一土台，台底二丈见方，顶一丈见方，高六尺，坐北朝南，于右任先生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各军连、营长以上的到会很多。
这天天气极好，但漠北气候极冷，于先生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都已变成灰色。到会的官兵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有的破鞋破袜，有的穿着破袜而没有鞋子，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为直军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枪上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亦有无子弹带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的人。会后聚餐，大家一菜一饭，以白开水为汤，菜是大锅菜，连大锅子置于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动手去盛，名为“革命饭”。当日褴褛的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 共为两部、两厅、八司、两处)。当即任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此外，又聘乌斯马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任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副之。同时遴派党政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并从事民众工作，以收军民合作之效。一面粗作布置，一面即计划总方略：究应由南口攻北京抑应猛攻陕西而后出潼关？***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
军队于溃败之余，局促穷荒，粮秣匮乏，饱一餐，饿两顿，人人面有菜色。南口退却，交通损坏，后面又有敌兵紧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携带，完全丢去。退的时候天气尚暖，转眼秋深天冷了，大家还穿着单衣。逼在眉睫，不容迟延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饱暖？病者伤者又如何处置？饷项一节简直不名一文。两部分队伍，为几块钱之事往往争执动武，又当如何解决？总司令部成立后，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此。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亲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见过，外号叫做王瞎子，个儿高大，那时已八九十岁。老先生原为河北顺德人，一说他在原籍因赌输钱而致亏累，一说因杀人逃命，十八岁时流亡到五原，种田度日。他见地方贫瘠，可是黄河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黄河之水，以禅益耕植。费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沟洫，每洫宽数丈，深数尺，都有一定。乐成之后，水利大兴，农事日盛。后来外国留学回来的水利专家来此察看，亦说其筑洫工程深合科学原理。政府见他是个奇才，曾予奖状。传到他的儿子王英，已有地数千顷，羊群无数。王英见我们艰难困苦，乃赠羊数万头。我们对此“雪中送炭”，极是感激，乃以羊肉为军粮，以其皮子为军衣，无论官兵，一律穿此带血的皮统。官兵所以不致冻饿而死者，实有赖于此。现在王英已为敌作伥，然而我看他不是甘为汉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这条黑路。又有陈殿民者，原在南苑时曾在我们兵营的马号中做过事，后来派到包头，以开垦种树为业，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处得极好。我即派他办兵站。因得人民帮助，成绩至佳。“百姓帮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话。其侄陈万元，至今仍在我处做事。
刘郁芬那时为甘肃督办，薛子良为省长，知道我们此间困苦，薛特送来十万元，为我们的给养之资；棉衣等约五千、五千地由黄河以船送来。钱固不够，被服亦缓不济急，然而已经不容易得来。刘为人厚道忠诚，循规蹈矩，虽有过于稳健、不敢冒险之病，实在亦颇有能力。薛为人才长心细，我畀以政治部长之职，很有办法。又王铁老在包宁铁路任上，陆续领款，积有数万元，此时亦全数送来。说时势如此，铁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钱为革命之用吧！他人多趁火打劫，将公费挟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俭苦，故提出两千元，给他太太送去，以作为家用。他太太却将钱送回，拒而不纳，并且附了一封信，说贵军方举义旗，处境困苦，务请留为军费，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说出许多道理。总司令部中人人敬佩，连外国顾问亦十分欣羡，以为是中国真实人物。其信后由鹿钟麟带往苏联。王铁老一生廉正，其家属亦有如此者！王死后政府特为立传给恤，备极褒扬。
粮食问题的解决，最不容易。因为地方贫瘠，一下驻着许多人，哪里筹办去？而部队亟待开拔，拟分十路，先援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如此艰巨任务，总不能饿着肚子行军。时有萧某为临河设治局局长，自告奋勇，说他和临河士绅极有交情，但须我写二十副对子，交他拿去，必可筹粮万担。我听了他的话，研墨办纸，整整写了一夜。写得手冻要裂，方才写成。他叫落什么款，我就写什么款。那时我一笔丘八字，还不如今日整齐。可是对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数月没有音讯。后来刘镇华部败退，长安之围已解，他才打电报给我，说粮食已办齐，叫我先汇十万元给他，以备运粮。我觉得好笑，复电说，我若有此钱，即不劳你去办粮了，你还是快把我写的对联拿回来吧。此人系石友三介绍来的，曾为省议员，口才颇佳，及后我到郑州，宋哲元由西安来电保他为县长。我说这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后来他不知怎么弄到西安市长。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观其行为，实在可虑得很。
薛子良送来的十万元，我拨作士兵被服之用。包头方面的部队，需棉衣尤为急迫，此时张作霖封锁我们，把通内地的交通加以断绝，布匹之类都到不了包头五原。弄得没有办法，把市上的布匹购买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来制棉衣里子，士兵们穿着，花花绿绿，彼此相视，都不禁一笑。
军队既是如此困苦，我个人的生活，自然也无不同。包头县长唐务此时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约是犒劳我。我把席送还，不敢享用。后来见面，我忍不住问他，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里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国家！又五原县长刘必达，也是见我饮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给我二只鸭子。他只看见我天天吃咸菜，而不知道士兵们天天吃不饱饭。这次我实在对他不起，每只鸭子回敬十军棍，打了他二十军棍。我觉得他是毁我。其实刘为人谨慎朴实，不是坏官；他送鸭的用心，就我个人言，他很可感激。然而我之处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处，实非得已。后来我在察哈尔抗日，他在察哈尔又任县长之职，甚有政声。
时司令部有副官侣朝栋，赴包头办事，被土匪绑去。来信索枪四十支，款二十万勒赎，否则毁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谈判，愈将被其所挟，故即把信撕去，扬言道：我们是在这里革命的，我们不是在做官发财。我们的钱款枪支从事革命还不够，我们哪里有枪有钱拿去救他？又说从前楚霸王绑汉高祖之父以挟高祖，高祖回他说，必欲烹，请分我一杯羹。古人于其父犹如此，我对你们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经此处置，土匪觉得白费一番心计，对这副官的看守也就松懈。两个半月后，侣朝栋竟得安然逃回，谈及土匪约四十余人，警戒甚为严密，号令严肃，纪律颇佳，奸淫妇女之事，尤所不许。“盗亦有道”，据侣说的那些情形，许多正式军队，都远不如。
其次是关于部队整顿改编的方面。自南口败退，疲敝之余，各部东零西散，有的一团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余四五百人。彼此之间又争人争枪，动辄用武，甚至为一个人、一支枪，亦争得相打起来。有一种的偶尔受了一点委屈，即被他方拉走；有一种的则因亲戚同乡，或朋友交谊之故，而被拉走。闹得军不成军，纪律废弛。我就任总司令后，第一步即着手整理这团乱麻，重加组织。问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曰多少人，多少枪。我就令其将人枪拨归刘某。又问李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曰尚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数拨归童某。官长则完全归我，交与宋哲元暂编为第一师。如此归并的归并，补充的补充，三日之中即整顿就绪。人以为从前一人一枪亦争打得皮破血流，如今我只须一句话，就井然有序，都引为惊奇，人人觉得欢喜高兴。顾问乌斯马诺夫看见，尤引为神奇之事，翘着大拇指，称赞我是“天才的组织家”。其实官兵们质素优良，训练亦有基础，此回溃乱至此，实为形势所迫。比如一面明镜，不过沾了一些灰尘，一经拂拭，自然重返光明，有什么可奇？
各部久战且败，疲敝不堪，因此显得散漫凌乱，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须看其官长平素办法如何？待遇士兵如何？有一种认真的官长，虽处极难之境，亦仍然能够保持旧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经过各地，照常步伐整齐，唱着军歌，毫无紊乱的现象。我到包头检阅时，他率部来迎，连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样。当肚子饥饿、身上寒冷之时，军容仍能如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童之长处即在于小处留心、大处明白，做事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为旅长，后来送入陆军大学深造，今仍在孙桐萱部任职。
刘汝明勇敢坚毅，为一杰出将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敌人大炮如雨，他住的指挥室亦被打塌数处。他仍然在墙隅拿着电话从容指挥。刘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对部属极为爱护，故人人亲近他，服从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数部都拨归他。
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实实地练兵，故将整顿下来的各部官长( 有官而无兵) 悉数归他，整编为第一师，预备补充新兵，从事训练。
方振武也是一个能干有为的将领，对军纪尤不肯丝毫苟且。他率部队退到绥远的时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给钱，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属实，当即把那兵枪毙。有人曾说这是小事，何至有枪杀之罪？其实不然。此种处如轻轻放过，人人玩忽，全部纪律必将无法维持，此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宽情姑息。我们军队退到绥远，有些部分纪律多有废弛，士兵随便取用百姓东西，往往有之。时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轩说：
“我们处境无论如何艰难，旧有军纪总须维持，扰民的事万万不可有！”
鹿、宋极以为是，打起精神，亲自带领队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扰民之事，立刻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应得处分。如此数日，秩序很快就恢复起来。到了一种困苦的时境，军纪最须注重，否则变乱丛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处为将领者须有坚毅不苟之心，随时提防，严加整饬方可。古人所谓：“兵犹火也，不戢等自焚。”“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们治军者的金科玉律，应该时时刻刻引以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为国民党党员，原为张宗昌旧部。因张宗昌种种办法和行为，他看不入眼，故通电于我，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我即委以国民军第五军总司令之职。第六军司令为弓富魁，绰号弓老大，原为山西将领，其为人慷慨义气、好朋友、喜交际，同时亦嗜酒烟。他们部队素有“坐下来大站起来小”之称：即是在不打仗的时候，村东村西，镇南镇北，都是他的队伍，领伙食给养， 人数极多；赶到打仗时候，却少了。故谈不到秩序纪律。欲其按部就班、真正达成作战命令，则不能胜任，若令其抄后路、
截粮攻虚，则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战线上，此种部队亦不可少，未可等闲视之。后弓死，曾被数次抄家，景况很是萧条了。
时包头一带尚有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许长林等部。南口失败，韩、石等部归山西方面收编，均驻包头。他们之出此，乃形势所迫，实亦出于不得已。我在
孙桐萱（1895-1978）河北省交河县人，字荫亭。1917年考入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后升任冯玉祥部第四十三团八连连长。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翌年任第三路军第十五师师长，后换任第二十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部队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退役，1978年在北京病逝。
誓师之前，即决定要去看看他们。时张之江离五原前赴宁夏，闻我回国，复由宁夏乘民船循河赶回。经过四个月的鏖战，他过于辛苦，神经有点衰弱，又加旅途劳顿，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见我后，他报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干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个人，他一样地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张为人至诚恳，乃郑重劝我道：“我听说你打算到包头去，若真有这话，我以为你万万不可去。” 我问什么缘故。他说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变，大变人心了！”
我说：“之江兄，你的话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见不同，我已决定去看，你不必为我多虑。”
这天大约是九月十八九，邓鉴三先生在场，我们即在誓师的那土台谈话。我左说右说，说了二三个钟头。过后又以本地土纸写给我一封信，剀切陈词，要我打消去包头的计划。我回说：
“包头我必须一去，那里没有什么不可去的。我们投身革命，即要牺牲自己，以报国家，若是畏首畏尾，什么事都别想干得成了。还是请你安心医病，不要再为这个事劳心费神了。”
过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着汽车到五原来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帐篷中坐着。石见我表示十分忏悔，扑身跪到地上，大哭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和他说道：
“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们从今天从头干好吧，你先回去点验部队，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谈一切经过后，即回包头整训队伍。许多人冷眼看着，都表示惊异。以为石友三远在包头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干法，谁也不敢从他那里经过；现在居然自动跑来，表示忏悔，如此地诚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张之江以此觉得我去包头不会有何危险，故亦不再劝阻了。
数日之后，我即动身到包头去。路上很不好走，这路出奇地坏。人民过于穷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对着我的汽车开枪，我也没有理会，只令汽车疾驰而过，并未出任何意外。路经一名叫“皮斯堡陇”的地方，外国传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权势。其中有美、意、法各国人。他们为宣传基督教，冒险至此。百姓不识字，他们教之读书，又教以牧畜耕种等方法，使之样样都会。于是地方上举凡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权，都掌握到他们手中。有些甚至有强大的自卫力量，自据一寨，配备枪支弹药，以防御土匪的进攻，俨然自成一个小国家。地方官一则没闲心管这种事，二则对外人也有点害怕，故一直听之不问，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对于此类情形，我以为一味地蛮干固然不对，可是像这样地听其越出传教的范围，亦未免太可笑。我们当本着“以礼相待，据理力争”的一个原则与之周旋方好。
到达包头，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以及宋哲元在热河训练的游击队与井岳秀等部队远远地排队迎接，行列长达三十余里。检阅竣事，又讲了一番话。进城时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长讲话一次。那时许多人提心吊胆，怕会出什么乱子，其实都是神经过敏。王铁老也在包头，他出城相迎，看见我，极是高兴，和我说：
“您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问：“为什么呢！”
铁老说：“他们自官长以至士兵，没一个不是天天想念着你。知道你要来，人人都欢喜得流泪，你一来到，天大的麻烦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头住许长林旅司令部中。许自幼失怙恃，投一外籍牧师家长大。民国元年时这牧师介绍给我，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样子很聪明伶俐。我带在营中，常和他谈谈说说，教他些为人做事的道理，并使之读书。他进步很快，入过数次教导团，后又为带兵官，为人颇方正，能耐劳苦，很知爱护百姓，对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战亦很勇猛。此时他已为旅长，亦驻包头，他的司令部在西门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头住着，每日在一起办事的有薛子良、张允荣、刘伯坚、顾问乌斯马诺夫等。
这时候韩复榘在归绥，正在医院养病。我打电话问他的意向，他随即派代表前来，自认过去做错，从今完全听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将炮队全数开过来，以备与韩占元、韩德元两部会同起来尽先开拔。这边韩占元、韩德元两部出发后，随着石友三部亦开。韩复榘的炮兵在归绥，上车的时候，被某方派令卫兵阻止。韩复榘愤而出院，到车站上指挥手枪队拘捕阻拦的卫兵，为言曰：“若不听我们开走，我们只有开枪打！”当局恐怕真动武，炮队乃得安然登车。临走时韩复榘说道：
“我们是暂时相投，借个盘缠的。你当是真的投降了不成！”
同时商启予亦在归绥，我打电话给他说：“您是一位老革命党，必能保持您的光荣历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张？”他回说：“我一定革命。”我就要他发通电表明态度，他却不肯，说怕张作霖会和他为难。我说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他十分担忧地说：“目前形势尚不许可，你暂时万不要来。你缺乏什么，和我说，我即刻备好，给你送去。”于是也只得作罢了。
队伍一面整理，一面讲话，一面开拔，进行极其快速。
在包头，胡瑛自南方来。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即为革命党，我原先就认识他。袁世凯称帝时，他为六君子之一，随后又复走上革命道路。他来见我，因为屋子太小，无地方可以接谈，乃约他同在汽车中坐谈。他从袜子筒里拿出蒋总司令给他的委任状给我看，使我不致怀疑他，很感慨地和我详谈其过去。在清代时候，他以参加革命党被捕，和牢狱头目弄得很投契，那头目就把他女儿许给他。他家中原有未婚妻，后来革命成功，即与两个女子同时结婚。洪宪时袁世凯送给他两万元，故又加入筹安会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投无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视。此刻打算到苏联去留学，借以充实自己。我就用“君子之过也，如月日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话安慰他，他很是感激。此时他还有鸦片嗜好，在汽车中我闻到他满身鸦片烟的气味。
又有张砺生先生，也是一位党员。原在察哈尔办教育，颇有名望，也倾心革命，此时到包头来见我。我请他到察哈尔发动，和他说：“张作霖不久定要袭击包头，同时压迫商启予出兵攻我。到那时，希望你可以出来破坏铁路交通，并且在中途截击他。”张先生甚为愿意，因察哈尔后弄得很是得手，纠集了千把支枪，颇有一番作为。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对部队不善训练，后至河南被缴械解散，他亦离队他去。
最感觉迫切的是政治训导方法。一则新败之余，精神涣散；二则革命主义急须灌输。不仅旧有的纪律与精神要恢复，更要进一步使之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部队。总司令部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紧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讲话，一班班亲自考察。同时请薛子良及政治部同志编了许多歌词，如民族、民权、民生等等，以加强士兵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当时我针对现实，提出三个口号：一是军队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习气，三是拔除阳奉阴违的恶根。因为我觉得从前一般军人受传统教育的毒害，都持着不干政不入党的观念。以此不问政治上的是非，只为私人的武力，这是自袁世凯以来，一般军队的恶根。我们现在开始参加神圣伟大的国民革命战争，此等旧日的恶根必须彻底铲除。我在五原包头竭力宣讲这些道理。驻甘各部队则派请邓鉴三、沙明远等分赴陇东陇西各地，前去讲话，以收政训之效。
至于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集合干部学校学生分任之。干部学生在张家口时本来为数不少，都是五卅惨案时为反帝而来投我，都是大学或高中学生，以广东、湖南籍为多，此时多已走散，所余不多。编好之后，即交于刘伯坚加紧训练。刘每日为之讲三民主义等，我亦按日解说国民革命史，期于短期间成为政训工作之干部。刘伯坚系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为共产党党员。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这时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是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须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其中有许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等各位先生来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他们多主张我们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那时我们军队分作十路出发。所有各部布告，除张贴外，又用一种新办法，即装在点心盒子里，每盒数十张，外包油布，扔入黄河中， 随水向下流去。民众捡起，即可传看发生效力。这是一种很妥便的秘密宣传方法。
军队出发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几位朋友要先到陕西去看看。此时我已接奉党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党代表。我即问他此去是否需要一个名义。他说：“目前暂且不要给我名义；等我到那里之后，看看情形再说吧。”他说完之后，很坚决地动身了。
此时鹿钟麟同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故组织一赴俄观光团，挑选了一批人，由他率领，到苏俄参观。他们到俄后，有的很学得一些东西，有的则依然故我。可见能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主要的还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别人的帮助，毕竟还是不足恃的。
又孙二哥此时亦在五原，正生着病( 他的部队则改归徐永昌统带，驻在包头。徐为人沉默寡言，细致而稳靠。包头五原开拔竣事后，他即率部由陕北入山西，驻峪道河，亦受命令为西进十路大军中之一路)。他住着三间简陋的民房，病势很重。一块痰老在喉头响着，躺不下，睡不着。皆因此次南口之战，吃苦太大，以致损坏了健康。我设法为之诊治，病势稍痊，随后迁至上海疗养，竟以不起。
我在包头将部队一一整训开拔，再回到五原时，已经是旧历九月的天气。塞外秋风，吹在身上，已觉得砭骨的寒冷。此时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已经势如破竹地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军阀联军搏战于武胜关和江西一带。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方加紧合作，以图最后挣扎。大时代的到来，使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日见迫切。我们已不能够再多用些时间来慢慢训练部队，所以各部随时整训，随时开拔，共分作十路，由宁夏以入陕甘，先解长安之围，而后出兵潼关，以与北伐军合师于中原。我待各部开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绪，亦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离开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