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军队，从大沽口撤回保定的第二年，父亲接着遭遇到两次不幸的事变，使我们整个家庭陷入了悲苦的深渊。
一天，我正在营中读书，父亲的护兵忽然惊慌失色地跑来，见了我，急忙地说：
“快点儿归家，大老爷坠马受伤了！”
我一听这话，觉得眼前掠过一阵黑影，一时也未及细问原委，即匆促地走回家来。这时父亲正躺在炕上呻吟着。
原来这天是阴历二月初二日，又是“上衙”的日子，父亲照例循着营中的规矩，戴着大帽子，穿着马褂袍子，骑着马，到协台衙门里去。不料刚走到城门洞间，马的前腿忽然被冰滑倒，全身仰翻，父亲的右腿被压到底下，等到人家救起来一看，右腿迎面骨被马签轧破，约有一寸多阔的一个伤口。因为伤处未能保持清沽，微菌侵入，不久即起化脓作用，一直养了三个多月，方才养好。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话好像是为父亲说的。正在父亲养伤期间，营中接到裁并的命令，两营合并为一营，结果裁去了大批人员，父亲不幸也在被裁之列。在贫病交加之中，忽又惨遭失业，这种突如其来的威胁，在我们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
从此以后，家庭的费用只有全靠家兄同我来维持。家兄在骑兵队上吃一份兵粮，每月关七两二钱银子，这前面说过的。我吃的是步兵种，每月关三两六钱。两个人合起来，除了马吃的，不过七两二钱银子，尚抵不上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以这样微小的收入来养家，日常生活的窘苦，可以想见。过了不久，家兄又因事他去，家庭费用，更弄得不能维持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父亲在这种艰苦的境况中，仍然亲切地关怀着他的爱儿。直到今日，每当我独坐沉思的时候，一想起父亲当时对我的那种慈爱之情，不由我伤感得流泪。
那时我们军队中的规矩，是三八打响，逢五排十打靶。所谓三八，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逢五排十，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十、二十、三十。每次打靶的时候，我从家里去得很早。那时当兵，不一定都住在营中，除上岗而外，其余时间即使全在家里待着，也没人过问。父亲疼我年纪小，打靶的时间过长，每次总给我六个制钱，叫我买几个烧饼揣在怀里，预备饿了的时候好掏出来吃。从父亲手里把钱接过来，自己在路上一面走着，一面不住地打算，心里想，父亲的饮食已经淡薄得很了，我怎么能再拿去买东西吃呢？而且父亲拿这六个制钱的时候，那钱袋里不是只剩下几十个制钱了吗？老人家的心情，该是怎样的苦痛焦急啊！我想了又想，怎么样也不忍得把这六个制钱花掉，于是决计把它留起来。
打响，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药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那时有个教习阎吉胜收买药条，每次打响完事，他那儿就站拢很多目兵〔注〕，争着换钱，彼此见了，只相视一笑，谁也管不着谁，这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每次剩的药条，可以卖得十几个制钱，加上早晨父亲给我买烧饼吃的钱，一共大约可以凑个二十四五个制钱—保定府用的是津钱，叫做五十钱—我有了这些钱，就到肉铺里买半斤猪肉，提着飞奔回家，预备炖好了，晚饭时候给父亲吃。父亲失业之后，荤食本已断绝，这时居然有炖肉吃，自然觉得欣慰。可是这炖肉从哪里来的呢？父亲禁不住要问了。
〔注〕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军队中军士的称号
“从哪里来的炖肉？”父亲刚拿起筷子，就向我发问。
“您老人家只管吃好了……”我低着头嗫嚅地回答。
父亲看见我这样的情形，越发非问不可了。最后问得无可奈何，我只好将原委说出。他听了之后，立时把筷子放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回想这种情形，犹历历在目。
父亲对待我们孩子，总是亲热慈祥的，从来没有严厉斥责的时候，小时候我老觉得父亲比母亲还要慈爱。母亲有时因家事烦恼，常常对孩子发脾气，以发泄她心内的苦闷，然而父亲却永远宁静，永远安详温和，他的慈爱的音容永远在我们眼里闪烁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父亲从失业以来，差不多半年了，百般设法谋事，总没有丝毫的希望。生活时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后来他几经考虑，觉得非南返故里不可。
南行计划既然决定，唯一的难题就是川资。那时从天津到上海，轮船票价是十两八钱银子，加上由保定府到天津的一段民船费，由上海到巢县的一段路费，合计起来，至少须十八九两银子方才敷用。这么一笔大款，向哪里弄去呢？父亲从前固然是半点积蓄也没有，亲朋好友都如自己一样的穷困，借贷的事更是办不到的。处此情况之下，左思右想，实在没有办法，不得已遂将自己住的房子转典给当地一户人家，得了十五两银子，不足之数又变卖了些动用物件，才算解决了当前的难题。
我们一家，只父亲同我两个人住在一起。父亲是怎么样也不忍丢开我的，我呢，自然也不愿离开父亲。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只身孤影，流落异乡，在父亲实在不能放心。但如果一同回南，原已筹好的川资又发生问题，这使得父亲已有的决心也不免动摇起来。然而可留北方，事实上已不可能，当初万一有些微的办法，父亲是决不作南行之计的。数月来的窘困生活，实在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因为房子已经典卖给人家，父亲要动身走的前一晚上，新房主一连来查看了好几次。这显得我们一家人已无栖留之所，一种凄苦的感觉困扰着我们，使我们禁不住相对落泪。屋里的一点木器家具以及应用的什物，早几天已变卖尽净。这时所余的，只有父亲炕上铺着的几件简单的被褥和正屋里布幔中的一幅观世音菩萨像。如此情形，看来真叫做“家徒四壁”—但这四壁又何尝是我们的呢？
这晚上，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嘱咐着我，滔滔不绝。我坐在炕沿上，低着头，只知呜咽地答诺着。
“张管带、苗管带、高诚义，这三位，你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对我家的好处，以后你要想法子报答。我是不行的了，你可千万不要忘记。”
这些话，本来是父亲平素说惯的，但今晚听来，分外觉得悲楚。
张管带为我补兵的事，曾尽过不少的心力，虽然并没有成功，然而人家的厚意，总是不能忘记的。苗管带为我补兵，不及通知我的父亲，连我的名字也是他代起了，他那一片关切的热忱，委实使父亲感激涕零，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对他致深切的谢意。高诚义是父亲的一个老护兵，父亲所以纪念他、感谢他，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旧事：父亲当哨长的那年，奉命到唐官屯(在天津以南，是洋浦线上的一个重镇)挖河，挖完河之后，又奉令修筑永定河。大概由于疲劳过度，又受暑受凉，忽然患了泻肚的病，泻得很是厉害。这时我同母亲留在保定，并没有跟他同去，随同父亲在一起的，只有护兵高诚义。因为病态太厉害，通身无力，连大小便都须高诚义扶持。后来越病得厉害，他照料越是细心，一点没有厌烦的表示。这种诚挚的盛情，实在是很难得的，无怪父亲提起来，就要念念不忘，并且一再嘱咐我，叫我务必要答谢他的厚意。
我坐在炕上，越听越觉得悲痛，思前想后，怎么样也难以制止自己的泪。
闲常父亲谈话，总爱把他过去的经历以及祖母所受的苦难，反复地说给我们听。这晚上，他自然也谈了不少。他说他当了哨长之后，才买得起四十钱（合现在一大枚)的猪肉，炖小白菜吃饭，这算是顶好的饭食了。他还常常说：
“现在有猪肉吃，已经升到天堂里了。”
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幻梦又复破灭。
夜深了，四壁幽黯，万籁无声，衬托得屋内的氛围益发凄凉。我的眼泪就同开了闸的流水一样，一直无法制止。
第二天一早，父亲起来收拾行李。我也醒了，一面披着衣裳，一面望着他，心里说不出的万千酸苦，如同刀绞一样。我帮着他把行李收拾完了，立即动身，他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背着行李，送他去上船。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一直到了上清河的岸边。
上清河是由保定直通天津的一条河流。上船的地方，靠近刘爷庙的东边，从家里到这里约有半个钟头的路程。人到了生离死别感情奔放的时候，一切习惯上的拘泥都要无形中被冲破的。在到了河干的一刹那，父亲同我从心的深处涌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不由自己地相互抱头痛哭，我甚至大声号啕起来。我自己心里一方面想着：一会儿工夫，自己就要成为孤苦无靠的游子，独自尝受漂流异乡举目无亲的滋味了；同时却也惦念着父亲，他南返以后，职业问题怕依然没有希望解决，生活依旧得不到保障。父亲的心理是和我一样的，南返后职业既很渺茫，而竟忍痛把十余年来从未相离的爱儿丢弃在北方，我知道这是最使他难过的。我们一直哭得头晕眼花，日脚渐渐偏西，父亲始忍痛上船开行。我在岸上痴痴地站着，直到望不见桅杆方才回去。
父亲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保定练军营中。先在右哨，后到中哨。营中的生活同父亲在这里时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但我却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对一切都感到空虚，整日里如在云雾中飘浮着，心神恍惚不定。同伴们有时同我谈半天话，我却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有时独自傻傻地坐着出神，连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么。那时邮政刚刚设立，邮件多从镖局辗转传递，由保府到巢县，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从冬望到春，春望到秋，终年都在失望之中。我千方百计地探听走信的历程，预计信函来到的时日，并且幻想我的信到达父亲手中时的情景，但都不能排解我思亲的哀愁，虽然我只有这样，才觉着精神上有所慰藉。
在保定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好早日接父亲归来团聚。我们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原来当时军队中的军官，十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勤劳人的社会不许懒人立足，同样，懒人的社会也不许勤劳人立足。因为每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练习喊操，我的声音洪大，操场离营房又近，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我，并且因此招致了他们的妒嫉和讥笑。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我。对于这个绰号，我欣然领受。我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
他们这样地凌辱我，有几位我的朋友就为我抱不平，要同他们争吵，甚至动武。我听见这事，就和朋友们说：“好兄弟们，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我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有时给人家写对联，我还盖用这枚图章。
我这样用工夫练习喊操，对于身体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我现在也顺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举石头等，我都下过很大的工夫。摔跤，汉满蒙人都爱练习。保定府以及四乡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岁的小孩至三四十岁的大人，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郊原上，练习摔跤。怎样用手，怎样用脚，怎样摆好适当的姿势，都有精审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别练习。练得好的，处处到功；练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坏了身体。练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个木桩，时时用腿去踢，渐踢渐使劲，踢得腿部比铁还硬，一踢，那木桩就砰地发出沉重的声响；练胳膊是碰树干，碰木柱。不管在何时，在何地，看见树干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劲碰它几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绩。至于整个身体的练习，则在坟地中行之。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头”，其法是由远处跑上坟头，而后将手落地，再从上面摔下来。要练得不伤筋骨，不伤五脏。练得好的，摔下来时全身缩作一团，成为一个紧凑的疙瘩；不会的，则四肢张开，浑身松懈，很容易受伤。打拳，北方乡民和军队中都普遍的爱好。我们的练军虽然不注重练操，可是对于各种拳术却颇为讲究。军中有杂技一科，刀枪剑戟无不分别传授，我们一早一晚都热心练习。此外还有举石头，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们每天都要练一次，各人按其体力，选择适当重量的石头，逐渐递进。我普通可举一百四十斤的石头。此道可扩大肺部，全身使劲，真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仍旧常常地练习。
我至今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回想起来，都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生来如此，其实世上哪件事不是慢慢练出来的？下一分工夫，即有一分效果。工夫下得越深，则效果越大，不下工夫，即无效果。这是一点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