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就台湾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周总理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李宗仁在美国报纸上看到周总理的声明，非常兴奋，他认为这个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他为此写信给我，嘱我同香港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我与前中央大学教授，写过《福利宣言》而出名的罗梦册倾谈，准备了一些资料给他参考。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幸得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中国。”他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一直采取“等尘埃落定”的政策。“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而美国当局却视而不见，他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
至于台湾，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个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但是蒋介石到台湾以来，“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
李宗仁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皆不愿接受。”
李宗仁认为，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不利，对友邦（指美国）亦无益。鉴于此，李宗仁提出，今后解决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第二条，美国应正式声明它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作出安排。”
对李宗仁的态度立场上的变化，中共中央注意到了，于是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便积极开展。
一九五四年四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谈谈。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请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
我从香港首次晋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由我的一位广西老乡陪同到荔枝角九华新村来看我，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四月底我到北京，才知道此事不是李任公策动的，而是周总理决定的。
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五月六日晚，我在张治中先生家里吃饭，他是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处长时的中央团部书记长，彼此共事多年。此外，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时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所以对我特别照顾。临行时，他说：“明天下午三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恩来总理是不参加的；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刘仲容陪我到政协礼堂，他对我说：“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在酒会上，张治中要我同他在一起，不多时周恩来进来了，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周先生一面扬起左手打招呼，一面径直地走到我们面前。张文白正准备介绍，周公已同我握手，说：“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
是的，我与周公在武汉见过面。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当秘书。一天，白崇禧要我去请周公对驻在蛇山冰堂的广西学生军讲话，这是仅有的一次。而今事隔十八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表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
周总理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说：“四十七岁了。”
总理说：“身体这样好哇！”
我说：“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总理再次问我：“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回答：“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
周总理笑着说：“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点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讲嘛！”但随即又说：“至少要看看北京吧！”
我说：“我这次来得很匆忙，不准备到外地参观了，下次再去吧。”
周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当场招呼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到附近看看，大家谈谈，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们再详细谈谈。”
五月十一日晨，我接到通知，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请我吃饭。上午十一时，我依照预先的安排，由中南海西北门进去，到右面一间平房拜望外交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他在抗战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而我当时是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广西支团书记。在我主持的工作部门中，没有引起任何国共之间的摩擦，所以他很知道我的为人。深信我此次来京，他是起了影响作用的。
中午在李克农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周恩来首先迎上前来同我握手。在那里，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群贤毕集，真一时之盛。
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是叶帅（叶剑英）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后，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现在首先吃饭再说。”
周恩来在宴会上，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先生主张台湾非军事化。周公说：“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保卫嘛。”他对白崇禧批评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因此被骗到台湾去了。”
午饭后，周总理在客厅里同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和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支部人的希望。他说：“我们国家当前的以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总理针对海外一些人士对祖国的错误看法，说：
“现在海外有很多人，对我们国家情况不大了解。你告诉他们嘛，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战斗打出来的江山。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没有外国驻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把旅大让给苏联共同使用。一九五〇年，我国毛主席到莫斯科，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把旅大收回来。我们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独立的、领土完整的国家。国家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我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大好的局面。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
后来，谈到李宗仁先生，周总理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上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内心十分兴奋，尤其是周总理让我把他谈话精神转达给海外人士，并且邀请李宗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总理给我的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愿为此面努力。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去到香港，便把周总理见面的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先生。他回信批评我，说我北京之行，事关重大，事先应当同他充分商量。事实上，我事先不能同他商量，因时间来不及，同时也考虑到，先去信告诉他，他不同意怎么办？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只好做了再说。
二上北京
一九五六年，无疑是大陆自解放以后最好的年头之一。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如疾风骤雨的政治风暴以后，开始向海外招手，在中共“八大”中确认阶级斗争已非主要矛盾，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年。
可是曾几何时，风云突变；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搞得太过火，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言论（如龙云先生批评苏联）作为右派言论，把一些党外知名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从此“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党外人士不敢讲话了。我对劝请李宗仁回国一事只好暂时不提。
一九五八年末，我的长女林黛（原名程月如，在香港当电影演员）在取得两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头衔之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每周周末，她都到李家做客。李宗仁先生写信给我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次年，林黛回到香港，缕述李先生生活情况，她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李宗仁又来信说，他藏有许多书画，不忍将其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以寄故园之思。与此同时，他又托一个广西同乡，带信给李济深先生（后来知道由《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转），明示他有叶落归根之想。
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庆祝活动，我也被邀请参加。九月二十五日，代表团进入深圳时，《循环日报》社长林霭民告诉我，我的名字是在代表团组成后由于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才临时加上的。庆祝活动结束后，我接到通知，先随代表团去东北参观，然后回京等待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那时由于时间紧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李济深，他已于十月六日因患脑瘤去世了。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我，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先生，国务院罗青长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童小鹏主任。我汇报了参观东北的感观。周总理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的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周总理又说，德邻先生另有信给任潮先生，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因为当时李宗仁在美国被监视，周为他出主意，让他绕道欧洲，再回国，辞出时，总理约我明天同他一道去参观密云水库。
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乘总理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总理座车中还有日本的松村谦三先生以及侨委廖承志主任。我们参观怀柔水库后，到密云时，总理在工地总指挥部亲自讲解了水库的设施与进行概况。是日，艳阳当空，疏云淡抹，碧波倒影，群山苍翠欲滴。总理于饱览风光之际，指着水面对我说：“九月十六日，毛主席曾在这里游泳。”这一天我们完全不谈政治，显得非常轻松。
十一月初，我回到香港，即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先生。
后来，我把李宗仁存在美国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送到北京。这些古董有十二箱，他说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十一万美元购买的，要运回祖国。据童小鹏后来回忆，这批画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仅值三千美元，大部分是假的。周总理说给他三万美元。当时童小鹏和罗青长感到已够大方了。但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这叫做“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我们就给他十二万美元。
不久，我得到周总理寄语，李先生献给国家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我即函李先生，派他的夫人郭德洁来香港领取这十二万美元。
一九六〇年秋，李夫人郭德洁回到香港。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讯息，她到后才打电话给我，约我偕石泓于深夜到荃湾林园看她。林园是郭德洁建造给她母亲养老的一座平房。我俩到荃湾林园时，郭德洁已在大门口等候。她说，她行前曾经写两封信给我。可是我一封也没有收到。
郭德洁以探亲为名在香港住了一个月。我们同郭德洁接触，总是在汽车上同她会晤，只有一次，在郊区一间饭店里同她吃过一次便饭。为了谈话方便，每次都是以游玩为名，由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方等她。我同郭德洁女士在飞奔的汽车里交谈，主要是商量李宗仁先生在欧洲会面的地点、日期，以及如何联系躲避美蒋特务盯梢等一系列问题。商定了会面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李宗仁先生可以探亲、旅游名义前往，不致引人注目；我则以参观罗马古迹名义前往，不致引人注目，与宗仁先生见面。
之后，郭德洁飞回美国，把我们交谈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李宗仁先生；我等候李先生的答复，再向周总理汇报。
郭德洁返美不久，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了。
一九六〇年的美国大选，肯尼迪以十万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了尼克松入主白宫。李宗仁以为麦卡锡已经死了，国会授蒋集团的头目诺兰也不在了；在六十年代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是温和得多的维新派，如果肯尼迪要重新检查对华政策，是时候了。
当时与李宗仁时相过从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张歆海。张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得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葡萄牙、捷克大使。这时李宗仁接纳了张的建议，给肯尼迪一封信，一方面贺他就任总统，一方面促他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敷衍了事。李将肯尼迪复函寄给我并嘱我送呈周总理核阅。
一九六一年六月上旬，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周总理接见我们时，重申派我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四上北京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四上北京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运动。李宗仁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指出：自隋唐以来，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近百年来，英国人觊觎西藏，但从未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提出任何异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成的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宗仁又说：“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了，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界？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1963年夏。李宗仁接见了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势与中国问题，由张歆海担任翻译。7月14日，《欧洲周报》发表了奥克斯托·玛赛丽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文中引用了记者与李宗仁的一段谈话。
记者：“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将军，那么我就要说，无风不起浪。你不会说蒋的神经过敏是无缘无故的。”
李：“完全不会。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想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了骗，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足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
经过长期的商量，李宗仁决定依照周总理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同我会晤。我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回到北京，向周总理请示。十五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我。他要我向李先生转达的意见，怕我忘记，要我一再复述，最重要的是“四可”：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第二，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第四，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此外总理还谈到李先生在政治上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这次接见，谈到东方欲晓。临别之际，总理一直从紫光阁送我到阶下的汽车旁，殷殷嘱咐，令人感动。
圣诞节前一星期，我飞抵苏黎世，李宗仁先生在欧洲南部休养了一个时期，也到这里来了。我直接走到天堂广场savoy饭店找他，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他头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很好。午饭后，我们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
李先生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安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我向他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李先生听完后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我问：“李夫人如何？”他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不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先生和我同一天离开苏黎世。我回到香港，立即把同李先生会见的经过，写信报告了周总理。李先生从欧洲飞返纽约，下飞机时对亲友说：“好险，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
五上北京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李宗仁离美飞欧。此行将是回国的第一程。我接到电报，即电石泓于十五日到广州向北京报告。
十六日，石泓回到香港，十八日到北京，被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见到统战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周荣鑫以及平杰三、冯铉、童小鹏。周荣鑫说：周恩来总理已于今晨飞往非洲访问，临行将有关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安排事宜，让我们代为转告。这些安排是：
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我带往苏黎世面交；
二、同时发给我一笔旅费，请我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我到苏黎世将有负责同志同我联系，帮助我解决有关问题。
次日我即离京南返。做赴欧迎李宗仁先生归来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