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曾两任总参谋长，并且是国民党首任国防部长。人们曾称誉白崇禧为“小诸葛”，意指其足智多谋，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中央曾派刘仲容同志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一九四五年秋毛主席到重庆商谈和平时，曾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清寺“桂园”接见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夏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到北京观光时，周总理提到白是党争取三个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一，但最后他没有回到人民方面来。白崇禧在其迂回曲折的一生中，曾三次在武汉挂帅：第一次指挥桂军征湘，收编唐生智军参加改组北京、平津；第二次代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指挥保卫武汉战事；第三次是出任华中“剿总”，采取非常手段迫蒋介石下野。这三次他在武汉的历程都很有戏剧意味，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也有此“风流云散话前朝”的味道。
第一次到武汉指挥西征军（1927—192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白崇禧）从上海乘舰到武汉晤李宗仁，会商时局。之后李宗仁即匆匆去南京，把武汉军事交白崇禧负责。十二月九日，李宗仁在南京活动的结果，以谭延闿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
“派白崇禧赴武汉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讨伐张发奎。”
这样，白崇禧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辞去淞沪卫戍司令兼职，而在武汉留下来了。先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他曾随蒋介石到湖南，商攻武昌城计划，不久即赴江西督师。回顾这一年来的变化，他深感到时局发展得太快了，令人应接不暇，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九二七年一月末，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东花厅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找去，拿一份刘峙发来的战报给他说：“第一军在浙赣线上作战不利，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我们俩必须有一个到前线指挥，才能给孙传芳以致命打击。你以为如何？”
白崇禧知道蒋用的是激将法，实际要他去，而表示不强加于人，使他没有选择余地。于是白崇禧答道，你是统帅，怎好去指挥局部战事？还是我去吧！于是蒋发表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授予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
白崇禧要求以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是湖北人，两人都是白在保定军校三期时的同学，这半年来在总部合作共事，处得很好，相信必能胜任愉快。
北伐来鄂 转攻浙江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自衢州攻击前进，他自率第一军第一师（薛岳）、第二师（刘峙）、第二十一师（严重）由衢江北岸指向兰谿、严州；戴岳指挥的第二军各师为左翼军，沿衢江南岸向金华攻击。
至二月六日，各部都已到达指定地点，白崇禧在前进中虏获孙传芳的作战计划，知孙主力即由富阳进攻桐庐，桐庐北面分水河，东枕富春江，形势极为险要，关系全局得失，二月十三日，白崇禧用船运送第一军第二师到桐庐增援李明扬的先遣部队，第一军其余各师向桐庐以西地区，第二军各师向分水开进。第二军在桐庐与敌接触，战斗激烈，相持不下。
白崇禧最喜欢运用迂回包围的战术。二月十五日他亲率第一师（薛岳）、第二十一师（严重）从左翼向新登作大胆的迂回追击，并令刘峙坚守桐庐。十六日午前十时，第二十一师已占新登县城，白崇禧于午后一时始到。接刘峙电告，桐庐敌军已于十五日夜向富阳撤退。白即令薛严两师指向富阳追击，孙传芳的卫队旅撤退不及，旅长武铭被俘。二月十九日白崇禧率第一军进驻杭州，这是说桐庐一战孙军战败后，一路已无任何强烈抵抗了。
工人起义 进驻上海
孙传芳在桐庐战败后，自愿把上海的防备让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接管。二月二十四日直鲁联军毕庶澄部进驻上海。
毕庶澄到上海后，曾派代表向白崇禧接洽投降条件。但迟迟不作最后决定，白疑是缓兵之计。三月十八日，蒋转来苏联军事总顾问的一份电报，说上海工人正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如白部迟迟不入上海，工人即将受到重大牺牲。白接电即决定三月十九日攻松江。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部驻守，一被攻即向上海退却，周凤歧的二十六军跟踪追击，出得胜桥，在明星桥那里，与正面作战的第一军第二师夹击守铁桥的毕庶澄军，二十二日克松江城，将毕部四混成旅全部解决。第二师进到昆山，再解决一混成旅。
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探悉毕庶澄部在上海的沪宁铁路北站（这是调度车辆的总站）存有军械最多，所以武装起义一经发动，即向北站毕军进攻，目的在夺取这些武器。
北站毕军发现情况危急，即向吴淞调来救兵。上海工人早将铁轨破坏，所以由顺淞开来的兵车中途倾倒，毕军误会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这些救兵下车后即开炮向北站轰击，而北站的毕军又以为革命军来打北站，这样就演成毕军对打十个小时的局面。工人纠察队乘势进攻，支持到二日中午，适白崇禧带第一军第一师到龙华，听到这些情况，从南面赶到北站，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一人逃往租界。实际上白崇禧是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兵不血刃而占领上海的。
广西军人 助蒋清党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从南昌经安庆、南京乘舰到上海，住交涉署。他对白崇禧说：三中全会后，武汉中央完全为共产党所劫持，非清党即不能北伐。他二十五日过安庆时，已邀李德邻（李宗仁）尽快来沪；当他离南昌时并已电李任潮（李济深）、黄季宽一同前来上海，上海即举行“清党”会议，问白对“清党有什么意见”？
白崇禧说：第一军第一师中许多中级干部思想“左倾”，未必赞同“清党”，请调走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在上海，只要有第二师和周凤歧的二十六军，就足以维持治安了。蒋亦以为然。
到三月三十一日，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先后到上海，均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蒋介石来晤，坚持“清党”，并说一些必要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李、白、黄均以李任潮的意见为意见，而任潮亦无异说，这样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就向共产党动起手来。
白崇禧在行动之先，探悉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是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因请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帮忙，要他们借来工会的特别符号，然后组成一支突击队，于四月十二日拂晓，装成工人混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与外面包围的部队里应外合，一下子突破了上海工会的核心机构，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总书记侯绍裘交给以杨虎、陈群为首的“清党委员会”，杨、陈把他们杀害了。人们对上海的恐怖说成“狼虎成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有广西军人站在蒋介石一边，参与其事；其余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张发奎、六军程潜、八军唐生智都支持武汉中央政府，继续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从此宁汉分裂。
武汉分共 上海和议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同时又令唐生智、张发奎的军沿江东下，以南京为其进攻目标。蒋介石为预防万一，令其在山东境内作战的李宗仁军移防芜湖，于是徐州、蚌埠复入张宗昌、孙传芳手中。此时南京两面受敌，形势危险。
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七月二十六日起开始电致宁汉两方，主张召开封（后又改安庆）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以失掉徐蚌，不欲以低姿态出席和议，迟不答复，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则认为应接受冯玉祥的调解，与武汉方面妥协。八月八日，由李宗仁领衔电冯及武汉方面要人，表示宁汉唯有清党之先后，而无个人之恩怨，主张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蒋虽被迫联署该电，但名列第四，八月十二日，蒋终于离宁赴沪，通电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九月十一日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上海伍朝枢处一连举行三天的谈话会，商讨党内团结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十一日白崇禧曾从南京去芜湖，邀请唐生智赴上海参加和会，唐不但拒其所请，反将属于南京方面的“决川”、“楚有”两舰劫持而去，高傲之态，使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推选党政负责人。以谭延闿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汪兆铭、于右任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程潜、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白崇禧等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汪精卫看到他自己争不到什么地位，就从上海电谭延闿说：“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派顾孟余、陈公博分赴广州、武汉，有所策动。在武汉则引起南京西征，在广州则引起李济深、张发奎之间的战争。
南京西征 唐氏下野
在顾孟余的策动下，唐生智于九月二十九日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以与南京对立。同时发出通电，指出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唐生智北伐誓师才加入国民党，党龄不及两年，竟指责曾参加同盟会帮助孙中山革命的谭延闿、程潜等人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违法篡党”，而其自身则以“护党”自居，狂妄自大，实属可哂，后来南京下令讨唐，主张最坚决的还是唐的湖南同乡谭、程等人，李、白不过附议而已。
十月十七日南京扬言北伐，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同时从扬州、下关等处渡江，那时唐生智派叶琪来南京观风色，住第七军长夏威家中，他居然相信广西部军都从津浦铁路线北上了，在安徽的唐生智部队全不采取任何戒备措施。第七军、第十九军到浦镇后立即向西前进，经由和县向含山出发，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驻芜湖的刘兴三十六军，始发现所部在桂军和程潜的第四路军的包围之中，立刻不战而退往安庆。
唐生智准备集中全部兵力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设防固守。李宗仁于是调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军（叶开鑫）为总预备队，而以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为右翼，李宗仁亲自率夏威第七军居中央，陈调元的炮兵队也调到中央归第七军指挥。唐的三十五军何键部首先在桐城被第十九军击溃，退到广济时已毫无斗志；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在田家镇凭险固守，经三日的激战，也被第四十四军打败。何、刘两部均向武汉撤退，唐生智知事不可为。乃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乘日轮前往上海。
张黄事变 李白担心
武汉被李宗仁占领，局势一转就转到广东方面，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的起义军经赣东、闽南转入潮汕；蔡廷锴部开去福建跟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张发奎则指挥黄琪翔第四军经赣州、韶关开回广州，留守广东后方的李济深认为张发奎回师广州是对他的威胁，特送张发奎一笔巨款要他出洋考察。陈公博到香港时知道张也在港，就告诉他说，现在汪、蒋合作，蒋回不了南京，他要同我们团结一致来驱逐李济深，以便蒋重来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张发奎听到陈公博这么一说，深合己意，遂与陈公博联袂返粤。陈、张一到广州，就威迫李济深成立广州“政治分会”，并设立军分会以代替李济深的第八路的总指挥部，另外发出通电，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声势咄咄，李济深无如之何！
十一月十日蒋介石从日本返抵上海，立刻打电话给汪精卫，要他到上海共商党务。汪精卫与张发奎、陈公博密商，特设下一套计划。其内容包括：一、由汪邀李济深一同去上海，以遂调虎离山之计；二、促李济深邀黄绍竑来广州代行两会主席的职务，黄一到就把他抓起来，以黄为人质，以谋解决驻在北江和西江的广西部队。
十一月十三日黄绍竑接李济深电，说北上赴沪在即，要黄到广州代为主持政治分会及军分会工作。黄绍竑十五日到广州，曾去江干为汪精卫、李济深送行，十六日深夜，李济深的亲信冯祝万来访，说第四军部队今夜调动频繁，恐有异动，最好立刻走避。黄则离开私邸，就听到枪声四起，有的地方还开着机关枪。是即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的“广州事变”，又称“张黄事变”。
白崇禧一接到黄绍竑从香港发出的关于粤变的电报，认为局势严重，因为广东是北伐的后方，如果粤局不稳，广西就被孤立起来。他就为此到武汉来与李宗仁研究对策。
广州起义 李张打仗
在白崇禧在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军的时候，广东局势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十一月十七日的事变，李济深在上海同汪精卫翻脸了。李令在福建的陈铭枢回师广东靖难，协同东江的陈济棠向广州进逼，又电黄绍竑从西面、徐景唐从南面合围广州，张发奎、黄琪翔迫于形势，将第四军调出四郊布防，此时省垣空虚，为广州工人制造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尽管张发奎回师把起义平定了，但人们都认为如果没有十一月十七日的“张黄事变”，那么就没有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起义”。
蒋介石因为有汪蒋合作的关系，对张发奎始终采取包庇袒护的方针。蒋在十二月十三日电张发奎回师靖乱，戴罪立功；同时又分电黄绍竑、陈铭枢及在粤各将领为张发奎解释。蒋把上面的电稿送给李济深看，目的是使李任潮看在他的面上，对张发奎不为已甚，留有余地。
李济深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时亲笔复蒋一函，表示非用兵不可。李函说：“济深前以妇人之仁，致酿巨变，今日为军纪党纪与国法计，对于无法无天的张逆，除临之以兵外，别无他策也”。
十二月十四日，在李宗仁、谭延闿等人密谋策动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处理粤变方针》，令李济深指挥海军，陈铭枢任左路，白崇禧率西征军任右路，进兵征讨，务必解决张、黄所部。有了这样一个方针，李济深出师有名，而白崇禧从武汉率西征军进入湖南，也有所依据了。
汪精卫为了摆脱他自己因粤变而造成的困境，十二月十日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中主动提议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白崇禧争取在复职以前，尽先入湘，造成既成事实。以免夜长梦多，变生不测。下面是第二期西征军事的进展情况。
挥师入湘 李（品仙）部受编
一九二八年到来了。白崇禧在这一年中以武汉为基点，完成征西和打下北京、天津的任务。使他早年在军事上的“功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白崇禧神速在武汉制订征湘计划。那时唐生智在湖南的旧部：由李品仙指挥的何键、刘兴、廖磊等部约三十三个团，驻在湘鄂边境的岳州、湘东一带；由叶琪指挥的门炳岳、何宣、周斓、陈炳章等部十七个团，驻常德一带，后者有寻求中间立场的模样。湘军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罗河南岸配置；左翼依附洞庭湖布防。
征湘军以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军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组成。白崇禧与程潜商定两路军的作战任务如下：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侧前进。限一月十九到达汨罗河北岸，预定一月二十日拂晓一齐渡河。
一月十五日，白崇禧从蒲圻进驻楼司，探悉湘军在汩罗河南岸的吕览渡、新市、长乐街一带均构筑阵地，守军为三十六军。十六日又知道平江附近为李品仙的第八军主力及熊震、何宣两独立师。是日第四路的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占领岳州。十九日，第三路的第十九军胡宗铎占领平江。湘军全部退往南岸，白崇禧神速于午后赶到平江。二十一日拂晓，第七军夏威和第十九军渡河攻击，将第八军及熊、何两军击溃，向金井和浏阳大道退却。
正当白崇禧在平江方面取得进展之际，右翼武长路方面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一月二十一日湘军叶开鑫军新编第一旅突将麻塘附近的铁路破坏，第六军新编的贺对廷师也同时叛变，将第六军第十七和第十八两师击散。程潜总指挥在变生肘腋的时刻，一面派兵往剿叛军，一面电白崇禧：请将平江湘军击溃后，仍由原路退保蒲圻，徐图挽救。
白崇禧接到程潜总指挥电，考虑片刻，以为平江南岸之湘军已被击溃，只能前进，不可后退，以免牵一发而动全局。当即电复程潜总指挥：“请竭力镇压叛军，已令第十八军在铁路上的两团以及第十三军在岳州警戒的两团概归颂公指挥。同时又电第十八军军长固守武汉，为公后盾。”一月二十三日，第七、第十九两军向金井、浏阳猛攻，湘军全线崩溃。李品仙既败，刘兴、廖磊因叶开鑫叛变而渡过江北的部队，因后路已被七军切断，亦随之而失败。叶开鑫部倒戈不成，也跟湘军逃窜。
这一仗，白崇禧谈到时非常得意，他说：“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胜败往往决定于一瞬息之间，一念之间。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说过：‘为将之道，决心而已。’西征的胜利，实决心以致之。”第七军、第十九军一月二十四日追击到永安市、沙市街，二十五日进到长沙。
李品仙的部军自长沙退出时，纷纷向湘西逃去。此时蒋介石已复职，曾有电给白崇禧：要他尽速西征，以便准备参加北伐。白崇禧一面作了一些追击部署，一面派张震欧参议为代表，带亲笔函由宝床至淑浦找到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言归于好，共同开创另一番事业吧！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叶琪是旧友，其他也一见如故，彼此原无任何芥蒂。他们发现白崇禧来意恳切，于是欣然接受改编。这些部队后来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掌第八军，叶琪掌第十二军，廖磊掌第三十六军。这三个军将由白崇禧带到湖北，参加北伐，另第三十五军何键留在湖南。
第二次北伐 向北平进军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从上海入南京，九日发表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十八日又自任为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九日，蒋以视察为名，驰赴徐州，检阅部队。十三日蒋电国民政府说：“已商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同意，取消一路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以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的参谋长。这样，何的兵权被夺了。
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四月八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李、白的任命，较冯、阎迟了一个多月，这表明蒋最初不愿意给李、白以这样的高位，后来看到李、白拥有两湖，还收编了唐生智的部队，如虎添翼，必须分而治之；只有令白崇禧率兵协同攻打北京、天津，才能设计逐步收拾他们。以报去年八月迫他下野的一箭之仇。
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开始动员，以攻打北京、天津为其作战目标，蒋自兼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北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前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向张作霖军分攻合击，至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初未下达明确任务。
第一集团军五月初进抵济南，受到驻济日军的阻挠袭击，交涉员蔡公时被害，于是发生了名震一时的“五三”惨案。看来中央军沿津浦线北上京津的机会没有了。五月十八日蒋约晤冯玉祥于郑州，请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北攻京津，冯要求第四集团军联镳并进。蒋即致电白崇禧请即兼程来郑州会商北伐事宜。
五月二十日，白崇禧应邀从武汉到郑州见蒋及冯玉祥，商讨进军京津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集团军在京汉铁路东面作战，攻高阳；第三集团军在京汉铁路以西，攻保定侧背；第四集团军在铁路正面攻保定。计划即定，白即统率李品仙、叶琪、廖磊一军北上。
时冯玉祥欲在战前集中兵力，特撤回博野及安国部队，张学良指挥的奉军乘机由东关、任丘袭定县，第三集团军面临的形势极为不妙，白崇禧急令叶琪驰援定县、新乐，这样才使阎军转危为安。事后白崇禧至石家庄晤阎，见阎锡山穿一袭棉袄、棉鞋，留一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说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告阎：“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阎非常高兴。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言下对冯焕章有不愉之意。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门炳岳的一师人，在正定下车，不料奉军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迂回到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侦察机发现白崇禧的援军有百余列车。这样张作霖于五月三十日零时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退出北京，从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一幕。
六月一日，蒋在石家庄召集会议，决定把接受津京的任务交给阎锡山，从而引起冯玉祥的不快。阎锡山以白崇禧在危急救他一把，特约定白相与于六月十一日一起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六月十四日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白崇禧看到这样的吹捧，感到非常得意。
裁兵会上 与蒋相左
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以后，立即发生激烈的争吵，蒋桂且酿成战争，推本追源，实从蒋介石的“裁兵”“编遣”政策激发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蒋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大典，意示总理生前念念不忘，今已大功告成，可以告慰于总理在天之灵了。天津《大公报》当天以《今日碧云寺之祭告大典》为题发表社评，以崇敬孙中山的词藻来吹捧“蒋冯阎李白”诸公。白崇禧那时只有三十三岁，他的名字便与蒋冯阎等视齐观了，功高震主，必遭疑忌，他以后的遭遇，说明这是一条“真理”。
且说蒋所以举行这次“祭告大典”，主要是借此机会在北京小汤山召集裁兵善后会议。从七月八日至十二日的会议中，采取座谈方式，首先由蒋提出裁兵的设想，他说，全国现有八十四个军，约三百师，兵额共有二百二十万人，每月军费至少需六千万元。他希望留国防军五十至六十个师，另编宪兵二十六万人直辖中央，将来每个集团军以保留十个师兵力为准。蒋说后听各人发表意见。
白崇禧听到蒋介石的裁兵方案不禁大吃一惊，认为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再演，但蒋急于求成，必酿巨祸。白崇禧的全部发言反对裁兵，而以实边计划来代替它，并提出他自率桂兵十万人到新疆，为天下倡。冯玉祥看到蒋以师为部队单位，也不赞成，他主张保留总司令、总指挥名义，以资酬北伐有功将领。七月十四日蒋召李济深到北京，缓冲冯阎李白。七月二十五日，蒋离北京南下，留李济深在北京继续就裁军问题与冯阎李白交换意见，实欲李济深说服白崇禧采纳他的裁兵方案。
八月三十日，蒋从南京电白崇禧进兵滦河，肃清关内直鲁军。白在出发前写了一个动议，请李在将来的编遣会议提出。下面是白所提的动议要点。
北伐结束，建设开始，裁兵善后，实为要图，但若处置不当，则纠纷立起。盖闻“裁兵不难裁将难”，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历史教训，足资殷鉴。
今建议全国分为若干军区，同中央直接指挥，军饷由中央发放，军是战略单位，每军辖三个师，是则中央既不失监督之权，而各军区亦乐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
上述动议不重裁兵而重实边，此与孙总理之兵工政策精神，实无二致。边疆地区富有宝藏，只因交通不便未有开发，如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既可减轻国家财政之负担，又可安置北伐之有功将领，是一举而数善也。
后来蒋在二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撤销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并调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显见蒋仍要按照他的预定计划，召集全国编遣会议，实行他的裁兵方案，这就预示天下大乱，前途难测。
密示胡宗铎 不在武汉御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武汉卫戍司令、湖北清乡督办兼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和驻防湖南的第三十五军长何键以及李宗仁的智囊王秀文到北京，汇报了蒋介石企图分化和进攻武汉的各种尝试。
胡宗铎说，蒋曾派人到武汉向他本人和陶钧进行分化。他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陶钧把他赶跑了。现在据何芸樵来告，说蒋从江西运武器装备补充湖南鲁涤平部，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何键亦向白证实蒋有此一举，用心诡谲。
白崇禧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作出决定说，武汉四面受敌，非对蒋用兵之地。要胡宗铎把握时机，放弃湖北，胡、陶及夏威所部完全撤到湖南紧靠两广后方，如将来对蒋用兵，也必须沿前年攻杭沪的旧路，向浙赣路东进，如此进攻退守，方能运用自如。白并嘱王秀文将此意面告李宗仁。
胡宗铎受白崇禧的提拔，一向骄蹇，自以为是，第一他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第二他又有一套先发制人的糊涂想法。二月二十二日在李、白都不在武汉的情况下，竟由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鲁涤平湖南主席职，又派夏威、叶琪所部入湘解决鲁部，这就授人以柄，给蒋以讨伐桂系的可乘之机。
白崇禧早应该离开北平（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回到武汉坐镇，他如果当时在武汉（李宗仁已经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去了），那就不会有武汉政治局面的瓦解，白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笔者曾经问过白崇禧，滦河会战结束，他为什么通电班师而不回武汉？他说：因为蒋后来又有电给他，要他解决热河事件（汤玉麟占热河，蒋要白用解决直鲁军的办法来对付汤玉麟）耽误了时间，后来他又拒蒋之邀，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在此情况下，他更不便回到武汉来。
后来局势发展，完全出乎白崇禧的意料之外：蒋派唐生智到天津，运动李品仙所部，在“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煽动下，李部完全回到唐生智的掌握中；武汉方面的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将领受了蒋的收买，不战而退，胡、陶、夏所部仓皇后撤，全无斗志。这样声势浩大的第四集团军，就为蒋不费一枪一弹而全部瓦解；更惨的是，蒋诱使李济深调停武汉政治分会事件，一到南京就把他逮捕送往汤山“休养”，促使广东拥蒋。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此之谓欤？
第二次到武汉指挥抗日战争（1938年）
一九三八年，由于南京已失守，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寄。一月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改组，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仍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这对于加强国共合作，坚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建议法办韩复榘
南京失守以后，津浦线北段的日军由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陷延安镇、归仁镇。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1890—1938，河北霸县人，字向方，行伍出身。原为冯玉祥部将领，1929年后，历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一军团总指挥、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在开封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后在汉口处决。）未战而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沦陷，三十一日泰安亦告不守，韩集结所部向鲁西，有进入河南的企图。军委会有命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牵制和打击敌人。韩置之不理，仍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入平汉路上的漯河地带。
李宗仁把军委会关于“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的命令转给韩复榘，劝他仍回泰安，不可擅入第一战区防地，韩答复李宗仁说：“南京不守，何有泰安？”又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李宗仁把它转给白崇禧转交蒋介石。蒋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举行会议。白说：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士气。于是会上决定了拿办韩复榘的计划。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是副长官，当然不好不参加，他浩浩荡荡地带着一营卫队来到徐州。会议第二天，李宗仁宣布：蒋总司令将在开封召开会议，要我们在十日前前往，韩见出席人员名单，有他的心腹大将孙桐萱、曹福林，不疑有他。亦坦然偕李宗仁坐上专车一同前往开封。
开封会议在南关大楼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白崇禧、程潜、刘峙和第一、第五战区军长以上指挥官。一月十二日，会议正式启幕，由蒋介石主持，蒋大骂一些高级将领不听统帅部命令，擅自退却，非严加究办，不足以肃军纪而激士气！韩听后知这些话有针对性，正待发作。忽然空袭警报汽笛大鸣，表示敌机就要到了。坐在韩复榘身边的刘峙对韩说：市区危险，我停有一列专车在车站，不如我们坐上专车开到外面去。韩也觉得有理，这样，他就被骗坐上火车，带到武汉去了。一月二十四日韩复榘在武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所部交孙桐萱统率，由是士气复振。孙部自1月中起向济宁、汶口反攻，形成与敌相持之局。
联系新四军加入津浦南段作战
南京陷敌后，日军分三路渡江北犯，一路由瓜洲攻陷扬州，一路由浦口沿津浦线攻陷滁县，一路由和县攻巢县。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依照军事委员会制定的作战指导方略，采取引兵退却、诱敌北上的方针，其目的是使敌军不致于沿江西北上进攻武汉，使我军赢得较长的时间，布置江防，完成持久战的部署。
李宗仁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以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守蚌埠，而以李品仙集团第三十一军运动于定远一带山谷河沼之间，采取攻势防御，同时又通过白崇禧与中共中央在武汉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联系，使张云逸指挥在江北的新四军部队，与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紧密配合，适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作战，以牵制和袭击敌军。因此尽管日军第十三师团曾一度攻陷津浦线南段的定远怀远，至一月三十日埠蚌亦相继不守，日军渡过淮河北岸进攻，但因新四军第四支队与第三十一军以及后来加上的第七军并肩作战，配合得好，使敌腹背受敌，后方遭到威胁，它不得不后撤，退而增援淮南战场，双方在三四月间在津浦线南段形成相持之局。这就是台儿庄大战北动而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
津浦线南段日军，不能渡淮河北上攻取徐州，乃改由北段发动，其目的仍为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
三月上旬，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由莒县、蒙阴进击临沂，企图迂回台儿庄。李宗仁令第三军团庞炳勋固守，并调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驰援。庞、张两军团里应外合，与板垣师团血战五昼夜，击溃了板垣师团一个旅。从三月十二日至三月下旬，敌我反复追逐于沂水、临沂之间，敌不能逾越临沂半步。形成胶着态势。
敌见从左翼迂回不成，乃以矶谷廉介的第七师团从西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以迅雷之势打下台儿庄，作为进攻徐州的据点。初矶谷于三月十五日从界河攻滕县，川军一二三师凭城固守，李宗仁令从河南开来的汤恩伯第二十兵团驰援川军，汤部未到而滕县于十七日沦陷，该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三月十八日，峰县继陷。矶谷遂以濑谷师团从峰县直下台儿庄，台儿庄保卫战自是开始。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日矶谷师团集结于台儿庄周围，当时守台儿庄的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李宗仁原令汤军团埋伏于台儿庄东山地区，等待日军集结台儿庄时即与孙连仲部里应外合，一鼓而歼灭之。可是汤恩伯存有私心杂念，他仅以一部袭扰临枣支线，而将主力置于枣庄以北抱犊崮山附近，打算在日军与孙军相持不下始行出击，这就使孙连仲孤军抗敌，面临不利情势。
蒋介石偕白崇禧于三月二十四日从武汉飞徐州视察，听到李宗仁关于汤恩伯不听命令的报告，非常不满，严令汤恩伯即将全部使用于台儿庄，不得有误军机。当日蒋仍飞返武汉，留下白崇禧协同李宗仁指挥作战。三月二十六日，汤恩伯遵令南下将台儿庄之敌包围。至三月三十一日，台儿庄敌军遂在我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在临沂方面的敌第五师团，发现矶谷师团面临险境，乃以一小部与庞、张两军团苦战，而将主力夜运到爰曲，欲附汤军之背，以解矶谷之危。汤以关麟征军迎击该敌，时适周岩的第七十全军从河南调到，遂与关军协同作战，歼灭该敌，仍回师围攻台儿庄的敌人。情势发展至此，矶谷师团遂无逃脱的命运。
到四月六日晚间，敌第十师团大部与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突围到枣庄、峰县一带，台儿庄遂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指挥长江北线武汉保卫战
武汉居长江中游，乃汉水汇入长江之处，又是京汉、粤汉两路的交叉点，在军事上形势极为重要。日军自五月二十日占领徐州以后，而以进攻武汉为其作战目标，根据我军事委员会估计，敌人进攻武汉的方略，将以主力沿江西上，分行合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面经商城、罗山、信阳威胁汉口以北地区；再以一部占领九江，向阳新、大冶进山，攻击武昌的侧背，企图包围武汉，消灭我野战军的主力。
军事委员会划分长江以北保卫大武汉的作战归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指挥，长江南岸则新设立第九战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司令长官。以第三兵团（李品仙）、第四兵团（孙连仲）为基干，共计二十三个军，担任长江北岸的作战，以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李汉魂）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使用这么多的兵力来保卫武汉，这是抗战以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
敌进攻武汉所用的兵力，约为陆军十个师团，海军一万吨以下的兵船（万吨以上不能驶入武汉）一百艘，并配有陆战队，空军至少四百架飞机。我海军在马当、湖口、田家镇等沿江要塞安放漂雷、定雷，阻止敌舰西进。我空军（方自德国购到飞机百余架）集结于汉口、南昌机场，不分昼夜轰炸敌人沿江机场。
指挥长江北岸以保卫大武汉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一九一八年护法之役当连长时，他的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迄未取出，也没有经过彻底治疗。这一次在徐州指挥作战。宵旰辛劳，以致诱发他的牙床肿痛。一九三八年六月间由商城回到武汉，入南湖疗养院准备施用手术割治。从检查到治疗以迄拔去牙根，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得不向蒋介石请假。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蒋介石召见白崇禧，以日军正在西指武汉，前线一时不能没有指挥官，特令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长江北岸的指挥作战。白奉命后，于七月十七日驰赴南城，在城北的岳家祠堂设立指挥所，执行代司令长官的职务。
白一直在军委会参加作战会报，所以对日敌动态了如指掌。敌第二军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由陇海路南移，先后攻陷汤阳；同时长江下游敌舰掩护台湾旅团沿江向安庆前进。第五战区以杨森的第二十集团军守安庆，杨与敌抵抗后退守潜山，随后退太湖附近拒敌。战区令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太湖切敌之后，敌被迫向潜山方面退却。战区并以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置于太湖附近，策应杨森、徐源泉部。至此战事重点移到长江南岸。
潜山、太湖方面的战况异常沉寂。
七月十八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以个别命令指挥各军采取下列的初步行动：
1. 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地区作持久战，得于紧迫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军会合。
2. 廖磊集团（第二十一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并与徐源泉保持联系。
3.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由鄂东的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转进。
4. 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在原地整训。
七月十九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召集幕僚会议，确定第五战区应在大别山和南北两麓三个地区隘口阻敌窜入，或诱敌至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七月二十日起，白崇禧为便于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取得密切的联系，把他设在商城的指挥所移到鄂东的宋埠。宋埠对大别山方面的指挥也较为方便。
战斗部署 分三军团
白崇禧于八月七日在浠水召开军事会议，军长以上指挥官均参加，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随即根据军事会议的决定，于八月十六日向各部发出下列的作战命令：
1. 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军队区分）：
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十一军（韦云淞）、四十八军（廖磊）、八十四军（覃连芬）、八十六军（何知重）、二十六军（肖之楚）、八十七军（刘膺古）、五十五军（曹福林）。中央军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十四军（张义纯）、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的游击部队及安徽地方团队（内定廖磊接李宗仁兼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并以大别山为省府所在地）。
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十军（池峰城）、四十二军（冯安邦）、五十一军（于学忠）、六十八军（刘汝明）、七十一军（宋希濂）、七十七军（冯治安）。
2. 作战任务：
（1）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人逐次侧击，预期将敌人消灭于右翼港湾错综复杂之地区。
（2）中央军团固守在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弹，组训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3）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
本战区直辖部队计有刘膺古军（欠一师）与一三八师，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归司令长官直接指挥。
3. 后勤设施：
（1）在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
（2）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为补给线。
（3）左翼军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之公路为主要线，商城至汉口线为补给线。
（4）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部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运往大别山区。
三军用命 节节阻击
八月十八日黄梅之孔垅镇被敌攻陷，白崇禧发出下面攻击命令：
1. 曹福林、刘膺古两军归右翼军指挥，该军除攻击孔垅之敌人，并以有力之部队向潜山、太湖进攻。
2. 宋希濂部归左翼兵团指挥，孙连仲部极力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之线以东。
3. 中央兵团除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集结有力之部队于左右协助进攻。
4. 自八月二十六日起各兵团以小部反击当前之敌，全面总攻击另以命令指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复。该地区的敌人转移阵地；沿江日军也放弃陆路的联络线，以长江的小池口为基地。另据报：敌三千由合肥、六安前进，后有大部队跟上。军事委员会以江南战事日紧，令调曹福林军重回江南。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到杨家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宋希濂赶至叶家集布防。不久。白又接到右翼方面英山、苦竹山相继陷落的消息。
九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务必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之部队破西进之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一三八师卫立煌归廖磊指挥。
白崇禧九月二日到商城视察。九月三日白在商城指挥所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的北面地区，并在叶家集结集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此时大雨滂沱，江淮水位急升，敌人冒雨攻击叶家集迄未停止。
自九月五日以来敌猛攻广济正面，九月六日廖磊、张义纯两军向黄梅侧击敌军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料守广济的何知重军不待命令即于六日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因战事吃紧，曹福林部从九月六日起停止南调，由五战区令其向漕河推进。九月六日午后，敌军向曹部攻击，左翼兵团以池峰城三十军的一旅守固始，敌攻遍城郊，未半日而失守。九月八日广济战况激烈，白崇禧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之后方，敌受迫而退，我军正面所受的压力始为之减轻。
左翼兵团以大别山的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敌势为之顿挫。左翼准备乘敌受挫之际，全线反攻，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濂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犄角之势。孙连仲指挥的战场遂告沉寂。
失田家镇 武汉撤退
九月九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崇禧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策应田家镇守军，并肩作战。九月十五日，军事委员会调整部署，将田家镇要塞从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我军在田家镇与敌激战旬余，颇有斩获，因敌以陆、海、空配合攻击，我军终于九月十九日不支失守，逐次抵抗后退蕲春、浠水。十月二十四日，敌突破我黄陂阵地，我军主力向京汉路以西地带撤退，一部留大别山打游击，由廖磊指挥。
左翼方面我七十一军宋希濂部于固始、商城一带凭险与敌血战两周，于九月十六日放弃商城。九月十九日敌陷潢川，越罗山西进，五战区以胡宗南的第一军布置于信阳以东阻敌，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我军放弃信阳，以第三十一军守武胜关阻敌南进。第一军向信阳以北转移。十月下旬敌第三师团推向应山威胁我第五战区的后路。此时白崇禧已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李盱衡战局，认为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我预期的目的已达到，特呈准军事委员会将五战区长官部向鄂西北转移。军事委员会下令于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南撤途中听周恩来谈抗日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夜，蒋介石派白崇禧在撤离前夕去汉口钟祥晤李宗仁有所洽商。之后白崇禧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去长沙，二十四日夜，白崇禧所乘德制吉普车，在十里铺附近，突然机件失灵，白下车静候司机修理。
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南移途中经过这里，他见到白崇禧，就下车来对他说：“健生兄，我们接到确切情报，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这里不远，你还是与我同车一道到长沙吧。”白以盛情难却，就与周氏同车南下。
一路上周氏向白崇禧介绍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参加红军长征、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白发现周氏不仅学识渊博，并且肝胆照人，从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永不遗忘的印象。回顾在武汉时，白周已有接触，例如毛泽东《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后，就是周氏把这战略巨著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介绍的。白对此深为感动，特本此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征得周恩来同意，向蒋介石转述，经蒋批准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第三次到武汉任华中“剿匪”总司令（1948年—1949年）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的总部设在三元里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里，有一小门通到他的私邸，这里以前就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白崇禧到汉口来担任华中“剿总”一职，有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外调到武汉
一九四八年四月，李宗仁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竞选对手孙科，当选了“行宪”的第一任副总统。这一来可惹祸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年来，集党政军特之大成，从来是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他。像李宗仁这样故违其意，无视他的领导权威，并且在抗衡中把他打败了。蒋认为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孙科的失败使他感到无限的屈辱。因为他一贯视为万应灵丹的“银弹”也不灵了。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整套的报复计划就开始付于实施。
最明显的报复计划，第一桩是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宝座上拉下来，派何应钦继白为国防部长，而将白调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蒋鉴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李、白在南方曾伙同何应钦迫他下野，时日虽已消逝，历史可能重演。因此对李、白必须分而治之，不能令他们共事一处。抗战后李、白各处一方，就是此种手法的体现。
白崇禧知道蒋的用心，也表示欣然遵命。但提出一系列相反建议，以此为他去就的先决条件。
未出先提条件“守江必守淮”
白崇禧曾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受到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的接见。蒋介石说：“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中共中原大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了，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保卫南京这个政治中心。”这是国防部成立一年多来蒋第一次授他以指挥部队的权力，这正是他一向梦寐以求的愿望。过了几天，白崇禧的指挥所便在九江成立，以后又搬到了武汉。
白崇禧总结了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为使这一方针易于贯彻，白崇禧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
二、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
三、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
但蒋介石说：“徐州还须成立另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所以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而总部应设在汉口。”
白以为中原军如此分割使用，后来必肇严重后果。六月六日白崇禧在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同李宗仁、程思远吃了一顿午饭，便溜到上海去了。他方从何浩若那里买了一幢位于虹口的敌伪产业，表示非等到蒋介石接纳他的条件，他就决不会回到南京。
黄绍竑赴沪折服白崇禧
白崇禧避去上海后，蒋先派吴忠信做说客，去上海劝白就华中“剿总”职。白不答应，使吴忠信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过了几天，黄绍竑忽然到上海，从他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一零五号公馆打电话给白崇禧说：“健生，我来了，要同你谈谈。”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了！”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我所谈的却对你极为有利。”
“那么，我立刻到你那里来！”
不多一刻，白崇禧便坐在黄绍竑的客厅里了。
“你究竟贩卖些什么货色？”白崇禧迫不及待地问黄绍竑。
“我问你，你这两年在南京的生活过得怎样？”黄绍竑反问白崇禧道。
“有那个小鬼（意指陈诚）在旁边捣鬼，我哪干得出什么名堂？”
“仗打得这个样子，你还幻想为蒋家朝廷建功立业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你听我说，”黄绍竑继续说。“你两年来在南京不过是一只笼中鸟罢了。现在老蒋放你出去，不是有一个自由天地在等着你吗？再说，现在德邻是副总统，蒋一下台就是他的天下，你在外面不是更有机会制造新的形势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茅塞大开。后者把他左掌猛擦着自己的额头，意味着要把黄绍竑的话加以消化，还要细加探讨。
“你先回去报告老蒋，说我这两天就要回来。”白崇禧提出了最后的结论。
白崇禧在赴武汉前，还对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白说：“德公在南京做副总统，实际上无事可干。我以为总裁可以派他办两件事：一是要他定期约见各方面政界人士，听取关于政治改革意见；一是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宣扬中央德意。”
蒋介石尽管说：“是的，是的。”但他正害怕李宗仁竞选时提出那一套有关“民主改革”的怪论，哪里会接纳白崇禧的建议哩！
白崇禧要我去找何浩若做他的“剿总”秘书长，这表明他要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但何正担任敌伪产业管理局长，这是一个“肥缺”，他哪里肯答应。他反劝我回去告诉白，最好带一个黄埔学生去武汉，目的在使蒋放心。何浩若说：“如果健公亦以为然，最好是带袁企止（袁守谦）去。他自助程颂公竞选被骗后，闭门谢客。他一定会答应的。”后来袁守谦果然跟白去武汉，但并没有当上“剿总”秘书长，而是“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在武汉不得意，不在话下。
白崇禧在武汉所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兵团、宋希濂兵团、张轸兵团、张淦兵团。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七军、第四十六军和第四十八军才是他的基本力量，这个时候，国民党除白崇禧这个集团外，还有东北卫立煌（1897—1960，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 ”。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解放战争时，因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而被蒋介石撤职，软禁在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团、平津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字宜生。保定军校毕业。1930年参加阎、冯反蒋战争，任津浦线总指挥。1931年后任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初，率部在北平起义。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1974年4月19日病逝于北京。）集团、西北胡宗南（1899—1962，浙江孝丰（今安吉）人，字寿山。黄埔军校毕业，先后任师长、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率第一军参加淞沪战役。1938年后，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败退台湾。）集团、徐州杜聿明（1905—1981，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集团（原是刘峙）。但这些集团都是在解放大军包围中，前有强敌，后无退路，态势孤立，补给困难，只有白崇禧上有李宗仁在南京做副总统，下有两广做他的后方（广东省主席是宋子文，白示意黄要做好宋子文的联络工作），驰骋自如，大有用武之地，非其他集团所能比拟。
指挥徐州军事始允后拒
一九四八年九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此一战役证明，人民解放军已有攻坚的能力，因而立即发动辽沈战役，而以首先打下锦州封闭关内瓶口为作战目标。锦州打下后，卫立煌集团就如瓮中之鳖，等候收拾了。
国防部长何应钦一听到锦州失陷，就认为如何策划中原军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立即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萧毅肃，第二厅长郭汝瑰举行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据此建议，何应钦特派郭汝瑰厅长于十月二十三日飞往北平向蒋介石报告，行前顾祝同对郭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仍应分区负责。”可是蒋听了郭汝瑰的汇报，却指示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郭返京后，何应钦即与白崇禧通长途电话，白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一作战指示。这是十月二十四日的事。
十月三十日，辽沈战役以廖耀湘兵团全部覆灭而告终。蒋介石满怀忧郁地由北平飞返南京。同时白崇禧应召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是日下午五时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
会上，白崇禧还是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可是，到了次日上午十时举行第二次会议时，白崇禧变卦了。他一口推翻以前所作的承诺，认为徐州“剿总”把兵力像“一”字形地平摆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不可能了。白崇禧的转变使蒋介石感到这可能是李宗仁在影响他，于是蒋把沈醉找来，布下一套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十一月六日，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当黄百韬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徐州东面全部被俘以后，蒋令白崇禧调黄维兵团的二十二万人马兼程驰援，目的在接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南归。由此就可知道，杜聿明集团过于突出，后面没有作纵深配备，这是多么错误的部署。白崇禧后来所以没有答应指挥中原军事，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十分不幸，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破围于双堆集，杜聿明在突围途中破围于永城地区，蒋令这些军队“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讥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一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拒绝调兵蒋白交恶
当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时候，蒋召集宋希濂去南京，有所指示。宋返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借此机会，批评蒋的作战指导方针。反对宋部调皖。白崇禧说，蒋作战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坐使共军有机可乘，攻其弱点。及部队被围，又令“死守待援”，这就使共军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这样逐渐补加上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不特反对宋希濂离开华中，并且对宋施加影响，认为当前军心涣散，士气衰颓，我应争取喘息时间，以资整顿训练，徐图补救。白希望黄埔学生应对蒋运用一切可能渠道，提出建议，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宋把白这些意见转告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袁推想白用心叵测，嘱宋尽快离开汉口。宋恐怕白派人跟踪，取道长沙、常德回到鄂西防地。实际上白那时正试图团结黄埔学生，不会采取任何不当手段。
后来蒋要把华中的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后经顾祝同出来转圜，白始勉强答应。等到蒋再调用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到了这个时候，蒋白关系濒于破裂边缘了。
两电主和迫蒋发表文告
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亲自导演了一系列的希腊式悲剧。
八月十八日，蒋亲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主持中央常会，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次日（星期日）公布施行，以发行一种金元券来收兑全国金银外币。此一措施随着军事失利而惨遭失败，它迫使行政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
更有甚者：蒋干预美国内政，派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出来竞选总统。他以为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将对蒋援助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结果十一月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这使蒋处于绝境。
十一月二十八日，蒋派宋美龄飞美，向马歇尔、杜鲁门提出一套包括派高级军官来华指挥反共战争和年助十亿美元的三年计划。杜鲁门政府在考虑后答复说：“现在局势恶化的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以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至此蒋开始考虑下野。
十二月五日，蒋召见吴忠信，说要他继吴鼎昌当总统秘书长。吴谦辞。蒋于是说出里因，蒋以为当前内外交困，他要引退，李德邻要出来当家，吴的任务是扶李上轿，等李嫁过门再定去留。吴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后者又转告白崇禧。
十二月十七日，蒋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访问李宗仁，告以蒋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我把这消息通过电话通知白崇禧，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每日有几次打长途电话给我，打听有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他打电话用代号，说是汉口王先生，又讲着只有我能够听懂的桂林式广东话，意在提防窃听。事实上我们的电话均在特务监视之中。
白崇禧在电话中建议：李宗仁上台应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上半段，即：总统因事辞职时，由副总统“继任”，而不是用下半段的“代理”。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对下野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表示。白崇禧迫不及待，于是日发出了“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给蒋介石，要求“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到十二月三十日，白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议，谓“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以为白对他施加压力，不能不对和谈问题表态。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蒋召集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四十多人到黄埔路“便餐一叙”，笔者也应邀参加。吃饭时空气非常沉闷。蒋在饭后说：最近外面对和谈提出了许多主张，我以为应对此有所表示。现有一篇文告，请岳军当众宣读，希望大家表示意见。席上谷正纲反对发表此一文告，认为不能以下野来求和，说到沉痛时竟号啕大哭，CC分子亦从而附和之。蒋介石不耐，摔了一只茶杯愤然地说：“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是白崇禧迫他下野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照原文发表了。蒋在文告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人的公意是从。”
蒋派张群赴汉提出警告
在白崇禧两电主和的时候，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电蒋主和。河南、湖北两省参议会也发出通电，予以响应。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在致蒋电中还有这样的表示：“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蒋接电勃然大怒，以为刘积学敢于如此嚣张，完全是白崇禧在幕后策动，他不能默尔而息。
一月九日，蒋派张群飞汉晤白，白特通过笔者的联系，邀黄绍竑搭八日夜车来京与张同机飞汉。张群到汉口对白崇禧转达蒋介石的两点意见：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诚然，即使蒋介石下野，白能否与对方和谈，也在不可知之数。白崇禧为了开创和谈局面，特以八万港币的代价从陈纳德民航队那里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去广州，即晚转往香港找李济深，意欲请李出来主持和局。
黄绍竑于一月十三日到香港，黄琪翔告诉他，李任潮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去年十二月圣诞节前夕北上。黄绍竑扑了一个空，十分丧气。后经黄琪翔的联系，找到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告以白崇禧迫切求和之意，黄绍竑旋被告知：如白愿和，希派刘仲容经京汉路到石家庄一谈。
刘仲容是湖南人，在台儿庄大战时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派在五战区李宗仁处工作。一九三九年起开始为白崇禧服务。
一九四七年初，蒋曾对白崇禧说：你家里的刘仲容，是一个共产党，白说：我只派他管家里事，他绝不过问军政事务。那时蒋白关系还好，以后蒋也不再说此事了。
白崇禧直到三月才派刘仲容北上。这是因为蒋介石下野后，白放弃局部和平的试探，而要由李宗仁出来推行全面和平了。
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白提组新阁
一月十八日，李宗仁派笔者去汉口晤白崇禧，告以司徒雷登已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回南京，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来汉口，到时李、白应在汉口有所策动，迫蒋下野。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显然已收回在两周前决定下野的诺言；如蒋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
等到一月二十日晚，白崇禧对笔者说，他不能再等了。因为张轸与刘伯承将军有联系，张今日来告，对方促从速行动。
他已拟一件电稿，正交李重毅先生在后面整理文字。准备明日发表。今晚要找一些人来谈谈。八时后，李品仙、张任民、刘斐、韦永成、刘士毅、邱昌渭与笔者在白崇禧的私邸里会齐，白又把张翼三与刘伯承将军有所联系的事再说一遍，并谓时不宜迟，明日吾人必须有行动表现，否则无以解除张翼三的精神包袱。
正讨论间，南京忽来长途电话给白崇禧，那是张治中打来的。张告诉白：蒋介石决定明日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发出号外。过了一会儿，李宗仁也打长途电话来，报告同样信息。至此，白崇禧舒了一口气，好似得到精神大解放一样，说：“现在好了，蒋介石明日下野，我们别再为明日行动的事操心了。但我们还要研究，看看德公上台应当有什么作法。”
这一夜，白崇禧提出三条意见，要笔者和邱昌渭次日带回南京交给李宗仁。这三条是：
一、李宗仁必须是继任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无法掌握政府权力。
二、行政院长孙科应准其辞职，另以张治中组阁。张与中共领导人有旧，只有他可以推动和谈。
三、要邀请何应钦回南京来，授以指挥陆海空军的权力。
白幻想一九二七年蒋下野后，李、白、何团结战斗取得龙潭战役胜利的精神可能再现于今日。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
要求重播文告明确“引退”一词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笔者和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光华门外大机场时，遇到李宗仁，他正来为蒋介石送行，但来迟了，不及与蒋话别。原来蒋的侍从人员故意说蒋在明故宫机场起飞，李也和其他党政大员一样，统统被骗了。
当笔者与李宗仁同车开抵傅厚岗公馆，白崇禧长途电话来了，初与笔者讲话，其后又与李宗仁讲话。白说：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在广播里听到了，通篇内容没有提到他的下野。这样是不行的，必须修改重发。白崇禧的意见，还没有引起李宗仁的重视。其后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才使李宗仁焦急起来。
李宗仁邀张治中陪同吴忠信来晤。张治中说：这篇文告今早由吴礼老拿来给德公签字，已经草成定稿：可是在今日下午二时举行中常委茶会中，潘公展、田昆山要求修改，并且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不对的。可否请礼老以秘书长的地位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重新播发。吴忠信听到这里，就大发脾气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播发，我再不能更动只字，你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
说完他拿着帽子就走了。李宗仁、张治中不料吴礼卿有这一手，当下十分惶惑，不在话下。
当晚，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辞行政院长职时，李宗仁因为曾经征求过张治中组阁，张表示不干，故李对孙挽留。李对文告事对孙提起，孙科说：“何不把法学权威王亮畴（即王宠惠）先生请来谈。”王宠惠对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当然作辞职论，但他未经国民大会批准，所以李先生只能作代总统。”李偕王宠惠同去访张群，请张用长途电话同当晚还在杭州笕桥逗留的蒋介石商量，蒋居然答应加入“决定身先引退”这一段原已有的文字。这样，蒋的下野文告在一月二十一日晚九时重新播发。因白崇禧的一句话提到的纠葛于是得到解决了。
府院对立国民党内部分裂
李宗仁当代总统后，于一月二十七日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以毛主席一月十四日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以及与此有关原则的决定，李事先未经提请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也未交号称“责任内阁”的行政院长连署。这一来，孙科发火了，不同李宗仁商量悍然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于是李宗仁在南京，蒋介石在溪口，孙科在广州，各自为政。国民党内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白崇禧看到这样一个局面，一面派刘仲容北上；一面派刘斐于三月十二日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认为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地位，主张李向溪口、广州妥协，以谋内部团结一致，共赴时艰。李纳其议，派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去粤迎孙科内阁返京，孙不答应。三月二十日李应李汉魂之请，自乘“中美”号专机飞广州移樽就教，敦促孙科返京。李此举得到广东实力派张发奎、薛岳、陈济棠的支持，孙科就范了，答应带行政院迁回南京。
到二月下旬，李宗仁由于得到上海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的支持；何应钦、张治中应邀入京；“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自北平归来，表示“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四先生还在谈话中指出：“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如此，李宗仁在南京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
三月七日孙科回到南京，适值立法院在南京复会。孙擅自离开南京的行动，不为立法院所谅解，准备向孙提出严厉“质询”。孙看到前景不妙，于三月七日晚向李宗仁提出辞职，继任人选，由白崇禧提出由何应钦继任。（此时白已由武汉来到南京长住）何应钦自二月中来到南京小住以后，又到杭州西湖去了。三月十一日，白崇禧偕张治中、吴忠信飞杭，邀何应钦出山，后经商请溪口蒋介石的同意，何才勉强应命。
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四月五日，李济深突派朱蕴山、李民欣带来致李、白的亲笔信，刘仲容偕来。因他们不肯与新闻记者见面，被上海报纸指为“神秘客”。他们三人都住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旁的简易活动房屋内。李任潮在亲笔函和由朱蕴山带来的口信都如此表示：如果李宗仁愿签和平协议，将来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腹案。这就是说，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白崇禧在接见刘仲容时，问中共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作出什么决定？刘仲容说：周恩来副主席曾经指出：“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渡江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谈呢？”因此李宗仁不签和平协议，周不等到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屈武带和平协定返京报告，早已有所决定了。
对待《国内和平协定》白黄分歧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屈武带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白崇禧一看那个“前言”，就表示不能接受。
李宗仁为推卸不签和平协议的责任，派飞机送《协定》到溪口交蒋介石过目。黄绍竑闻悉此事，很不高兴，就搬到鼓楼医院养病去了。
四月十七日晚，李宗仁把广西、安徽两地的桂籍高级将领找来，听取白崇禧与黄绍竑对和平协议的辩论。黄绍竑为争劝“自存”之道，主张接受，而白崇禧则坚决反对。
黄绍竑说：如德公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第一、德公在将来将被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健生的部队暂时可驻在武汉，将来可开到两广去，两广在两年内不推行土改。
有这些优惠的条件，为什么不签呢？
白崇禧说：你们代表团北上时，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腹案”，结果签了这样的条款，令人气愤！所谓两广两年内不土改，那正如我们吃鸡一样，首先食好吃部分，以后连鸡头鸡脚也吃下去了。会未终席而白已先走，黄绍竑愕然。
十八日晚在傅厚岗开会一次，也没有什么结果，李宗仁只好将《协定》交给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去讨论。二十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和谈指导委员会起草的电稿电张治中，要求展延签字日期，以便就若干问题再行讨论。二十日中午，黄绍竑在李宗仁私邸与张治中打了长途电话，获悉人民解放军将于当晚渡江，黄知和局绝望，就乘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从那里转去香港。黄绍竑从此与李、白分道扬镳，各奔前途。
杭州会谈主张与蒋“摊牌”
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杭州笕桥航校约李宗仁会晤，即后来所谓“杭州会谈”。
白崇禧最初听到张群带来的口信，说蒋要举行这次会谈，他也在被邀之列。白以激愤的语气对笔者说：“我是不会去的，主要是要与老蒋‘摊牌’。”
白崇禧所谓“摊牌”是指蒋在一月二十一日下野以后，仍在溪口指挥军队。下令运走上海所存金银外汇。这使李宗仁虽然拥有“代总统”的虚名，而无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白崇禧原计划要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将长江下游的中央部队展延防区至湖口地区，以利于同他的华中部队紧密衔接，汤不理踩，白就要何应钦将汤恩伯撤职，而何畏蒋如虎，不敢照办。
白崇禧认为，今日李宗仁居于无所作为的地位，实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把持有以致之，今日和谈已经破裂，所处情势异常恶劣，蒋介石与李宗仁两人只能有一人当家做主。如果蒋不肯放手，李宗仁就让他复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权责不分，蒙混过去了。
二十二日吃中饭以后，白崇禧对笔者说：我要赶回汉口，再晚天气变坏就不能起飞了。你要提醒德公，一定要与老蒋“摊牌”，不可再错过这个机会，否则后悔无及。
会谈开始，蒋拿出一纸文告对李宗仁说：这是一张我们两人的联合宣言，你代表政府，我代表党签署，表示共同奋斗，与共产党战斗到底。
李宗仁说：三个月来的和谈酝酿已成泡影，我对将来战局毫无把握，惟有请总裁重来领导，勉维大局。白崇禧所谓的“摊牌”，李宗仁竟用这样温和的语气说出来。蒋介石不等他说完，就插话说：“和平是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
蒋介石说：为加强今后党政合作，我建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我当主席，你当副主席。今后中枢决定方针政策，先提交中央非常委员会审议，然后再交付政府实施。李宗仁意识到这是蒋强加给他的一付锁链。但当时不便反对，留给以后再说。
这次会谈唯一的结果是任何应钦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顾祝同的参谋总长向何应钦负责。这是李宗仁提出来的，为的是针对蒋介石指挥军事的一项抗议。
由汉返桂促李宗仁赴粤
李宗仁四月二十三日不去广州而返桂林，主要仍想师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桂林组大元帅府故事，领导西南，促成和局。如能实现，当有重大政治意义。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李宗仁派笔者乘李品仙从汉口乘回来军机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商上述重大问题。
二十九日，白崇禧偕笔者乘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派出C47号机返桂林，一到衡阳就知道桂林下雨，能见度很低，我们的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了很久，不能降陆，飞去柳州，也是一样。最后接纳机师的建议，改飞广州，及抵天河机场降落，已是万家灯火时了。当晚白崇禧住在东山农林上路六横路、他的内弟马仲孚家里，我则寄寓邻居、前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襄理丁世祺家。丁是抗战时期我当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时认识的。
白崇禧一到广州，何应钦和CC派主战分子谷正鼎、洪兰友、赖琏等就把他包围起来。何应钦说：“德公以代总统的地位，不依杭州会谈协议前来广州负责，却跑回桂林家乡去了，这算是什么作法？”CC分子则以全力吹捧白崇禧，誉为中兴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大有“我公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通过何应钦、白崇禧两人的低斟密酌，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去桂迎李宗仁来粤主持中枢政务。五月二日居、阎、李三人与白崇禧同机飞桂，经过一系列商谈，结果写了一份《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李宗仁在这文件中要求蒋介石将运去台湾的金银外汇、武器弹药通通交回广州中央政府，并请蒋介石“出国考察，争取外援”。五月三日居、阎、李等三人带《谈话记录》回广州，五月四日由何应钦备函派机送到上海交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他出国，十分恼火，特在复何应钦的信中表示了下面的态度：
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蒋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外交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碍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这封信最后说：“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故中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又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的答复赴桂林，并迎李宗仁赴粤。实际上蒋对李宗仁提出的问题，都没有作出具体答复，满纸都是官样文章，莫可究诘其实际。但白崇禧看后说：蒋虽然表示“遁世远行”，但并非不想出山。白以为如李宗仁赴粤主持，则蒋势难立即复职。结果李宗仁就在陈济棠、白崇禧敦促之下，于五月八日从桂林飞粤。回顾李宗仁本来邀白崇禧返桂商量在桂林组府大计，而其结果反被白崇禧促到广州负责。李一到广州即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能自拔，最后李不得不出走美国，而白则被蒋骗到台湾。此皆取决于当时瞬息一念之间，其后果固非白氏所能逆见者也。一九六五年七月李宗仁从海外回祖国时，周总理对他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