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曾一度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化城。时人每谈及此，多着重于当时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矛盾，而没有把它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扩大联系起来，从而忽略了周总理在这一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九三六年十月，即“西安事变”前两个月，刘仲容秘密从陕北来到桂林通过留苏同学王公度的关系访问李宗仁，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逼蒋抗日”的方针。那时“两广事变”方告和平解决，结束了一九三一年来两广与南京的对峙局面。一时，南京函电交驰，催促李宗仁、白崇禧入京，共赴国难。李白以南京当局对抗战未下决心，故迟迟其行。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经香港入梧州到桂林晤李宗仁，密商国共第二次合作大计。及至抗战爆发，李宗仁到徐州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张云逸所部的新四军，会同“友军”并肩作战，台儿庄之役，卓奏肤功。凡此都是周恩来副主席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作的努力。
一九三八年，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寄。当时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经常走访国民党军委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商抗战战略方针。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表后，是周恩来副主席首先把它的内容介绍给白崇禧的，白深以为然，当时曾将此文基本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蒋介石亲批，以“亲启”手令通令国民党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当时广西学生军经武汉去第五战区服务，白要求周恩来副主席对他们讲话，藉资鼓励，并示紧密团结，合作无间。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周恩来副主席以武汉放弃在即，约白崇禧经长武公路南下长沙。中途白崇禧车坏了，周副主席遂邀他同车入湘。途中，周副主席向白提起，八路军要设立桂林办事处，并以李克农同志为主任。白允予协助。十二月三日，白崇禧被任为桂林行营主任。当即面示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设立和工作应予保护。桂林后来成为文化城与李、白当时的政治态度是大有关系的。
李宗仁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飞南京转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前夕，曾成立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会址设桂林旧藩署的八桂厅。这是以研究为名而具有团结各方人士作用的政治机构。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后，常来“广西建设研究会”，对他早年的老师、当时主持会务的常委李任仁先生说：“广西建设研究会”要多聘请进步人士为研究员。白崇禧的这种做法，是提防蒋介石和日本议和，万一局面有变化时打算借进步人士来支撑广西的局面。在白崇禧的支持下，“广西建设研究会”聘请了李四光、李达、欧阳予倩、陶孟和、白鹏飞、张志让、胡愈之、陈此生、杨东莼、夏衍、金仲华、千家驹、范长江、林蛎儒、宋云彬、付彬然、张铁生、张锡昌，秦柳易、杨承芳、吴华梓、莫乃群、姜君臣等为研究员。并请胡愈之为文化部副主任，千家驹为经济部副主任。由于“广西建设研究会”在形式上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又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所以，李任仁、杨东莼、胡愈之等许多进步人士都乐于以此为据点，做一些有利于争取民主进步，加强抗日力量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副主席应白崇禧之邀，在桂林行营大礼堂报告抗战形势。三月，叶剑英参谋长在桂林作了讲话。那时白崇禧进步得很可爱。他要广西干部阅读《论持久战》一书，并在绥署挑选干部参加叶剑英同志在南岳所办的“游击干训班”。白且想任命杨东莼为桂林行营秘书长，李任仁为行营政治部主任。他们都婉辞了。后来杨东莼终于就任广西干部学校教育长，为广西培养了大量干部人才。
“广西建设研究会”邀集一部分研究员组织“宪政促进会”，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政治。这个会的成立宣言由胡愈之起草，李任仁拿给白崇禧看过后，作了一些修改，认为可以公开发表，于是在当时的《广西日报》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刊物《建设研究》上刊登出来，并通过胡愈之的关系寄给金仲华，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个宣言发表之后，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与此同时，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和“新华日报桂林办事处”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在桂林建立；而设在桂北路206号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又是中共中央和华东、华南乃至香港、海外的交通枢纽和西南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的指导中心。在此前后三年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曾前后三次亲临桂林指导工作。从而使党领导下的救亡抗日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这样，遂使原来只有十余万人口的桂林，在二三年内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城市。此一发展蒋介石更不能无动于衷。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从钦州湾登陆，桂南会战爆发了。这就给蒋介石“炮制”白崇禧一个机会。十二月底，我反攻昆仑关胜利，但牺牲重大。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敌以奇兵突袭永淳，迂回宾阳、上林，攻我邕宾路主力后方，以致昆仑关得而复失。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检讨会。会上，陈诚受命对白崇禧进行猛烈攻击，认为后者应负会战失败的责任。于是，会议结束时决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应予降级。”随将桂林行营取消，作战指挥权移交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接收；改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派李济深为主任。总的来说，这是蒋介石调虎离山之计。
白崇禧调回重庆复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以后，蒋介石遂蓄意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先命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正副总参谋长名义发出臭名昭著的“皓”（十月十九日）“齐”（十二月八日）两电，以动员舆论，随即制造“皖南事变”，阴谋消灭新四军。在这一次反共高潮中，原来“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转到了反共方面”，但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由于它“和蒋系仍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例如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而白崇禧则付阙如。
事实上，“皖南事变”以后，桂系还对进步人士留有余地。例如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受到国民党特务包围，几乎无法脱身，后来还是李任仁去找李济深买好飞机票，由陈邵先向广西省政府借了汽车，把李克农同志送上飞机。夏衍同志离开桂林时，也是黄旭初代买机票，派车送去机场，使他飞往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部分进步人士从香港撤回到桂林，“广西建设研究会”都和他们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有些人还被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这种微妙关系，一直保持到一九四四年日寇从湖南进攻广西、湘桂大撤退时乃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