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粤对峙的冷战局面，一直维持了四五个月。一九三一年秋，忽然霹雳一声，“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此一震惊世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对外的呼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虽然下令给张学良不准抵抗，但对于全国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也不能不作表面上的应付。因此蒋一面令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东北事变，吁请主持公道。一面托李石曾、张继、吴铁城于十九日电广州党政要人请取消敌对行动，一致救国。二十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电请粤方共赴国难。二十一日，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电复南京，愿意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
九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粤磋商和平。”蔡等到广州后，与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进行多次会谈，呼吁团结御侮，情辞恳切。但粤方坚持，必须蒋介石无条件释放胡汉民，并且把他送到上海去，准其自由行动，然后粤方才允许派出代表，去上海进行和谈。几经往返磋商，蒋才接纳粤方要求。十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胡汉民离开南京，乘火车前往上海，结束了他被囚汤山的一幕。十五日胡即从上海电广州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请推代表去沪进行和谈。原电云：
广州唐少川先生、汪精卫先生、古香芹先生、萧佛成先生、郑泽如先生、陈伯南先生、李德邻先生、伍梯云先生、李君佩先生鉴：备承爱注，至极铭感，弟已于昨日下午抵沪。现在外患急迫，不弱于甲午，而国内不调整之现象，则为甲午以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于过去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人每欲挟党内一部分力量为己有，党即失其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即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错误中之一人。今日国难严重，正为吾党同志彻底觉悟，力图团结之急要时机。盖非各自觉悟以改正已往之失误，即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团结之坚固，更无以集中全国之力量以对外。弟生平对人毫无问题，而对事则错谬必求改善，正义必求推进。良以过去一切，其价值乃所以教我将来。职是之故，目前欲求今后政治上开展之生路，乃不能不对过去种种错谬，持改正之心。今公等在粤，备尝艰苦，不惜牺牲，所持者，亦唯此而已。弟深信吾党同志，能体总理亲爱精诚之旨，斯党可以团结坚固；能体总理天下为公之精神，斯过去一切错误，即可改正，而今后安内攘外之方，亦可确定，甚盼公等推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无任企盼。汉民叩删。
很奇怪的，胡电竟漏写孙科的名字。大概在胡汉民心目中，以为孙科五月下旬离开南京去广州，原来是负有调停使命的，后来可能被广东方面拉下水了。从而认为他之参加粤府，并非出乎本心，故不想跟他谈党事。从这些地方看，那就证明胡气量狭小，乃“帝王师”一类人物也。
胡电到后，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于五日晚举行会议，决定派汪精卫、古应芬、孙科、邓泽如、李文范为代表，偕蔡元培、张继赴上海出席正式和平会议。同时决定了一项腹案，即以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