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政海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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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同志会”的再改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我在香港办理赴欧签证手续,知道李宗仁已于十二月四日从南宁回到广州,遂赴穗同他话别。李嘱我访陈济棠一谈,并为我打电话约定时间。

在广东人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总之他是因人成事,夤缘时会,没有什么特殊贡献。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誓师北伐时,陈济棠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李济深当时抽调该军第十师陈铭枢和第十二师张发奎和**独立团首先入湘参加北伐,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留守广东后方,归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存主任李济深直接节制。四军在北伐中打得挺好,卓奏战功。尤以**独立团赫赫有名,使四军有铁军之称。克服武汉后,张发奎便升第四军军长,陈铭枢升为第十一军军长,**升二十四师师长。“四一二”事变后,陈铭枢逃出武汉,投靠蒋介石,张发奎且升任第二方面总指挥来统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蒋光鼎、蔡廷锴两师,黄琪翔也随而升为第四军军长。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当时第四军分裂为三部分:**的部队参加了起义后回潮汕,后被国民党军打败;第十一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开到福建,仍受陈铭枢指挥;第四军黄琪翔部由张发奎统率回到广州,表示拥护他们的老长官李济深,后者那时已改任第八路总指挥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黄琪翔乘李济深离粤去上海开会之时,发动“广州事变”,目的在诱捕黄绍竑,解决广西在粤部队。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张、黄责无旁贷,因下令讨伐。五日,李济深任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率其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陈济棠两师会同西路黄绍竑、南路徐景唐合击留守广州的张发奎、黄琪翔。一九二八年一月间,第四军三个师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从广州撤走,沿途有如狼奔豕突,及开到潮阳汤坑,不提防受到陈济棠第十一师的拦腰伏击。张部劳师远征,士气衰颓,结果伤亡惨重,素有勇将之名的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也中弹阵亡。经过这次战役后不久,陈济棠便宣布扩军,升任“新编第四军军长”。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扣留李济深,下令讨伐桂系。事先陈济棠并不知道,他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入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轮船一靠码头,他的把兄弟古应芬已带着蒋介石的手令在那里等候他,要他立刻回广州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总指挥职务。及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古应芬回粤策动召开“非常会议”开府广州,陈铭枢以拥蒋脱逃赴港,从此广东便是陈济棠的天下,并且有“南天王”之称。回顾一九二八年初,李宗仁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时,与蒋、冯、阎平起平坐,而陈济棠那时还不过是一个师长,而今李宗仁不得不纡尊降贵,借重广东以自保。而像胡汉民那样的国民党元老,也要依靠这位“福将”为“护符”。陈固一时之雄也,他顾盼自豪,不在话下。

且说我到东山梅花村三十二号去拜访这位“南天王”时,深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穿着长袍,端着一个水烟袋,不仅貌不惊人,就是他说的粤语也吞吞吐吐,拖泥带水。陈济棠那时正在广东全省推行复古运动,所以也对我谈一些有关教民以四维八德的话。由于话不投机,不多一刻我就辞出了。万万料想不到,年多以后我便在罗马碰到他,并且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他同轮回国。所以这一次会晤,对于我在后来深挖“两广事变”的内幕,大有帮助。

我在广州的时候,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已由广西进入贵州。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频繁,打算由两广编组联军,乘红军西进之机,抢先进入贵阳,以固西陲。十二月十二日,李宗仁电白崇禧云:“黔局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与伯南联电五中全会请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在南京举行。)经后来事实证明,李宗仁、陈济棠给国民党五中全会拍发这样“请缨”的电报,是做了一件蠢事,因此蒋介石知道两广的意图,就棋先一着,命令前敌总指挥薛岳,不要跟在红军后面追击,而以拿下贵阳为要图。因此当广西廖磊第七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第二军张达经由水道到柳州的时候,薛岳已率领吴奇伟部开入贵阳了。薛岳遂由蒋任为贵州绥靖主任。蒋介石先发制人,使两广无可奈何。这是我在抵欧以后才知道的事。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我从香港乘意大利邮船“康德罗素”号赴欧。船抵威尼斯,我的朋友韦永成从柏林来接我,我们顺道到翡冷翠小住,然后再到罗马。在罗马,通过我们第四集团军总部顾问朱佛定的郑重介绍,使馆一等秘书朱英给我以殷切照顾,恍如家人。

这年夏天,朱英约我陪他全家到威尼斯附近的玫瑰海口度暑,黄同仇由英来晤。他认为李、白两年前迫他出任梧州市长,是一种降级处分,表示非常不满,故辞职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他谈起桂系旧事如数家珍,娓娓不倦,临别坚邀我去英一游,当约以明年。此人白崇禧始终不喜欢,除了他与黄绍竑的特殊关系以外,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理由。

次年六月,我先去伦敦看望黄同仇,随同巴黎晤黎蒙、李济欧、徐寿轩等,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组织“大道社”。随后我到柏林看韦永成,我们两人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世界运动会开幕仪式,会上听到了希特勒的讲演。运动会闭幕后,我与韦永成经布拉格到维也纳、布达佩斯一游。在旅途中,我们知道从六月一日开始的“两广事变”已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