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我参加了罗马大学的博士考试，被授予政治博士学位。次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星期后，我领取了文凭和证书，朱英先生请我吃饭话别。此后我就离开罗马，去威尼斯、康城度假。
在康城碰到了广西留法同乡梁继本、覃泽汉，相约同往巴黎一行。到达后住卢森堡公园附近，常到圣米歇大街杜邦咖啡馆流连。黎蒙对我说：杨虎城已到了巴黎，约我去看他。我正想了解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幕，于是相偕去访问这位风云人物。
杨虎城知道我是从广西来的，并且与李宗仁、白崇禧长期共事，因此一见面就十分亲切，不当外人看待。他说：在西安事变中，只有广西的李、白，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表示支持，其余地方军政长官不是首鼠两端，态度暧昧，就是拥护南京政府下令“讨伐”。他对今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联名发出反对南京政府进攻西北，主张对陕宜用和平解决的通电（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向陕，时人有在十五日总攻的传说，杨、于特于一月五日通电表示抵抗，李、白、刘支持杨、于，反对南京用兵。），表示感谢。
杨虎城是本年六月底出国的，他与夫人谢葆真及次子拯中经日赴美，七月三十一日抵纽约，八月四日抵伦敦，十一日到巴黎。我去看他时，“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爆发了。他说，他已去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蒋不复。他又电询宋子文，宋回电不置可否。杨把宋电给我看，原文如下：“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纷纷来京，共赴国难。兄虽未奉召，弟意宜自动回国。”我说：如果返国，应该取道苏联，经由西北遄回部队。这是一条比较稳当安全的途径。但杨迟疑不答。
我问起西安事变，他讲述其经过如下：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都在陕北“剿共”战争中受到了红军沉重的打击。张、杨觉得如再听命于蒋介石，那只有死路一条，因而不得不另谋出路。恰巧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首先是争取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由于中共的争取，也由于广大民众和备级干部的推动，张、杨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红军实行停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介石对此早有所闻，只因两广事变爆发，一直腾不出手来。等到九月中蒋桂妥协，结束了两广与南京对峙的局面，蒋介石就立刻集中了三十个师的兵力，摆在平汉线南段和陇海线西段，蒋也亲飞西安，迫张、杨继续“剿共”。蒋当时提出了两个办法，逼他们表明态度：一个办法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而由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另一个办法是：如果张、杨不愿意再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杨知道，这两个办法都是要把他们投入陷阱，再行消灭。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张、杨只有采取“兵谏”行动了。
计划已定，张、杨即进行具体部署：一、包围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任务，由东北军负责，同时担任从西安到临潼之间的警戒；二、扣留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大员以及解除西安市区中央宪警特务的武装则由十七路军执行。
十二月十一日午夜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亲信干部来到杨虎城的新城住所。张对杨说：已派刘多荃、白凤翔指挥他的卫队团孙铭九部执行捉蒋的任务。我们在这里等候好消息的到来。
十二月十二日天蒙蒙亮，孙铭九就率领卫队团摸进华清池，一个士兵在行进中踢着一个油罐，锵然作响，惊动了蒋的卫士，由是彼此开枪射击。五分钟后，蒋的卫士全数被歼，连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一听到枪声，没有顾得穿长衫和戴上假牙就往外跑。跑到东边的小门，但开不了。后卒得一个侍从副官的帮助，爬过围墙，跌入一个满地荆棘的深坑里去。他扭伤了腰，还掉了一只鞋。那个侍从副官把他扶起来，背着他向骊山上跑，一直跑到半山腰一块叫虎畔石的后边躲起来。后人在那里起了一个“捉蒋亭”以留纪念。
孙铭九冲进了“三间房”蒋的寝室，发现人已不在，他伸手入被窝一摸，感到余温尚在，还见到茶几上一只玻璃杯中仍泡着一副假牙，显然蒋刚刚离开这里。这时派到四处去搜查的人都来报告，说没有发现蒋的形迹，这真是匪夷所思！
杨虎城接到报告说没有捉到蒋，他对张学良说：“估计他跑不了，要扩大搜查圈，到山上去找。”孙铭九照办，在骊山麓，发现了钱大钧。搜到虎畔石附近，蒋的侍从秘书萧乃华伸出头来看，被打死了。蒋看到危险，立举起两手大喊：“我在这里。”白凤翔、孙铭九走上前去，见蒋只穿一件睡衣，一只鞋，蜷伏在虎畔石后面，面色苍白，全身哆嗦。白凤翔脱下自己的大衣给蒋披上，并与孙铭九扶他下山，把他塞进汽车，押送到新城大楼住下。
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即以“文”电通告全国及国民党政府，提出下列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保实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电文并声明：“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之一线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惩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张、杨把蒋介石抓起来以后，中国的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国民党亲日派拟乘机下令讨伐张、杨，取蒋而代之，内战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西安事变”。在张、杨的敦促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十六日到达西安，同时红军南下，进抵渭北。
当时西安政治形势也是很混乱的，在十七路军中，有一些军官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有的人还大声叫嚷：“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针对这种形势，周恩来进行了循循善诱的说服工作。他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可以释放他。”
张、杨赞同了周恩来的意见，并请他同蒋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蒋见周来访，有点不好意思，低下了头。周不念旧怨，严正地对他说：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只有加速灭亡。你蒋先生如能认清大势，立即实行抗日，共产党即不咎既往，而张、杨两将军也会放你回去。否则你就会成为千古罪人。经过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次日，蒋得到释放。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后，张请杨和他一起送蒋去机场，杨首先反对，但因张的态度很坚决，杨无法只好随张前去。蒋到飞机场后，在上机前还对张、杨说：“仗不打了，今天以前的内战由我负责；以后再有内战，由你们负责。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实行，否则就不配做你们的领袖。”张对蒋说：“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跟着用红色铅笔写了一个手令，令杨虎城代行他的职权，随后便登上飞机。飞机四时起飞，五时三十分到达洛阳。周恩来知道张要送蒋回南京，立即赶到机场劝阻，但是飞机已经起飞了。二十六日，张学良陪蒋一到南京，就被蒋扣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