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一月，蒋经国辞掉了赣州专员，他的“主要职务全在于渝”。（蒋介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蒋经国电。）那时他是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政部主任，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主任，一身数职，忙得他分不开身来。
不久，蒋忽令“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康泽赴美考察。我们最初闻此消息都莫名其妙，后来知道蒋经国来接任康泽的职务，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为了安排传子，煞费苦心，两年来积极部署，不遗余力，康泽的出国，只不过是为了给蒋经国让开前边的道路而已。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美军登陆吕宋，消息传来，人心振奋。二月，美国为谋早日解决远东战争，答应以美械装备国民党在西南的三十八个步兵师；并准备在装备完毕后，以中国陆军配合美国海军在西南沿海地区展开攻势。三月，何应钦在昆明就中国陆军总司令职，所属有四个方面军，以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1905—1963，山东泰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七十四军军长、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司令官，并规定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如下：以滇越铁路属第一方面军；桂西、桂南、粤西地区属第二方面军；黔桂铁道沿线属第三方面军；湘西属第四方面军。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由第四战区于四月一日在百色改组成立。原第十六集团军、三十五集团军两个番号撤销。夏威、邓龙光改任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官。第三十一、三十七两军也撤销，只保留以韩练成为军长的第四十六军，以黄涛为军长的第六十三军和以张驰为军长的第六十四军。为纪念第三十一军守桂林殉职的阚维雍师长，军委会特保留第一三一师番号，隶属于第六十四军。第二方面军和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均准备在适当时期对在桂敌军进行反攻。
为了迎接此一新的形势，国民党定五月初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广西出席代表九人，其名单为：雷殷、陈克文、阳叔葆、程思远、阳永芳（女）、周可法、雷沛鸿、黄昆山、尹治。还有军队代表夏威，“三青团”广西支团代表韦贽唐。黄旭初方于二月中治好肠病回到广西百色，接电又于五月一日经由昆明飞渝。李宗仁也出席此次“六大”，他住在李子坝八号白崇禧公馆。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五月五日在浮屠关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开幕。当日一贯对蒋小骂大帮忙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评说，国民党有下面三大缺点：一、政治不修明；二、未认真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精神倾向倒退复古，因而未能领导全国迈步前进。
此次大会，首先是听取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的军事报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以及“中共问题”报告等。依照议事日程，出席代表可在听取各项报告后进行讨论。
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在听取军事报告后提出质询说：“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正视听，明是非，否则就无以激动士气、振奋人心。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去年八月八日衡阳沦陷时，曾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报，意味着他要与衡阳共存亡，语气至为明显。军事委员会对此曾经明令嘉奖，并准备举行追悼会，以彰忠烈。但后来他忽然被俘了，不久又在重庆出现，据说他负有一种特殊使命。人言凿凿，谣诼纷兴，究竟真相如何，深望统帅部报告人有以解释。”王提出质询的方式是对的，而语气也是平和的，像这样一个问题，由军事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出来答复就行了。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蒋介石次日到大会讲话，竟对王昆仑臭骂一顿，激动至于拍案。人们都认为他失态，不是一个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在讨论边疆提案时，中央委员麦斯武德说，新疆在盛世才的残酷统治下，人民被杀害者几万人，流离失所的二十多万人，中央应当对他追究责任。时有人高呼“开除盛世才出席大会的资格！”又有人提议：把盛世才交付惩戒。次日（五月十七日）蒋在大会纪念周讲话时说：“盛世才来重庆，是我叫他来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负责。”又说：“盛同志（盛世才）带来了五万两黄金给中央，试问民国以来，有这样好的人吗？”这就是蒋对人评价的标准：给他献金便是“好人”。
在大会上，陈立夫、程天放、徐恩曾等五十九个CC分子仰承蒋的意旨，提议总裁应改为终身制，因为：“每开代表大会一次，即须选举总裁一次，殊非尊重领袖之道。”此案一提出来，邹鲁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结果没有通过，尽管大会仍选蒋连任总裁。
大会对中共问题，决定继续谋求政治解决之方针。可是蒋介石却于五月十八日在会上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大会最后一幕是选举中央委员。为了预防CC在选举中委中操纵把持，白崇禧、张治中、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熊式辉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表示互相支持，反对CC垄断，并曾指定我和袁守谦、王启江为联络员。
当六全大会开会之初，蒋介石曾召集陈果夫、陈诚、吴铁城、陈庆云、张治中等五人举行会商，研讨六届中委选举办法，初步决定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共为二百五十人，候选人由国民党总裁、中央常会及出席代表分别介绍。此项选举办法提请大会通过后，五人小组先将五届中委（不足二百人）及各方面排介的人选列成一张共有二百七十四人的名单，超出了预定名额二十四人。而且有CC中委二十人未曾列入，因此陈果夫签呈蒋介石，说这些中委追随“领袖”多年，忠贞不渝，虽无殊力，却多劳绩。若在此抗战胜利即将来临之时，予以淘汰，则他们情何以堪，陈果夫要求蒋准将这二十位中委一并列入六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以示体恤之意。蒋介石批可。张群、吴铁城闻讯，也急起直追，向蒋提出了一些政学系骨干分子为候选人。陈果夫得知其事，又追加了一批，这样六届中委名单在三数日间就超出三百人以上，而且涨势未已，与日俱增。
后来CC又玩弄一套手法，他们联合五届中委和代表三百人上书蒋介石，自称他们一向服从“领袖”，关于六届中委的选举，愿意将他们的选举权奉献给蒋。“三青团”的代表们知道了这一情况，也联名上书给蒋，表示异议，认为选举权不能私自授受。不料蒋更进一步，决定变更选举办法，这就是只能在他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圈选，不得另选名单以外的人。这样一来，六届中委即无异由蒋一手指派，所谓选举，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法罢了。
五月十九日下午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并提出选举办法如下：
一、中委名额增为四百八十人。
二、总裁介绍候选人五百名。
三、代表选举时，在候选人名单中叉去二十人。计算选票时，被叉最多之二十人作落选论；其余四百八十人均为当选。
这一以叉去代替选举的奇怪办法一经宣读，许多代表相顾失色。蒋介石说，已有三百名代表把选举权给他支配，所以这个办法不容反对。语毕，径付表决，他喊道：“赞成本案者请起立！”坐在前排的都应声起立，坐在后排的则零零落落地继之，蒋不令人清点人数，即宣布：“大多数赞成通过。”
接着便分发选票（是一张印有五百人的名单），有的代表将候选人名单的前二十名叉去（第一名就是蒋介石）；有的叉去最后的二十人；有的打一个大“×”表示要把全体候选人都一律叉去。开票以后，究竟被叉最多的二十个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因为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六届中委名单经过蒋亲自审定调整，已非庐山真面目了。
新增中委人数，实际上是CC和陈诚平分。白崇禧对我说，“六人小组”提高了陈诚向CC讨价还价的地位。自经此次大会，他对陈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至于“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处处长，包括我在内，都沾了蒋经国的光，通通当了中委。
蒋介石在“六全”大会的表现，失尽人心，党内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有人在背后批评他：“中正不正，总裁独裁。”一时传遍了整个会场。五月二十一日，蒋宴请出席大会的六百名代表，到场均不到三分之一，气得蒋跳起来说：“要查清不到者名单，予以相当处罚。”
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六届一中全会，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另选宋子文、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清末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1936年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49年兼任总统府秘书长。后赴欧洲游学考察，1951年8月从法国回国。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即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