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我突接北平行辕（先是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电，要我立即赴平一谈。十六日，我从上海飞平，行辕参议刘仲华在西郊机场迎候，接我到北京饭店住下。当晚我在中南海居仁堂同李宗仁吃饭。经过长谈之后，我才知道他要在明春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中竞选副总统，要我在南京为他部署一切。我因此同他充分交换了意见。
我说：“根据去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副总统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比美国副总统还不如。因为美国副总统还可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且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至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在个人独裁体制下，是决不能参与国家大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公对此感兴趣？”
李宗仁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
我说：“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李宗仁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听来他的语气很重，有不惜孤注一掷的意味。我看他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就不好再劝阻了。
五天后，我飞返上海转回南京，带着李宗仁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两封亲笔信，李在函中表达其准备竞选副总统之意，但又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何还听蒋的裁决。另有一封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文信。红火漆密封，李嘱我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所有这些函件我都照交无误，并与吴忠信保持紧密接触。
后来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原来在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期间，马歇尔实际上是帮蒋的，唯望国民党政府能采一种必要的改革措施，以期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马歇尔回美担任国务卿之后，司徒雷登继续向蒋表示同一意向，希望南京政府全面改革，以防止自身力量的分散，而对美援予以有效的运用。但因国民党当局囿于保守思想、封建意识、自私企图、偏狭成见，对于上述建议迄未有接纳和实行的表示。
当国共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人民解放军已转守为攻，打进国民党统治区去了。南京政府面临一个非常黯淡的前景。马歇尔屈服于“院外援华集团”头子周以德的压力，派魏德迈来中国进行一个月的调查。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中国的复兴，唯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一个国民党大员听到魏德迈辱骂他们的领袖，登时号啕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为了调查清华、燕京及北大的学生的思想状况，还特地到北平去作了一次“旅行”。回到南京后，司徒雷登于九月八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特别报告。在报告内，他认为“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上卷第一一四页，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这意味到了这个时候，司徒雷登已把他的注意力从蒋介石转移到李宗仁了。
这就是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的政治背景。可是白崇禧对此一无所知。白听说李宗仁要竞选，吓了一跳，对我说：“我们德公一向沉默持重，凡事不为天下先。这一次竟这样当仁不让，全力以赴，我完全料想不到。”白崇禧与黄绍竑商量后，即同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劝他竞选监察院长；如李同意，即先在广西选他做监察委员，然后再作一次部署。但李不允，仍要我进行竞选活动。十二月中旬，李再电我偕同安徽银行行长张岳灵飞平，就筹措竞选经费进行磋商。回到上海时，先把上海竞选机构建立起来，请皖籍银行家奚伦负责，并请一些著名银行家如沈熙瑞、陈隽人等参与其事。
李宗仁往往把政治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例如他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托北平市长何思源带给我一封亲笔信说：“何市长星槎兄对弟竞选极为热心，拟乘至京参加粮食会议之便，决心策动季陶、果夫、立夫、骝先诸先生设法支援，此举颇为重要。王处长（即王捷三，行辕政务处长）亦奉命参加此会议，且素与季陶、骝先两先生友谊亦深，必能尽词代达鄙忱。”他在函中提到的这些人，如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一向唯蒋之命是听，哪能帮他什么忙呢？后来陈立夫且帮到对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