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鉴于李宗仁、白崇禧曾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协迫他一度下野，所以抗战以后，他一直对李、白采取隔离政策：十一年来，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而国防部长；李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而北平行营主任（后改行辕主任）。蒋以为如此布置，李、白就不能联合一致，对他造成威胁的势态。
而今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依照蒋的一贯做法，白崇禧就不能继续做他的国防部长了。五月二十日，蒋介石、李宗仁就总统、副总统职。当天下午，即召集立法委员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蒋有意以张群为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后因CC用假投票方式选出何应钦组阁，致使张群负气赴沪。二十四日，蒋才临时拉出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并以何应钦继白崇禧为国防部长。而要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
白崇禧并不要抓住国防部不放，因为他当了近两年的国防部长，从未参加过蒋介石官邸的作战会报，以此啧有烦言，曾对我大发牢骚。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的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区，威胁长江下游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后，蒋介石才匆匆忙忙于十一月十日召见白崇禧，要他成立“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予以全权调动华中部队的责任。而今蒋要他主持华中“剿总”，白也并非不可，但他提出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守江必守淮”，这是战略原则。因此，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他的总部应当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说，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白以为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失败无疑，卒不受命，于六月六日躲到上海去了。
蒋首先派吴忠信去沪挽留白崇禧，白不应。后蒋又派黄绍竑去，黄一到上海，就打电话给白崇禧。白说：“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还没有全部知道。”黄绍竑意味深长地说。于是他们约好在霞飞路一一〇五号黄绍竑家里见面。
黄绍竑一等到白崇禧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将你放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下台，让李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经黄这么一说，白心窍为之大开，立即束装就道。
白崇禧回到南京，要我去劝何浩若屈就他的华中“剿总”秘书长。但何反要我对白建议，要袁守谦去担任这一职务。何说，白去汉口，要求蒋派一个黄埔学生在他身边，这样蒋就坦然不疑了。白又要我去征求袁守谦的意见，袁自程潜助选事受到刺激，已经闭门谢客两个月。至此，他一口答允。然而自后来只要他当“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毫无实权。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职务。李宗仁则孤零零地住傅厚岗官邸，过着无所作为的政治生涯。
自一九四八年夏到十月底，司徒雷登亲眼看到蒋介石处境日益恶化，曾不断向美国国务院探询：对华政策应否改变。下面是他给马歇尔的几个报告（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五月二十六日，司徒雷登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获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束，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六月十四日，司徒雷登报告说：“蒋委员长曾保证同意我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指顾祝同），而亲自指挥作战。”
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十月十六日，司徒雷登报告说：“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见增多。此时如非大规模之武装干涉，不信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并因而可能造成联合政府之结果。”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锦州、长春先后易手，国民党军在东北会战（即辽沈战役）中已难免于全部被歼的命运。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那天，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提出下列几项建议：
一、倘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二、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党作战之政治领袖？
三、是否赞同委员长退休，让位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政党相处甚好，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四、若取后一步骤，美国是否将承认与支持由于军事结束，为求中国统一而与共党合作而成立之联合政府？
五、美国对此种政府，是否予以事实上之承认，同时暂停任何经济合作总署或其他的支持？
在司徒雷登的这些意见中，不言而喻，着重在找出一个像李宗仁这样的人，以谋求休战，避免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最后毁灭。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何应钦派第三厅长郭汝瑰从南京飞北平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批准中原部队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实行五个月前白所提出的“守江必先守淮”计划。蒋当准如所请。白也表示同意。国防部即于十月二十三日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项命令。
十月三十日，沈阳危急，蒋自北平飞回南京，白崇禧也应召由汉飞宁。当晚，白参加何应钦召集的军事会议，还一如既往，同意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可是等到他去傅厚岗同李宗仁交换意见以后，立刻翻然变计。次日上午十时何应钦再度召开会议时，白一口推翻他过去所作的承诺，不愿统一指挥中原军事了。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勃然大怒。于是定下了一个暗杀李宗仁的计划。他面嘱保密局长毛人凤（1898—1957，浙江江山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主任秘书。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后去台湾。1955年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1957年病死于台北。）电召云南站长沈醉兼程到京，沈到后由蒋亲自接见，面授机宜。他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党国安危，绝对不能泄漏。”并要沈从速布置好，等他一有命令，立即行动。以后，沈醉就在李宗仁的傅厚岗住宅周围，光华门外机场附近以及铁路、京杭公路的重要据点，均作了相应的布置。毛人凤并且派了两部高速小汽车交给沈醉的“特别行动组”听候调遣。
过了一个月，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十一月初美国进行大选。蒋介石把赌注押在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这一边。原因是杜威曾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过援华六项主张的声明，所以蒋特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赴美进行支助杜威竞选的活动。不料此次美国总统选举揭晓，是现在总统杜鲁门当选。蒋听到大选结果，十分不安，即于十一月九日写信给杜鲁门，表示祝贺，并望美国发表一个政策宣言，以支持他的“奋斗目标”。
由于蒋没有从杜鲁门的十一月十二日复信中得到满意的答复，十二月一日，宋美龄又衔命飞美求援。三日，她访马歇尔国务卿于莱尔脱德医院。十日，又访晤美总统杜鲁门，先后提出了“援华”三项计划，其中包括加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问，并提供大量军、经援助。杜鲁门答复说：“巴大维将军对现时情况甚为熟悉，彼之意见，可随时供给委员长。”又说：“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至此，蒋已看得十分清楚，美援已无希望，只好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过渡，使他赢得喘息时间，以利他日卷土重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秘书长。在此两周以前，蒋已征求吴的意见，说他决心“引退”，要吴负责给李宗仁“抬轿”。李得此消息以后，即要我用长途电话告诉白崇禧。以后白每天都有几次长途电话给我打听南京政治行情。
吴忠信对李宗仁说，蒋决定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下野。后来证明，蒋也对司徒雷登作了同样保证。可是我除了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三人一度来傅厚岗传达蒋的引退意向以外，不能再向白提供进一步的消息。这样，白就不耐烦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白就发出“亥敬”电请张治中、张群转蒋，要求与共产党谈和。同日，湖南绥靖主任程潜也通电主和，并请蒋下野。在语气上，程电较白电严厉得多。但蒋以为白乘杜聿明集团在徐州外围被围，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受挫之际，即以实力为后盾，迫他早日下台，误会甚深。蒋后来对张治中说：他“平生不向任何压力低头”。经白这么一逗，他就故意推迟下野期限了。
十二月三十日，白又以“亥全”电致蒋，重申前电主张。蒋不得已，于一九四八年除夕邀李宗仁副总统、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到黄埔路官邸餐叙，饭后提出《求和声明》，征求意见。他在《声明》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听。”席上，我亲眼看到也听到谷正纲、张道藩发言反对蒋下野求和，谷甚至号啕大哭，如丧考妣。对此，蒋介石大骂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三卷五二九页。）他所谓“某一派系”即指“桂系”，其对李、白之痛恨，可以想见。
司徒雷登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对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这就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证明蒋改变了他的原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