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白崇禧在长沙召开会议，深知程颂云态度不稳，有意请他去广州就考试院院长，釜底抽薪。其后迎程专使络绎于途，但程迄未应邀赴穗。七月三十一日，新任国防部次长黄杰（1902—1995，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解放战争后随国民党残部退到越南，后返回台湾。从1962年后，连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刚从香港飞回广州，政工局长邓文仪（1906—1998，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8年至1934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50年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晚年积极筹建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主张和平统一中国。）在机场接他。邓告诉黄：“行政院阎百川院长要你持专函到长沙一转，迎接程颂公来广州就考试院院长。”这是蒋和广州政府对邀程来粤最后所作的努力。
八月一日清晨，黄杰偕同邓文仪乘专机飞湖南，九时四十分抵达衡阳，晋见白崇禧后，继续飞长沙，十一时四十分到达。在长沙的黄埔同学和湖南同乡，竟没有一人前来接机。
他们乘着两辆吉普车驶出机场，经过了几条静寂的街道，到达警卫森严的湖南省政府。这座湖南最高的行政大厦，往日车水马龙，可是此时只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和停置一旁的车辆。
陈明仁在楼梯口迎接他们，他们三人都是黄埔第一期同学，陈、邓并且是醴陵同乡，旧友重逢，照理应该十分高兴；可是陈明仁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热情，握手时也失去了往日的戆劲，一言一笑，都显得十分克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黄杰进入客厅坐定后，即对陈明仁说：我此行是衔命邀请程颂公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希望马上与颂公见面。陈明仁说：十分不巧，颂公已在几天前到邵阳去了。黄杰和邓文仪还想利用过去的关系和陈明仁作一次恳谈，可是他们从陈明仁那浓眉底下的眼光里，似乎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此处不可久留。他们在沉闷的气氛中吃过午餐，即匆匆告别。像来时一样，陈明仁送他们到楼梯口止步。
下午五时许，黄杰、邓文仪飞抵衡阳，立刻去见白崇禧，并与广州方面取得联络，由黄杰向顾祝同报告了长沙之行的经过。晚上，当白崇禧设便宴招待黄杰、邓文仪时，就听到新华社广播：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解放。
八月二日上午九时，“中央非常委员会”在梅花村三十二号举行第二次会议，听取阎锡山关于湖南局势的报告，决议：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责成其驻守邵阳，收容长沙退出残部，仍归华中战斗序列。随后讨论当前经济形势和军公人员待遇问题。阎锡山说，发行银元券后，因硬币不足，未能适应兑现要求，已从七月二十七日起，采取“限制兑现”措施，中央银行门前开始出现摆长龙的现象。长此下去，“银元券”也将走上过去“金元券”的道路。
吴铁城说，现在广州是港币横行的天下。一个临时首都所在地，依靠外币流通，这是政府威信扫地的象征。吴铁城最后提出组织“袖珍政府”的建议。他认为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区域日渐缩小，而中央政府还像以往那样设置五院和十多个部会，当前局势不容许摆这样的排场了，行政院应首先紧缩，组成一个小而精干的战斗内阁，作为示范。
陈立夫说：我也赞成裁并机关，减少单位，但编余人员怎样安置？众口纷纭，卒无成议，决定次日继续开会。
三日，讨论阎锡山提出的《保卫华南西北案》。
吴铁城问李宗仁：“德公这一次去台北会晤蒋先生，不知对保卫华南问题，做出什么决定？”
李宗仁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是重申以前的建议，要求蒋先生同意集中兵力来保卫广东，可是蒋先生坚持其‘重点保卫’的战略方针，还是要防守沿海那些据点，所以此次会谈毫无结果。”
阎锡山说：“总裁的战略思想，主张守点守线，总是把主力集结于若干核心据点，以待敌人的进攻，因而共军乃能随时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战法。我们非要求他全面改变战略指导方针不可！”
吴铁城说：“我应盟总麦克阿瑟之邀，将于最近去东京一行。希望百川先生把今天我们在会上发言的要点写一书面意见交给我，我准备在去东京途中带到台北交给蒋先生，并加以说明，希望他重新考虑华南防务计划。”
不久，吴铁城便将会议记录和行政院准备的保卫华南的意见带去台北。
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广州方面对唐生智很不放心，拟请其出任考试院院长。据白崇禧了解，程潜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率领长沙绥署撤往邵阳，他一到邵阳就去东安同唐生智等人密商，然后回长沙准备起义，所以白认为唐在湖南总不妥当。八月八日，特电李品仙赴衡阳转东安访唐，请其赴穗帮李宗仁的忙。唐生智对李品仙说：“代总统还要听蒋的命令，不能自主，我去广州又有什么办法。我如果造反，已经和程潜一起行动了。到必要时，我就取道桂林飞去香港。”但唐后来并未去香港，而是到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