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战役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李宗仁、白崇禧努力撮合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公馆举行了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谈话会，预定会期三天，主旨在商讨全党团结问题。当日白崇禧从南京乘舰去芜湖，专程邀请唐生智去上海参加上面所说的谈话会，唐氏拒不应邀，并且强占了南京方面所拥有的“决川”、“浚蜀”两舰，即日遄返安庆，使白崇禧十分难堪。以后白赞成西征讨唐，实以此为契机。
九月十一日，第一次谈话会商量统一党务办法时，孙科提出了最好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李宗仁说：“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恐怕党内今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攻击。”邹鲁于是问汪精卫：“如果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对付？”汪氏说：“现在特别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促成事实。特别委员会之产生，亦有前例可据，廖仲恺遇难时，亦组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有三月之久。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之产生，当然无可疑义。”（邹鲁：《澄庐文集》，第三集。）可是后来由于汪精卫在南京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他拿不到实权，就与蒋介石携手合作，团结一致来反对特别委员会了。
政治只讲利害，不谈什么道义，在上海谈话会中，南京方面代表人物同西山会议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指责汪精卫在武汉容忍共产党人的过激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汪精卫不得不在十二日的谈话会上公开承认“对共产党人防制过迟”，自劾下野。陈公博看到汪派在三方会谈中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遂对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持反对态度。他说：“不召集四中全会就变更党的组织，不合党章规定。”顾孟余也附和他的主张。
九月十三日上海谈话会结束，宁汉沪三方协商的结果，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依据上海协议，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联席会议对汪精卫自请处分，决定毋庸置议，并劝请蒋介石速出视事，共济时艰。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二次会议，推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李宗仁、杨树庄等十四人为主席团。此外，并以叶楚伧（1887—1946，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1929年后，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6年在上海病逝。）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秘书长，谢持（1876—1939，国民党官僚。拥护孙中山，“西山会议派”领头人，持反共立场。曾反对蒋介石，后又拥蒋，他制造了分裂，又为全国统一抗战奔走。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为组织部长。汪精卫预测他在南京新产生的中央党政机构不能取得领导地位，并未来南京参加联席会议，而去溪口与蒋密谈。九月十六日，他从上海电致中央特别委员会：“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去武汉有所策动。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溪口谈些什么呢？后来据陈公博在《苦笑集》中揭露，原来蒋介石以为南京政府在广西实力派控制下，他自然不能返京复职，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到广东根据地去。但广东不是李济深在那里吗，因此蒋介石要通过汪精卫策动张发奎发动“驱李之役”赶走李济深，以便蒋卷土重来。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如果回到广东，可以再办黄埔军校，从头做起。”汪、蒋自此开始合作，陈公博衔命赴粤，与张发奎部署一切。
九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偕汪精卫、顾孟余回到武汉，即发出通电，指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皖、鄂三省，与南京当局对立。同时，受蒋介石控制的江苏、浙江两省党部，也发表否认特别委员会的宣传文字，蒋、汪合作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们反对特委会，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想根本摧毁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南京局面。
北伐前夕，白崇禧、陈铭枢受广州国民政府的密命去长沙游说唐生智参加革命阵营，那时他才加入国民党，迄今党龄不满两年，现居然树起“护党”的旗帜，指责由多数同盟会老党人李烈钧、谭延闿、程潜等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篡党”，其无自知之明，狂妄自大，深深引起国民党元老的愤慨。后来西征讨唐，得到谭延闿、程潜充分支持，自非偶然。
为了研议讨唐军事，谭延闿曾在他的石板桥公馆邀程潜、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进行密商，然后又同何应钦一起讨论，大家均无异议。当时分配任务如下：一路何应钦、二路白崇禧担任北伐；三路李宗仁、四路程潜担任西征。十月十五日起，在沪宁路的第一军刘峙、第九军顾祝同（1893—1987，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1950年3月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开拔北上；担任最前线的贺耀祖、夏斗寅各军从下关渡江到浦口，与明光的孙传芳对峙。
与此同时，第三路的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也跟着渡江，看来是参加北伐的，这些部队一过浦镇，即转而向西进入安徽，径趋含山、巢县。唐生智当时曾派叶琪住在夏威家中做客，意欲侦查南京动态。但因李、白对西征军事保密得十分周到，唐生智竟毫不察觉，也不做什么准备，到十月十九日，程潜所属的第六军在皖南与唐生智的部队发生冲突。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依军事委员会议决，下令讨伐唐生智，并任程潜继任第四路总指挥，率江左军，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直捣武汉。此时驻芜湖的刘兴的三十六军，始发现侧背两面受敌，不战而退向安庆。
唐生智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者，政客官僚之集合体，而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也，政客官僚而可以谋国，则革命为多事，违法篡党而可以不讨，则本党为无人。”唐依然以“护党”自任。十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追认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案，并通电讨唐，谓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公布任命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三、四、五路总指挥，分三路西进。
白崇禧在宁、沪为讨唐居中调度，由陈绍宽（1889—1969，前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1932年升海军部上将部长并为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9年蒋介石派朱绍良请陈绍宽赴台湾“共襄国是”，陈誓死相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因患胃癌病逝。）率海军西上控制长江上游水面，何键两军不战而撤出安庆。汪精卫看到大势不好，于十月二十五日，由汉口乘日轮抵上海，即转往广州企图打开另一政治局面。蒋介石此时曾派黄郛、蒋百里去汉口晤唐生智，告诉唐氏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到湖南去，保存实力，徐图再举。因此唐生智一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准备集中全力在黄梅、广济一线，给西征军以各个击破的打击。
十一月初，李宗仁率第三路军攻击前进，在广济附近，遭到强烈抵抗，但唐军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李宗仁再破敌于蕲春。九日，到兰溪附近，与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苦战一昼夜，后者卒被击退。这是西征中的第一次恶战。自此以后，长江南岸的四、五两路也节节推进，未遇到强烈抵抗。由于海军配合作战，进展极为顺利。
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看到大势已去，在武汉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举行会议，决定：一、个人下野；二、所部交李品仙率领；三、全军退回湖南，相机行事。会后，唐生智即日乘日本兵舰东下出国，行前以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与程潜秘密勾结，着警卫拉他到浴室勒死。
十一月十六日，李宗仁所属的第七军、第十九军进入汉口。李宗仁随以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这是李宗仁控制两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