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蒋介石在军事上对白崇禧有所借重的关键时期，李宗仁忽然决定竞选副总统。这事使白崇禧大吃一惊，因为无论李宗仁竞选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关系。因此白氏联络黄绍竑函电交驰，对李宗仁实行劝止。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回忆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蒋介石反攻徐州失败，而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又要东征讨蒋。那时，冯玉祥虎视中原，自愿出来调处宁汉关系。那时，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人，手握南京方面兵权，劝蒋氏接受冯玉祥的调停。蒋介石因此愤而下野，事后自承他之退职系受李、白的威逼所致。
蒋介石自吃过这一次亏，对李、白的“一箭之仇”，亟图报复。一九二八年，他坐上了“国府”主席的宝座以后，即定下了“联胡倒桂”的大计，这在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且不赘述。而今只说抗战以后，白崇禧应蒋氏之邀，到南京任参谋总长而国防部长，而李宗仁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在中央，一在地方，分而治之，目的在不使他们形成威胁态势，以免重演一九二七年八月所发生的事件。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处心积虑十分清楚，为要保持蒋介石目前对他信任之专，自不愿受到别的政治因素所干扰。而李宗仁所以竞选副总统，恰巧是外因超越内因而起作用，若幸而成功，则白崇禧的地位，必将受到影响，自不待言。这就是白崇禧不愿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的原因。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特使魏德迈在南京蒋介石官邸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受命去华北视察，目的在于物色蒋介石以后的接棒人，任务异常重大。
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以后，与他以前主持校务的燕京大学以及清华、北京大学师生接触频繁，要他们对当前国是提出意见，集思广益，无孔不入。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从南京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一项报告，他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司徒雷登的意图十分明显，他简直要李宗仁来接替蒋介石了。
十月中，李宗仁就把他的一个亲信程思远从南京召到北平，告以明春在一届国大中竞选副总统的雄图大计。几天以后，程思远从北平回到南京，他的皮包里带有李宗仁分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李宗仁在致蒋氏函中申述他的竞选意愿，但可否仍听蒋介石的裁决；李宗仁另外函托吴忠信在蒋氏面前善为说辞，以促其成。
此外，李宗仁还有一封火漆密封的致司徒雷登函，李氏叫程思远亲自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司徒把傅泾波从小养大，视如己子，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十分清楚，李宗仁的竞选出自司徒雷登的怂恿和支持。
白崇禧从程思远口中得悉李宗仁的计划，不禁吓了一跳，他说：“这事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不幸而失败，则将何以善后？！”白崇禧与在上海息影的黄绍竑取得联络后，即与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建议李宗仁最好竞选五院中的监察院长，如李氏有意于此，他即交代广西选李宗仁为监察委员，以便进而竞选院长。但李宗仁不听，仍嘱程思远积极进行竞选准备工作如故。
白崇禧原来曾提出主张，打仗时期不宜行宪。看来，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召集的前夕，作为国民党后台的华盛顿当局，曾命司徒雷登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一估计。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说：“南京政府在东北地区只占百分之一，在黄河以北也不超出百分之十或十五。在长江以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国民党军处境困难。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此时而有此一打算，这就是司徒雷登推动李宗仁出来竞选的政治背景，证以后来他在孙科组阁时所提的意见，益信而有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