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五月二十五日，当翁文灏组织行政院时，蒋介石下了条子：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美国佬对此十分敏感，司徒雷登打报告给马歇尔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大副总统）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有效的合作。”
蒋介石在一次召见白崇禧时，向他布达了这一决定。白崇禧听后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有接受委员长的任命。但个人以为：华中‘剿总’的成立，应以保卫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为它的基本任务。而为达此目的，必须确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方针。总结九江指挥所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中原大军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建议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俾能紧靠南京，在徐蚌间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
蒋介石不待白崇禧说完，就插话说：“我打算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还另设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两战区可以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白崇禧一听到此，心中不禁火起，刘峙在北伐编组东路军时，不过是第一军的一个师长，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打过胜仗，而今居然同他并驾齐驱了。并且目前解放军已把中原战场与华东战场打成一片，国民党如果把华中分成两区，势难整齐步骤，集中力量，以实行他所提“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白崇禧于是对蒋介石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一问题关系重大，容后考虑一下再说。”
白崇禧把同蒋介石的谈话向李宗仁详谈后，就于六月六日溜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前，敌伪产业管理局长何浩若通过程思远居中联系，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把虹口区一幢敌伪住宅售给白崇禧，而今他才有机会住到那里去，借此从长考虑他的出处。
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赴沪挽留白崇禧，当然没有结果。后来由于张群的建议，蒋氏才想到要用黄绍竑去作说客。一天中午，黄绍竑接到交际科通知，要他到黄埔路便餐一叙。自李宗仁竞选获胜以来，久矣黄绍竑没有受到这样的宠召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绍竑到时，在座的除主人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张群、吴忠信、蒋经国。吃过中饭后，到小客厅坐下，蒋介石对黄绍竑说：“季宽，请你去上海一趟，劝劝白健生快到武汉去就华中‘剿总’的职务。这是党国存亡攸关的事，希望他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黄绍竑问：“总统派人去劝过了吗？”蒋介石注视着吴忠信答道：“礼卿先生去劝过了，他完全不听，你同健生交谊很深，他一定听你的话。”黄绍竑今年年初在香港见过李济深，他自己对整个政局另有打算，于是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蒋介石最后说：“你最好今天下午搭经国的专机去上海。”这样当天下午四时，黄绍竑就到达上海，他一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公馆，即打电话给白崇禧：“健生，我到上海了，要同你见面。”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谈！”白崇禧断然地回答。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你听我说，我另有想法，你还是快来吧！”
移时，白崇禧来到黄绍竑公馆。两人坐定后，黄绍竑将来意说明，然后问道：“你这几年在南京做官，过得怎样？”
“有陈小鬼（指陈诚）从中捣蛋，我这个国防部长还能做出什么名堂来？！”白崇禧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历史教训不难复按。”言下还有愤然之意。
黄绍竑哑然失笑道：“事到如今，你还对蒋家王朝寄予厚望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茫然不明所以。
黄绍竑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了一个概括的分析，他说：“这场同共产党打的战争打不下去了，蒋介石这样指挥作战，势非把手上的本钱全部赔光不止！”
黄绍竑不急于把他的底牌亮出来，停了一下，他才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飏高飞吗？”
白崇禧听得很入神。黄绍竑继续说：“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而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简直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后者说：“你的话很对，我立刻回南京，去武汉就职，你先去报告老蒋。”
白崇禧在六月中从上海回到南京，那时何应钦已就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继陈诚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对何应钦说，考虑到华中部队大部分是中央军，拟请任杜聿明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以利指挥节制。但过了不久，蒋介石竟发表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蒋氏对白崇禧疑忌，不给他以任何便利，于此已可想见。
白崇禧想在华中有所作为，通过程思远去征求何浩若做他的秘书长。何氏对程思远说：“蒋先生是不会同意我去跟健生先生的。我倒有另一想法，白先生远离南京，蒋先生必不放心，现在袁企止（袁守谦）闲着没事，白先生不如带他去当秘书长，有一个黄埔学生在华中‘剿总’自然较好一点。”白崇禧采纳了这一意见。但袁守谦到武汉后，白崇禧仅派他任“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白崇禧在赴任前，见了蒋介石一次，他对蒋氏说：“李副总统在京无事可做，我看他至少在两事可为总统分劳：第一，他可以到各省市巡视，宣示政府德意，探求民隐，反映舆情，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二，他可以定期与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于国是的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如蒙总统认为可行，即请召见李副总统当面指示。”蒋氏唯唯，但始终没有实行。盖因李宗仁在竞选时，正以改革政治号召天下，蒋介石怎么可能允许他去接近群众呢？白崇禧此时而有此一建议，足见他对蒋、李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到汉口就职，原任程潜的武汉绥靖主任，调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到武汉，引起指挥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极为重视。那时，蒋介石正把张治中的西北行辕改为西北绥靖公署。刘伯承考虑到白崇禧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的弱点，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以切断华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同时可以进而开辟汉水两岸地区，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于是在白崇禧到任以前，就于六月十三日下达老樊战区的作战命令，使白崇禧措手不及。
当时老河口、襄樊地区为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所驻守，副司令是郭勋祺。康泽为蓝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处长。一九四五年春，蒋介石为了积极培养蒋经国，特派康泽赴美学习，而以蒋经国继任其职。一九四七年，康氏由美返国，对白崇禧说：“国民党之兴也，用人唯贤；及其衰也，则用人唯亲！”白氏亦与有同感。
当时，康泽指挥的部队有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六三旅及第一六四旅各一个团、化学臼炮连、教导队。康泽以第一六三旅之四七八团驻老河口，旅部率四八八团守谷城；第一六四旅率两个旅担任樊城的防务。康泽的司令部和第一〇四旅全部及其他直属部队驻守襄阳城内。刘伯承见康部兵力分散，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先歼灭老河口、谷城的敌人，然后沿江东下，包围襄阳、樊城。
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是一个古战场，三国时孙坚跨江击刘表、关羽水淹七军等战役，就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襄阳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则群山耸立，为其天然屏障，所以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守襄阳必先守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给康泽的作战指导方针，是要康泽集中兵力固守南面的真武山，居高临下，以利持久作战。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刘伯承集中兵力攻击西关，大军逼近城垣。康泽竟遵照蒋介石发于七月十三日的“亲启侍参”电令：“放弃南山，固守城垣。”这就注定了康泽最后走上覆灭的命运。七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各部从东南角攻城，突破后会攻城内杨家祠十五绥区司令部，生俘康泽及他的副司令郭勋祺。
襄阳的失守证明了蒋介石越级指挥的错误。也证明了以“官邸作战会报”那一套指挥方式的无能。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国防部召开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检讨这几个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白崇禧应邀在南京参加，他因七月下旬到确山视察阵地时，由于雨后路滑摔了一跤，引起他的左脚旧伤复发，到南京时是一步一拐的。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的除白崇禧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林蔚文、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1896—1976，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共内战时期，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60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杜聿明、宋希濂、黄维（1904—1989，中将。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解放战争时，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李默庵、孙立人（1900—1990，陆军二级上将。抗日名将、军事家，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黄伯韬（1900—1948，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投靠蒋介石，从此对蒋介石死心塌地。1948年淮海战役中自杀身亡。）等。蒋介石在开幕致辞时，把数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无一言提及，这就不能不引起白崇禧的反感。
白崇禧在长篇发言中指出：“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戡乱战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此数月来，吾军受到重大挫折的有宜川战役，胡宗南的刘戡（1906—1947，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由于右眼被流弹射中，致有“独眼龙将军”之称。1948年，在陕北瓦子街一役中，见大势已去，以左轮手枪自杀。）所部五个师全部被歼。其次是豫东战役中，区寿年兵团的六个师和黄伯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战役的失败，还是比较小的。回顾战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戡乱前途，庶其有豸！”
白崇禧跟着在会上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后方比较完整的各省应确立“总体战”的领导体制，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不设绥靖区，使后方各省的壮丁、粮食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保证足食足兵，支持长期作战。
二、国军应改变战略战术思想，即重视“面”的攻守，而不要重视“点”、“线”的得失。“面”能予控制，则兵员、粮食即可源源得到补充。崇禧曾于抗战时期在陆军大学中有过《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的讲演，此在国共战争中亦可应用。
三、在南京、武汉、西安、北平、沈阳五个战略重点，集中着十个能战的师于各该空军基地，适应军事的需要，随时空运到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战场。这样，就可以加强国军的机动性，十个师可以当做三十个师使用。
四、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性，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制胜速度。本来国军陆空火力，已可压倒共军，但因装备过重，转移迟滞，不能在速度方面与共军竞争。共军一夜行军至少一百至一百二十里，而国军则每日只行六十至七十里罢了。为了补救此一缺点，建议增编十个骑兵师，作为快速部队，以期制胜共军的行军速度。
五、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六、应提高官兵待遇，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士饱马腾充实战力。
白崇禧上述的建议，被采纳的不多，蒋介石仍越级指挥如故。这一情况，连司徒雷登和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将军也注意到了。
司徒雷登在六月二十四日报告马歇尔国务卿说：“蒋委员长曾经同意，让国防部长何应钦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但其后蒋介石又食言，仍通过“无能的”参谋总长（指顾祝同）发出一切指示，亲自指挥。对此，司徒雷登指出：“看来蒋委员长选拔将领有一偏向，就是‘用人唯亲’而不是‘任贤选能’；看人只看其是否可靠，而不视其品质及能力。由于他的自私企图和偏狭成见，从而全不理睬各方提出的适当的军事意见，也未能充分利用各方所给予的军事上的援助，这就是今天军事形势陷于每况愈下的原因。”
到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又向国务院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前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问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意见，即要蒋氏不要亲自指挥军队，而由巴大维将军协助国防部长指挥作战，但蒋氏完全置之不理。巴大维将军目前遭到的困难，完全是因为中国统帅不采纳他的建议所致。”
至此，美方已把国民党在军事上失利的责任，完全推给蒋介石个人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