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白崇禧将所部从衡阳撤回广西以后，以鲁道源第十一兵团守湘桂路正面。以黄杰的第一兵团守三江担任左翼，一部驰援黔东。以徐启明兵团守龙虎江，担任右翼。张淦兵团驻平乐、荔浦整补。
十月十五日，前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前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从香港电白崇禧：“黄启汉抵港，负有和平使命，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这是刘斐于六月中南来以后，北京第二次对白崇禧发出的讯息。但白崇禧此时的心态，除了准备对历史交代以外，不作其他考虑。
十月二十六日，白崇禧召集李品仙、夏威（副长官）、黄旭初（广西省政府主席）、徐祖诒（参谋长）、张淦（第三兵团司令）等到桂林榕湖公馆开会，商讨今后战略问题。大家均以为应确保云南、桂西南、雷州半岛、海南岛，并控制粤北，即派一个师去龙州，但后续的部署没有跟上，二十七日白崇禧即应李宗仁之邀前往重庆，一切具体措置都停顿下来了。
李宗仁为什么邀白崇禧来渝会晤呢？原来吴忠信于十月下旬从台北到了重庆。一天，吴礼卿对李宗仁说：“现在西南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严重，为德公计，何不去电邀请总裁前来重庆坐镇？”李宗仁说：“蒋先生这几个月飞来飞去，从来不要我促驾，现在为何要有此一举？”
吴忠信不能自圆其说，就亮出他的底牌，要李宗仁知难而退，并参与对蒋“劝进”。李宗仁一闻此言，不禁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控制，把局面搞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职，那就复职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李宗仁将此事提出来同白崇禧商量，白氏经过这几天同张群、朱家骅进行了一连串的接触。十一月二日晚上，请李宗仁约一些高级幕僚李汉魂、刘士毅、邱昌渭等到上清寺一〇二号官邸会齐，听取他的建议。刚巧程思远于是日从香港飞抵重庆，也参加会议。
开会时，李宗仁问程思远：“香港有什么消息？”程氏说，最近蒋廷黻（1895—1965，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1935年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给顾孟余写信，告诉他下面几件事：蒋廷黻发起要成立中国民主党，要顾孟余共同推动。美国务院在十月初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商讨新的对华政策，由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无任所大使吉赛普主持。会议分两组进行，其由对外政策协会罗申格和拉铁摩尔负责召集的一组，主张美国立即承认新中国，吉赛普站在该组的立场。至于由共和党人史塔生州长召集的一组，则认为应静观一个时期再行制定新的政策。艾奇逊将此问题提出与司徒雷登商量，后者主张应暂订一个过渡时期的对台政策，为了配合国务院既定的不援蒋的方针，台湾地方政权应由陈诚交出，由吴国桢负责。而以后者作为支援的对象。蒋廷黻了解到这些情况，所以立心要成立中国民主党使它成为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企望最终能够代替国民党。另外蒋介石邀胡适返台，向他征询如果前者复职可能引起美方什么反响，等等。
李宗仁对蒋介石酝酿复职作了详尽的阐述，并申明了他不劝进的立场。白崇禧以和解的口气说：“总结十个月来的经验，蒋介石既不肯放手，我们也不能自行其是，长此僵持下去，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挽救危局呢？我建议德公去昆明小住，由我出来调处，看看是否能够达成妥协。”李宗仁同意了白崇禧这个建议。
十一月三日，李宗仁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临时会议。会上，李宗仁说，他要到昆明巡视，并邀张群、洪兰友同行。张、洪两人当场答应了。当日下午一时十分，李宗仁偕张群、洪兰友乘“天雄”号专机飞昆明，白崇禧到九龙坡飞机场送行。回城时，他特邀程思远、邱昌渭同车到其神仙洞住处午餐。饭后，白崇禧要程、邱两人去找交通部长端木杰，要后者约吴忠信来神仙洞同白崇禧一谈。原来端木杰当交通部长，是吴忠信提名的，当时吴在广州、重庆的一切生活开支，都是由端木杰供给的，他们两人关系异常密切。
十一月四日，白崇禧拟订了一个蒋、李妥协方案交给吴忠信，其中要点包括：
一、蒋介石复职；
二、李宗仁出国；
三、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当日下午白崇禧从重庆飞返桂林。
十一月九日上午，端木杰到重庆国府路学田湾访程思远、邱昌渭，传达了吴忠信得到台北方面对白崇禧所提方案的答复：
一、蒋介石同意复职；
二、李宗仁不能出国，因为蒋介石怀疑李宗仁到海外后将进行反蒋活动；
三、白崇禧可以任行政院长，但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李宗仁出国的话，那么李氏凭什么答应同蒋介石妥协呢？至此，白崇禧的居中调处活动，卒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