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财富都是大致相等的，谁也没有过多的剩余财富，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加舒适，大家都在不断努力追求安乐，这将使人的内心处于这一状态——爱好实用而不太爱美。对于这一切我不想再一一赘述，以免浪费读者和我自己的时间。民主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所以它们首先要发展的艺术，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而是可以使生活更加舒适的艺术。习惯上他们以实用为主，使美居于其次。它们的希望是：美的东西同时也要是实用的。
但是，我还想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一特点，之后便描述其他一些特点。
一般说来，在承认特权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是其从业者的特权，也就是说每一种职业都是不准其他行业涉足的独立世界。甚至在各行各业已经自由的时候，由于贵族制国家由来已久的停滞性，仍会使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人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且这个阶级的成员永远是原来的那几个家族。由于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因此不久就产生了同业的公意和同行的自尊。在这样的一个实业阶级内部，每个手艺人做工作并不只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保持自己的荣誉而努力。他们的行为准则就是他们的集团利益，这种利益既不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不是他们雇主的利益。所谓团体的利益，就是指每个手艺人都必须制造出杰出的作品。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艺术追求的目标不是加快制造速度，更不是降低造价，而是尽量做出精美的制品。
反之，当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下（每一种职业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人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或离开某一行业，同一行业的成员彼此视为外人，几乎都不相识和互不关心的时候），行业的社会联系便不复存在，每个从业者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这样他们便只求用最少的费用来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唯能够抑制他们的消费者的意志是从。但是，消费者对他们同时也会采取相应的对策。
在这样的国家里（财富像权力那样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并且永远为他们所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将永远为同样的一小撮人所享用；而其余的一切人，或由于贫困，或由于习俗，或由于自我节制，而被排除在这种享用之外。
这个贵族阶级处于荣誉的顶点并且保持不动，范围既不扩大又不缩小，所以它感到自己的需求永远都是一样的，而且永远以同样方式享用。这个阶级的成员，因为他们居于高人一等的世袭地位，而爱好最精致和最耐用的物品。
这种情况普遍影响了全国人民对待工艺品的态度。
在这样的国家里，哪怕是农民，也经常喜欢购买最好的物品，否则宁肯不买。
因此，在贵族制社会里，手艺人只对人数有限而且非常挑剔的顾客服务。他们完全凭借自己高超的手艺赚钱。
当所有的特权均被取消，等级的界限消失，人人都可以在社会的阶梯上时沉时浮时，上述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许多人的家产都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小。他们在家业兴旺时期染上的某些需求根深蒂固，并不会因为他们无力再满足而消失。于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们费尽心力，急切地寻找某些可以找到的间接办法。
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里，我们也常见到一大批人的财产日益增加，但他们欲望的增长速度比财富的增长速度还快。在他们尚未得到财富之前，就已经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他们预计可以得到的财富之上了。为了尽快享用，这些人千方百计地寻找捷径去得到那些即将到手的财富。这两种原因合在一起，便在民主国家产生了如下现象：尽管一大批公民的需求已经并非他们的能力所及，但他们宁愿勉强地满足自己的愿望，也不肯放弃所期求的对象。
因为手艺人本身也有这种感情，所以他们容易理解这些人的感情。在贵族制社会，他们向少数人高价出售自己的制品，而现在，他们发现有更便利的办法使自己发财，这就是降低制品价格，扩大销售面，向大众廉价出售制品。
但是，只有两种办法能够降低商品的价格。
第一种办法是探索出最好、最快和最妙的生产方法。第二种办法是大量生产品质基本上一样但价格较低的制品。在民主国家，从业者的智力几乎全都用在了这两个方面上。
他们努力去发明新的工艺，这种工艺不仅可以把产品制做得更好，而且可以做得更快、造价更低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设法降低其所制作的制品的原有质量，但同时又不能使制品的规定用途下降。以前手表只有富人才戴得起，因此显得特别珍贵。而现在，手表已经不再是什么稀罕物，几乎所有的人都拥有。所以说，民主制度并没有只使人的精神专注于实用工艺，它还使手艺人们快速地大量制造不够完美的制品，而消费者们也满足于这样的制品。
但这并不是说，在民主制度下，在必要的时候也不能制造出更好的制品。只要买主肯出钱使手艺人的时间和劳动得到良好的报酬，手艺人也会经常造出品质优秀的制品。这场斗争各行各业都参加进来，通过广泛的竞争和大量的实验，自会出现一些手艺高超的达到本行业高峰的木匠，但显示他们手艺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对自己的手艺他们都吝惜到了极点。他们审慎持重，不愿意大显身手。虽然他们有能力超过他们所承担的任务，但却往往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而已。反之，在贵族制度下，手艺人总是尽其才智而为，一心想要达到其行业的高峰。
当我到达一个国家，看到该国的工艺提供出的一些令人赞美的作品时，我还不能使我理解该国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但是，只要我发现该国的工艺品数量很多而且价格便宜，但却不够完美，我就可以肯定：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家，特权正在逐步消失，各阶级正在混合，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就会融合在一起。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匠人，不仅要使自己造出的有实用价值的制品能够售给全体公民，而且还要设法使其全部制品具有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异彩。
在各阶级互相混杂的社会里，人人想装出一副不代表自己的真实情况的模样，并为装得像样而大费苦心。民主制度不是这种感情的成因，因为这种感情完全出于人心的自然。但是，民主制度却在使人把这种感情用于物质方面。道德方面的虚伪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但奢侈方面的虚伪则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
虚荣心是人的一种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人们便在工艺上进行种种欺骗，有时甚至做得过分，从而使工艺本身受到损失。现在，已经出现了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钻石。等到发明出的制造方法达到十全十美，使人们难以辨别真假钻石的时候，人们就可能对这两者都会不感兴趣了，会把它们视为一般的小石子了。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谈艺术之中的那种被我们特称为“美术”的艺术。
我不认为，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必然产生使从事美术的人减少的效果。但是，这样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将会对美术工作者的造就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那些原本对美术深为爱好的人，大部分将要变穷；另一方面，许多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将会附庸风雅，开始爱好美术。结果，总的说来，美术品的顾客将有所增加，但是，其中真正识货和特别有钱的人却为数不多。这样，我在前面对实用艺术讲过的那类现象也将在美术方面发生，即美术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但每件美术品的价值却下降了。
在那时人们不再追求伟大，而只注意优美和悦目，主要看外表而不重实质了。
在贵族制度下，产生了很多幅伟大的绘画作品，建造了一些青铜像；而在民主国家，则出现了大量的平凡绘画作品，塑造了一些石膏像。
当我坐船从大西洋驶入伊斯特河，首次到达纽约的时候，遥望离市区不远的地方，看到沿着河的两岸建有一些白色大理石造的小型宫殿，其中有几处还有点古香古色，我大吃一惊。但是，当第二天我到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一处去就近仔细观察时，却发现它的墙是砖砌的，只是表面涂上了一层白粉，而它的木制柱廊上则涂上了带色的油漆。原来使我钦佩不已的那些伟大建筑物，竟然全是这样的货色。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还能使一切模仿性艺术具有一种一眼便可看出的独特倾向。这种独特的倾向往往是使艺术只专注于描绘形象，而不重视刻画灵魂，因而情感和思想的描写便被动作和感触的描写所取代了，而现实就占去了理想应当占据的地位。
我猜想，拉斐尔应该没有像现代的画家那样去细致入微地研究过人体的结构。在这一点上，拉斐尔认为不必要求得那样严格，不需要画得分毫不差，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貌似。他要把人画得像人，而又有些地方超越人。他要把美本身画得更美。
反之，大卫和他的学生们，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而且是著名的解剖学家。他们能够极其真实地再现他们面前的模特儿，但也仅是如此，他们很少把想象的成分渗入其中。拉斐尔在追求比自然更美的东西，而他们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自然写生。虽然大卫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精细入微的肖像画，但拉斐尔却能使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窥到神韵。
关于绘画方法，以上我所述的一切，也可适用于题材的选择。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所选的伟大题材，一般都超越了他们本身或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且这些题材能使他们发挥巨大的想象力。而当代的画家，则经常用自己的天才来分毫不差地再现他们眼前不断出现的私人生活细节，并且他们只按照自然界到处可见的原物去复制平凡题材的一切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