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切其他国家一样，自由国家可以保有因殖民或征服而获取的属地属国。在近代史上，我们自己的属国便是这类事例中最主要的事例。至于应该如何统治这样的属国，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没有必要去讨论像亚丁（Aden）、直布罗陀（Gibraltar）或赫尔戈兰（Heligoland）那些仅仅被当做海军或者陆军基地的小块地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或陆军的军事目的是最高的，所以，他们不能允许居民统治这个地方。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应被允许享有包括自由管理市区的事务的权利在内的、与这项限制相符合情况下的所有特权和自由；而且，作为对当地为统治国的便利所作牺牲的一种补偿，居民还应被允许享有在帝国的全部其他地区与当地臣民同等的权利。
属国是远离本国、人口较多、地域较大的领土，它们或多或少必须服从有主权的国家的主权行为，可是在议会中，即使他们有代表权，也不会有同等的代表权。上面所说的领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具有与统治国家同样文明的人民组成的，在这些地方可以并且具备条件实行代议制政府，例如英国在澳洲和美洲的领地，而另一类，像印度那样，则与那种状态仍相距甚远。
就第一类属国来说，政府的真正原则终于被我国罕见地彻底实现了。一直以来，英国对于这种属于它自己的语言和血统的远离的人民，以及一些不属于同一语言和血统的人民以仿照它自己实行的制度而形成的代议制度，始终感到身负着某种程度的责任。然而，直到这一代，就它允许这些属国通过它所给予的代议制度实行的自治程度看来，它一直处于与其他国家同等的低水平，甚至于，它要求成为他们的纯粹内部事务的最高主宰，是按照它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按照他们的意见来决定这些事务应该怎么管理。这种做法是殖民主义政策的错误理论产生的必然结果，这样的一种理论一度遍行于欧洲，而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抛弃它。这种理论认为，殖民地的价值在于给我们的商品提供市场，而那些市场是可以为我们所专用的。我们高度重视这项特权，以至于认为允许殖民地的产品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享受我们的商品在它们市场上所享有的同样的垄断权来换取这项特权是值得的。
这种方案是通过一方向另一方支付巨大金额，而将其中的大部分丢失在半道上，从而使他们和我们自己富裕。如今，这种有名方案已经被放弃一些时候了。然而，在我们放弃了借它牟利的想法时，那种插手殖民地内部管理的坏习惯却没有马上停止。我们还在继续折磨着殖民地的人，为了殖民者中一部分人或一派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这种坚持对殖民地专权的做法，在我们产生了放弃它的可喜想法之前，让我们付出了加拿大叛乱这一代价。英国就像一个缺乏教养的兄长，仅仅为了习惯而坚持虐待自己的弟弟们，直到其中的一个兄弟勇敢地反抗以警告他，让他停止那样做。虽然二者力量悬殊，不过我们还算聪明，并不需要第二次警告。德拉姆勋爵（Lord Durham）的报告让各国殖民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报告体现了那位贵族的爱国心、勇气以及宽宏大度。这个报告也是该报告的共同作者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先生与已故的查尔斯·布勒（Charles Buller）先生的才智与实际工作时表现出机敏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a。
目前，大不列颠在理论上公然宣布并且在实践上忠实遵守的政策中的一项确定的原则是，那些属于欧洲种族的它的殖民地与母国享受同等的最充分的内部自治。对于我们所给予殖民地的已经是很得人心的宪法，它们可以作一切它们认为合适的修改，从而制定它们自己的自由的代议制宪法，由按照高度民主原则组成的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对该殖民地进行统治。虽然名义上保留议会和英国国王的否决权，而实际上，这种否决权只对关系到帝国的问题才行使，而且很少行使，在只关系到该殖民地的问题时，是无法行使的。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对帝国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区别所作的宽大
a 这里所说的是这一改进了的政策的采用，而不是它最初的建议，毫无疑问，作为这项政策的最早拥护者，荣誉是属于罗巴克（Roebuck）先生的。的解释：在我们的美洲和澳洲殖民地后方的所有地带的未经占用的土地，该殖民地可以任意处置，虽然这些土地如果掌握在帝国政府手中，从为帝国各地区的未来移民的最大利益角度出发加以管理，也并没有什么不公正之处。因此，每个殖民地对它本身的事务拥有充分的权力，甚至最松散的联邦成员也能拥有这种充分权力，而且比在美国宪法下享有的权利要充分得多，它们可以对从母国进口的商品自由地随意抽税。它们与大不列颠之间的结合是最松散的一种联邦，不过，这其实并不是一种严格平等的联邦，虽然母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减少到极有限的程度，但是仍保留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种不平等对附属国是不利的，在对外政策方面，后者没有发言权，却要受母国所作决定的约束，它们不得不参加英国的作战，而且是在对参战事没有和他们进行任何事先商讨的情况下。
有些人认为社会必须保持公正，就像个人必须保持公正那样，有些人认为凡不应为自己利益而施之于人的事同样也不应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施之于其他国家，这些并非少数的人们认为，即便是在殖民地方面，这种有限的宪法上的从属关系也是违反原则的。同时，这些人还常常致力于寻找能够避免这种从属的办法。根据这种情况，一些人建议殖民地应该选举代表参加英国议会；另外一些人则建议，我们自己的权力应该限于对内政策，和殖民地的议会一样，同时，还应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帝国事务和对外事务的代议机关，在这个代议机关里，附属国应该和大不列颠本身一样，按照同样的方式，享有同样充分的代表权。依据这种制度，在母国与其殖民地之间便会存在一种完全平等的联合，那么到时也就不再是附属国了。
由这些建议而产生的公共道德观念和公平心是值得赞美的，然而，这些建议本身与合理的政治原则却非常不相符，以至于人们怀疑是否会有一些通情达理的思想家当真认为它们是可能做到的事情。相隔着半个地球的国家，不具备受一个政府统治或甚至是作为一个联邦成员的自然条件，倘若说它们有足够的相同利益，它们之间也没有并且决不能有在一起进行充分商讨的习惯。这些国家的人民并不是属于同一国家的人民，他们个别地讨论和考虑问题，并不在同一个舞台上活动，对于彼此心中所想之事他们也仅有极不充分的了解。他们不但不知道彼此的目的所在，而且对彼此的行为原则也缺乏信任。任何一个英国人可以试问，他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命运由这样的一个议会决定。这个议会中有三分之一是英属美洲人，另外的三分之一是澳大利亚人和南非人。
但是倘若存在任何像平等的或公平的代表权之类的话，结果便必然会是这样。难道每个人都感觉不到，即便是在属于帝国性质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代表们对爱尔兰人、英国人还有苏格兰人的利益、愿望或意见都不够关心或无法理解吗？即使严格地就联邦来说，它也并不具备我们所说过的联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便没有殖民地，英国也足以保卫它自己，同时，倘若与殖民地分开，英国就会比降低为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联邦的一个单纯成员处于更为强大也更有尊严的地位。分开后，在贸易方面，英国同样会有从属地得来的好处，除了在威信方面所得的好处是不多的。它所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远远抵不过它为其花的费用，并且，一旦有战争发生，或者有战争真实危险存在时，英国的陆海军力量必须为它们所作布防达到为本土所作布防的两倍甚至三倍。
然而，虽然大不列颠没有它的殖民地也完全能行，而且依照任何公正原则和道义，它也应当同意殖民地分离，不过，一旦等到经过最好的联盟形式的充分试验之后，它们审慎地表示希望分离的时候，却又有充分而有力的理由，在不引起任何一方反感的情况下，来保持目前这种在联系上的轻微约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它是走向国家之间普遍和平以及全面友好合作的一步。
它使得战争的爆发在一大批否则就是独立的社会之间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同时，它还防止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被一个外国吸收，成为某个更邻近或更专制的敌对国家额外的侵略力量的源泉，也许，这个国家不总是和大不列颠一样爱好和平、没有野心，但是，它至少让这些国家的市场保持了对彼此的开放，并且防止了彼此树立敌对的关税壁垒，除了英国之外，这种关税还没有被一个伟大的人类共同体完全摆脱。就英国的领地来说，它有一种好处，在目前特别有价值，就是增加这个强国在世界会议中的道义上的分量和影响。在所有的国家中，这个国家是最理解自由的，而且，不管它过去曾经有过什么错误，在对待外国人这一方面，其所达到的道德原则和良心超出其他任何大国认为可能或者承认是值得期望的程度。所以，既然当这个联邦实际上继续存在时，它仅有在一种不平等的联邦基础上才可以继续存在，那么，考虑一下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这些少的不平等不致令处在较低地位的社会感到屈辱或麻烦，便显得非常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会有的唯一的一种不平等便是，母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为它自己与它的殖民地作出决定。作为回报，母国将承担为殖民地击退直接针对它们的侵略的义务。然而，除非处于次等地位的社会弱到必须由强国来保护它，否则，作为交换的义务与不给予在审议问题上的发言权并不完全相等。所以，在一切战争中，除了那些像新西兰战争或加夫里（Caffre）战争那样，为了特定的殖民地而引起的战争之外，不得要求殖民地的人民（在他们没有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对承担战争费用作出任何贡献，当然，为了防御他们自己的海岸、海港以及疆界不受侵略这样特殊的当地需要除外。另外，因为母国主张有权自行决定奉行或采取可能令殖民地受到攻击的政策或措施，为此，甚至在和平时期，它也应该承担殖民地军事防御费用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是常备军的费用，便需要负担其全部，这是绝对正当的。
不过，有一种比这些办法更为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只有依靠这种方法，较小的社会才可以得到和把它作为国家间实体力量的个性溶化到一个强大而广泛的帝国的较大个性中去完全对等的东西，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法，同时还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它不但满足了公正的要求，而且也符合日益增长的政策上的需要。这个方法便是将政府所有部门的服务，而且是在帝国的每一部分，都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向殖民地居民开放。为什么人们从没有听到在英吉利海峡中的岛屿有丝毫不忠诚的声音呢？论宗教、种族还有地理位置，它们更应该归属于法国而非英国。然而，一方面它们像新南威尔士和加拿大那样享有对税收和内政的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英王授予的每一个荣誉或职位都自由地向泽西或革恩西的居民开放。联合王国的上院贵族、海军将官、将军，有的便是出自于这些无足轻重的岛屿，同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妨碍首相出自这些岛屿。
一般来说，这一关于殖民地的制度最早开始于开明的却死得过早的殖民大臣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Sir William Molesworth）。当时，他任命了一位加拿大的主要政治家欣克斯（Hinckes）先生到一个西印度政府任职。因为这种任命实际上受益的人并不是很多，便认为这种事情不重要，其实这是对社会政治行动的活力的一种极为肤浅的看法。那有限的人数恰恰是由那些对其他剩余的人具有最大的道德力量的人们组成的，并且，人们不会如此缺乏集体的自卑感以至于不会感到因为他们共有的一种情况，而不给予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好处的行为是对他们全体的侮辱。倘若我们不让一个社会的领导人物作为该社会的领袖和在人类全体会议中的代表，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就应当对他们合法的功名心和对该社会的正当的自尊心负有给予回报的责任，就该给他们在一个更重要和力量更大的国家中，处于同样显贵位置的同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