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创建者成汤对于伊尹，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对于管仲，孟子说，他们都是先认可对方的学识，然后才请他们做臣子。事实上，在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家如果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却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并有所作为的，我从来都未听说过。所以，非秦孝公不能任用商鞅，非刘备不能任用诸葛亮，非苻坚不能任用王景略，非埃马努埃莱（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不能任用加富尔，不是普鲁士的威廉一世不能任用俾斯麦。如果他们的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却要辅佐他干一番事业，那么，不是通过正当途经获得君主支持的，比较差的就像唐顺宗时的王叔文、王伾，比较好的就像明神宗时的张居正。所以，要想了解王安石这个人，不能不先了解宋神宗。
《宋史·神宗纪》在“赞”词中说道：“神宗皇帝天性孝顺友爱，他对祖母、母亲都很恭敬，在她们身边侍奉的时候，总是垂手站立，无论寒暑都不改变。他曾经和两个弟弟一起在东宫读书，听侍讲王陶讲论经籍和史传，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敬，他还带着两个弟弟向老师行大礼，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说他是有贤德的人。他继承皇位之后，谦虚谨慎，对首辅宰相都很敬重，鼓励直言，体恤鳏寡孤独之人，赡养那些年高有德的老人，改变财政的匮乏状况，不对宫室搞豪华装修，不搞劳民伤财的各地游幸。”《宋史》本来完成于嫉妒仇恨王安石的那些人之手，他们对于宋神宗，往往也是有微词的。既然如此，按照他们在这里所讲述的，宋神宗的德行已经是秦汉以来皇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不过，宋神宗之所以被称为“神”，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他对大宋朝几代人向辽国、西夏国缴纳岁币感到耻辱，不甘心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的雄风，他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欣赏赵武灵王主张胡服骑射的英明果断。史书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想要积攒两百万批绢帛，换取辽兵的脑袋。按照他的设想，以二十匹绢收购一个脑袋，辽兵精锐不超过十万，两百万匹就足够了，并把这些绢储存在景福殿。宋神宗继位之后，元丰初年（公元1078年），更改景福殿库名，他作了一首诗：“五季失固，玁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徵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于是，设置了三十二个库，用这些字为三十二个库命名，一个字为一库之名。后来，又积盈余二十库，他又作了一首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也是如法炮制。
由此看来，宋神宗的隐痛和他的远大志向，不是已经让天下后世的人们看得很清楚了吗？王船山（夫之）说得好：“宋神宗一定有不能畅所欲言的隐衷，这就是说，在他身边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能够领会他的意图并为他谋划的人。神宗皇帝刚继位的时候，曾对文彦博说：国家养兵以备边疆有事，仓库里就不能没有富余的钱粮，这不是受到王安石的诱导，我很早就立下了这个志向。（中间省略）神宗仿佛被荆棘囚困在楼台之上，形势紧迫根本不容他在那里自怨自艾，徒发感伤，他希望振奋精神，有所作为。
然而，他却难以把自己心里所思所想的话对众人说出来，以鼓舞大家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决心，只是提出养兵以防备边疆有事，还要求助这些高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掌握国家权柄的高官，不愿意像他那样表现得焦躁不安，只是想如何与他平安相处！”王船山对宋神宗的论述，真可以说是窥见了他最隐秘的地方。宋神宗这个人，其实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怀着一种赤诚心忧天下，不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人。他一辈子都担心自己成为昏聩、糊涂之人，而不以一天的头晕目眩为苦。凡是王安石期待着从宋仁宗那里得到的东西，在神宗这里都得到了。而且，神宗皇帝环顾群臣，没有一个可以谈话的人，当他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就好像获得了左右手，他们就像鱼见到水，水养护鱼一样，和谐默契，造就了两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君和臣的一段佳话，难道是偶然的吗？
王安石既然以他的君王不能成为尧舜而感到耻辱，而宋神宗则毅然把尧舜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那么，王安石的事业，也就是宋神宗的事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只选择王安石所写奏议一两篇，来看看他辅助皇帝的事业是多么勤勉。他在《进戒疏》中写道：
我认为，皇上已经结束了守丧的仪式，这完全符合古代圣贤所规定的礼仪。现在是臣子们向您进呈劝诫的时候了，我现在皇上身边工作，有责任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孔子与颜渊讨论如何治理国家，他提出先要抛弃郑国的乐曲，然后远离斥退那些小人。商汤的左相仲虺称赞汤的德行，首先是不近声色，不聚敛财富，然后，任用他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深信不疑。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沉迷声色，不玩物丧志，然后使自己能够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后才能明白事理；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对人有所了解；对人有所了解，才能使得小人远远地离开你，而忠臣良士以及贤德的君子，才能及时得到任用，并让他们尽心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养成，都是很容易的。皇上虽然拥有过人的才华，如果不能早早地自己戒除这种声色欲望，以至于出现失误，让这种欲望扰乱了自己的心思，也会造成精神不能集中的恶果；精神不能集中，就不能明白道理；道理弄不明白，歪理邪说就会乘机来影响你，这样，它给你带来危险与动乱，也不是不可能的。
皇上自从继位以来，还没听说有过沉迷声色、玩物丧志的时候。然而，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他尚且认为，人活到七十岁的时候，才敢于随心所欲，如今皇上正值盛年，享受着君主的尊荣，想以声色欲望蛊惑你的人并不少见，那么我的这种担忧和皇上的自我约束，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老天降生圣人的时候是非常吝啬的，而我们能赶上圣人的降生就更难了。如今，老天既然已经把圣人的禀赋给了皇上，那么，人们就要把对于圣人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希望皇上能够自尊自爱，成就你的圣德，自强不息去建功立业，使您在后世不丧失圣人的名誉，而天下的人都能得到皇上的恩泽，这难道不是您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他在《论馆职札子第一》中写道：
（前略）自从尧、舜以及周文王、周武王以来，他们都喜欢探讨治理天下的道理，选择人才任用他们来辅助自己。我想，一个皇帝的职责就在于探讨原则道理，而不在于做事；就在于选拔人才并任用他们，而不在于自己去亲力亲为。希望皇上能以尧舜文武为榜样，那么，圣人的功德一定显现于天下。至于各个部门那些琐碎的事务，恐怕没有必要让圣人每日辛勤劳碌。（中间省略）政府各个部门每天都有事情请示汇报，他们所说自己部门的那些事，都是琐碎的小事，至于关系到国家大局的事情，有时刚说了一个大概，就由于时间紧迫，只好暂时告退。
如今有很多事，如果不是经过详尽的讨论和说明，让所有需要变革、设置的施政措施，无论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的先后，以及大小、详略的方案，都让皇上了解清楚，烂熟于心，然后按照顺序去施行，那么，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没有办法贯彻实施的。而且，像我这样的臣子，如果不是皇上的恩赐，我又怎能从容地竭尽全力地去做事？自古以来，那些有过很大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是开始的时候非常勤奋，到后来就沉湎于享乐和安逸的。如今，皇上具有圣人的资质，秦汉以来的帝王，没有能和您相比的。您在处理天下大大小小的事务时，也是非常勤奋的，但是，您所做的有些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所采取的措施有时也并不合适，我担心您到后来并不能以享乐和安逸结束一生，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啊。
读罢这两篇文章，王安石如何启发他的皇上，就可以看清楚了。他所说的不沉迷于声色，然后才能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后才能明白道理；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对人有所了解。这些岂止是君王，凡是做学问、做事情的人，都应该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他所说的让所有准备变革、新创的施政措施，无论事情的本末、时间的先后，以及大小、详略的方案，事先都经过详尽的讨论和说明，则又是开创一个事业的根本，而宋神宗后来之所以能对王安石那样信任，不被社会舆论和众人的言论所迷惑，大概也是有原因的。
他在《论馆职札子第二》中写道：
皇上自从继位以来，因为在职的这些官员有些缺乏才能，就提拔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多数是有些小才而在德行上有缺陷的。这样的人如果得了志，社会风气就会败坏，社会风气败坏了，那么，这些朝夕在您左右的人，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侍奉皇上，就没有胆量质疑朝廷的是非；那些被皇上派到各地去的人，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为皇上做事，也就不能了解关系到天下兴亡的主要问题在哪里。这种弊端已有前车之鉴，恐怕不能不认真对待。想要解决这个弊端，只有亲近贤德良善之人而已。
啊！我读到这里从而了解到，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在用人方面有不合适的地方，责任一定不全在王安石啊。宋神宗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情太急切了，然而，君子中能够顺应他这种愿望的人又太少了，所以，在用人方面就有些鱼龙混杂，来不及仔细选择。这是宋神宗的一个麻烦，也是王安石的一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