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输法是汉朝桑弘羊开创的，到了唐朝的刘晏则更加完善，王安石只是仿效了他们的办法，并非自己的首创。古代货币的使用还不完善，民间常常是以实物进行交易，国家征收赋税，也以实物计算。所以，由于道路有远有近，输送税收的劳役就不是很均衡。又由于每年年景的丰歉不同，供求之间也得不到很好的调剂。百姓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国家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利益。确实像条例司原奏中所写的那样。因此，桑弘羊、刘晏施行的均输法，不用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收入充足，历史学家称赞他们，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当今世界，交通便利，货币的使用也更加普遍了。我辈读史，见他们为了这件事竟不怕麻烦，苦苦思索，以求答案，却不了解当时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的苦心孤诣，看上去是那么遥远而不可企及。当时那些气势汹汹攻击均输法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宋史》说，均输法最终没能贯彻施行，但它没说最终没有贯彻施行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攻击它的人太多就终止了吗？
第四，市易法
王安石制定并推行的市易法，大致上是借鉴了汉朝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法，其特点是平抑市场的物价，掌握制定物价的权力，把物价的操控权夺回政府手中，其实，类似一种专卖法。《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它的缘起和基本内容：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建议在大宋的边疆进行贸易，并希望能以官府的钱作为本钱。神宗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让秦凤路经略司以四川交子交易货物支持他，并任命他负责此事。王韶就想把他的官署移到古渭城去，在那里建一个市场。李若愚等人也提议，应该多多聚积货物来吸引西部各民族的百姓。但文彦博、曾公亮、冯京、韩绛、陈升之等人却对其作用表示怀疑。王安石于是说：“如今生活在西北的那些番户，富裕的家里往往存钱二三十万贯。他们都不怕有人劫持，难道朝廷的威严，竟已衰弱到这种程度吗？如今想要联系西部羌人，把气氛搞得愈热烈，和他们的关系也就愈亲近。古渭城是一座边寨，便于和他们联络，各地来做买卖的商人云集此地，居住在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还可以在这里置军，增派军队，选择合适的人守卫这里，形势就更不一样了。而且，西北的蕃部能够和官府进行市贸交易，那些边民也不再拖欠赋税和债务，而且心怀归顺之心，不仅收获了这样的好处，还开拓了疆土，以后可以在这里集结军队。”
由此看来，市易法的兴起，原本出自王安石的“殖民”政策。大约边界尚未开发的地方，要想借助人力的帮助，使它日益繁荣起来，着手的办法一定在于开发商业。但是，既然尚未得到开发，商人们就会裹足不前，这时，不靠国家的力量推进，是很难取得成效的，这正是王安石力排众议坚决推行此事的原因。后来有了成效，就把它推行到京城来了。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神宗下诏，拿出国库的钱帛作为资本，在京城设置了一家交易市场，即市易务，由三司管辖。先前有一个名叫魏继宗的人，他上疏给北宋政府，其中写道：“京城的百货没有固定的价格，富户豪强，乘人之危，牟利数倍，财富都聚积到一小部分豪强富户的手里，国家财政也显得十分窘迫。所以，请求将用于专卖货物的钱放在常平市易司，选择懂得财政的官员来负责这项工作，并要求守法的商人进行配合，帮助官府了解、控制市场的价格，如果市场价卖得贱了，就提高价格买进来；如果市场价卖得贵了，就减价把货物卖出去，所收获的结余则上缴政府。于是，中书省奏请在京城里设置市易务官，凡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货物，以及滞留在老百姓手里暂时卖不出去的货物，都可以根据平抑后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愿意和官府以物易物的听其自便。如果想在这里进行交易，官府还可以根据他的偿还能力，借钱给他，限期归还，半年收取利息十分之一，一年翻倍。政府各个部门按照比例向百姓摊派税收，完全依靠纳税之人的供给。……在这之后，各个州郡都设置了交易市场，进行贸易业务。
当年，均输法为什么在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废止了呢？对此我曾经是有疑问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是容易被别人的言论所左右的人。现在看来，正是市易法的实行取代了均输法。市易法与均输法，他们的立法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均输法所涉及的，只是官府按照定额收取的赋税，而市易法所涉及的，却是一般的商务，所以，它们的范围就有广狭的不同。而且，已经有了市易法，均输法的作用也就寓于其中了，不必再单搞一个均输法。考察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约有两条：其一，特别注意经济学上关于财富分配这一方面，用这个办法来抑制豪强富户的兼并行为，保护贫苦的底层百姓。
大约那些小本经营的农户、商户、手工业者，他们生产、制造了一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变卖，往往因为豪强富户联手控制市场，压低价格，卖不出好价钱，伤害了这些商品生产者的利益；豪强富户用很低的价格买进商品，再转卖出去，仍然联手抬高价格，又伤害了商品消费者的利益。王安石思考着如何救济这些底层的百姓，所以他规定，遇到有客户要出售自己的货物，交易有困难的，如果愿意卖给官府，可以到官府办的交易市场进行买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按照平抑后价格进行交易。
他们卖出的时候也按照当时的行情定价，不能卖高价，所有这些都是希望社会财富的分配能更加公平。其二，特别注重经济学上关于生产这一方面，使金融机构能正常运转，使资本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实际上，一般农户和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的资本往往都很有限，一定要等到把手中的产品卖出之后，收回他的成本，才能进行再生产。中间往往因资金不能及时补充而中断，生产能力也因此而显得微弱和委靡不振。王安石思考着如何能使他们摆脱困境，凡是老百姓能有五个人为他作保的，或者有抵押资本的，官府都可以把钱借贷给他，而以所借时间的长短，收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利息，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扩大生产资金的来源。
市易法立法的初衷就是这样，王安石对于百姓利益也可以说是非常尽心尽力了，然而，市易法果然可以行得通吗？在我看来，王安石制定的各种法令中，没有比这个法更不可行的了。为什么呢？就后面这一点而言，市易务就是一个银行罢了。
王安石生活在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银行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机关这个道理，他的见识在悠久的历史上超过了任何人。虽说银行这种事物，它的性质适合于民办而不适合官办。而且我们看当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甚至都是集合股份办成的，不过是政府实施严格的监督而已，其他大大小小的银行，没有一个不是委托民间开办的，这一点不必多说。如今，每一件事都由政府亲力亲为，并任命官吏来充当领导，且不论其中的事务多么琐碎，和管理政务完全不同，而且决不能把事情办得很好，这是欧洲各国都经过尝试从而证明行不通的。按照前一种说法，市易法就是一种专卖制度，它的本意不过是要解决有些商品不好销售的问题，由官府来包办。但发展到后来，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出面垄断所有产品，完全由官府进行买卖。
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要由政府出面制定其价格，这样做，大概不是由于所谓平抑物价的目的不能达到吧。政府垄断所有产品并委派官吏进行管理，这是近世以来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一种理论，看起来，他们之间倒是有相辅相成的地方。按照这种理论，国家就是唯一的资本家，也是唯一的企业家，绝不会有第二个人和它竞争。这种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行呢？我还不敢断然下结论。然而，在现今这种社会制度下，要想推行这种制度，是不是可行呢？如今是经济社会，只能根据社会供求关系来调剂，自然会达到一种平衡，所谓自由竞争，正是它不可动摇的原则。如今却要取消这种经济运行的法则，将这种职能完全归到国家的名下，不必说它一定不能达到目的，即使能够达到，也是灾难性的，而且非常危险。
大概它最初的意愿是想抑制那些兼并者，但发展到后来，势必由国家自己做了兼并者。兼并者对百姓的危害确实很大，然而，有一个兼并者起来了，就不能禁止其他兼并者起来与它竞争，竞争的结果就可能使价格低于平价的水平。如果国家成了唯一的兼并者，而没有人能够和它抗衡，那么，百姓的困苦又如何解脱呢？所有这些都是市易法不可推行的理由。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王安石想用一个市易法达到前面所说的两个目的，却不知道这两个目的是不能用一个手段达到的。银行的性质，最不适合兼营其他业务，而普通的商业，又最忌用典当的方式，而且还负责生产资金的贷款。如今市易法却想兼顾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业务，最后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所以，在当时的各种法令中，市易法对百姓伤害是最大的，而国库所得到的利益也很微薄，王安石的想法虽然很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并不能完全按照他设计好的路线走。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对当时实行的差役制度的改革。改变当时对百姓伤害最大的差役制，实行募役法，让百姓交一些请人服役的钱作为招募差役的资金，其实接近于一种人身税，这种办法同当今文明国家的所得税非常相近，是王安石挽救时艰、施恩惠于百姓的最好政策。我们生活在今天，本朝（清朝）自康熙、雍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政府从来没有役使百姓之事，说到役法，往往没有人了解它是个什么东西。真没想到，数千年来，老百姓辗转死于差役的不知有多少，自从大政治家王安石出来以后，才为他们开启了一条生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享受他的好处。
考察实行差役制度的历史，它的渊源是很古老的，经传中都曾讲到过去有力役之征，即官府或君主征用民间的劳力，其中讲到先王的制度，也是说，征用民间的劳力，每人每年不能超过三天。按照这种说法，就是说力役之征，即使在三代以前，也是免不了的。古代的租税制度尚不完备，国家财政非常微弱，如果要兴办一些事情，则不得不征用民力。就是从人民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来说，这样做也不能说是过分的。然而，君主往往滥用民力而没有节制，所以孟子说，官府征用民间劳力，如果是在耕种收获的时节，就会耽误农时，农民不得不放下地里的农活，去服劳役，结果就造成了冻饿离散的严重后果，他们陷入水深火热的情状是可以想见的。秦汉以来，一直沿用这种办法，没有进行过改革，到了宋朝，它的弊病就暴露得更明显了。下面摘录一些当时士大夫所记事实和他们的建议，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顺应了时势要求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他所制定的法令完善而又周密，也可以比较此前有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清楚的。
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并州知州，山西太原的市长韩琦上疏，他这样写道：“州县的百姓是很苦，但没有比在里正衙门服差役更苦的了。一旦战争兴起，对他们的残剥就更厉害了。甚至有守寡的母亲要求改嫁，亲兄弟要求分家，或者把田地送给别人只求免去上等户，或者用不正常的死亡使自己成为单丁户。用了很多办法，就是想保全性命，摆脱死于沟壑的命运。
每个乡分派的差役有多有少，他们的钱财能力也有高下之分，假设一个县里有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算钱财是三百万贯；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算钱财是五十万贯，轮番休息，次第服役，即甲乡十五年轮一周，乙乡五年就轮一周，富裕的乡休息时间比较长，穷困的乡休息时间就比较短，破产的农户一户接着一户，对朝廷来说，这难道是为民父母的愿望吗？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说过：‘规定农户到衙前服役以来，百姓更加困苦，不敢生产或经商，富裕的人家还不如贫穷的人家，贫穷的人家也不敢成为富裕人家。我曾在村中行走，见农民生产工具都很少，问他们什么原因，都说不敢置办。如今想要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家里储存了可以吃两年的粮食，或积攒了十匹绢帛，邻居已经看你是个富户，指名挑选要你去衙前服役了，哪敢盖房子买地呢？我听了这样的事，十分生气而且伤心，哪有圣明的君王高高在上，四方无事，而制定的法律却使得百姓不敢为长久的生计进行规划呢？’”